非洲自貿區正式啟動，中國扮演何種角色？

2020年，新冠疫情重挫全球經貿，卻無阻年末的整合新契機：11月15日，東盟十國與中日韓、澳洲、新西蘭簽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為8年談判鑄下里程碑；12月30日，《中歐投資協議》完成談判，象徵中歐雙向投資壁壘的消融，橫跨歐亞兩端的投資循環圈未來可期。

無獨有偶，非洲亦在新年傳出好消息。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正式啟動，涵納了54國13億人口、2.6萬億美元的總體經濟規模，於全球自貿區中名列前茅。

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國政府自由貿易協議》亦於同日生效，成了中國對外商籤的第17個自貿協議，亦是中非之間的首例自貿區，中國外長王毅更於1月4日至9日出訪尼日利亞、剛果（金）、博茨瓦納、坦桑尼亞、塞舌爾五國，為新年度的中非合作奠下基石，剛果（金）則於1月6日成為中國在非洲第45個「一帶一路」合作伙伴。

綜觀中國與非洲互動史，雙方相遇既有冷戰下的共同反殖脈絡，亦有互取所需的發展需要。如今非洲與中毛自貿區的同時生效，既象徵非洲統合的新進程，亦折射中非互動的深化，以及中國在非洲統合中，所能扮演的助力角色。

回顧過往，非洲的統合力道始於1963年成立的非洲統一組織（OUA），其以剷除殖民遺緒、實現非洲經濟一體化為宗旨，於冷戰中顛簸前行，直至2002年解散，讓位非洲聯盟（AU）。在此期間，非洲仿效歐盟，成立了非洲經濟共同體（AEC），預計在2034年完成非洲經濟一體化，建立共同市場、中央銀行與貨幣同盟。

然而，非洲大陸歧異甚大、發展不均、政治集團分立，故AEC並未如歐盟般，彌合德法兩大國的百年宿怨，進而推動區域的政經統合，反在成立不久後，受索馬里內戰、剛果戰爭、馬格里布叛亂、尼日利亞博科聖地叛亂、蘇丹達爾富爾戰爭、馬裏戰爭等衝突干擾，屢屢中止談判。

此外，AEC內部亦是山頭眾多、各行其是，例如範圍涵蓋中北非29國的薩赫勒–撒哈拉國家共同體（CEN-SAD），其實與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中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CAS / CEEAC）和東南非共同市場（COMESA）的會員相互重迭，體制迭床架屋、統合進程駁雜不一；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又與南部非洲關稅同盟（SACU）、東南非共同市場、東非共同體（EAC）相互競合；北非諸國則是分歧大過合作，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因西撒哈拉問題而長年不睦，利比亞與毛里塔尼亞則因2003年毛國政變一事交惡，上述發展令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AMU）陷入休眠，自2008年起便未再運作。

如此境況，讓非洲聯盟的統合重擔愈發沉甸。故自2012年起，其便力邀非洲8大自貿區、關稅同盟進行協商，並在保證各區存續、消弭彼此壁壘的前提下，成功形塑了非洲自貿區的基礎版圖。除厄利特里亞外，非洲聯盟55國共有54國同意加入，各方最後於2019年7月7日簽署協議，本預計在2020年7月1日正式啟動自貿區，但因疫情橫空出世，便順延至2021年1月。

然而眼下非洲看似邁出統合的新步伐，前景仍是荊棘遍地。首先，AfCFTA僅22國批准便可啟動，但正因如此，至今仍有31%的簽署國尚未批准，而批准國大多集中於中西非，大陸的一體化顯然仍需時間；其次，AfCFTA各成員國的發展狀態不均，較有落實自貿基礎的前10國，分別為南非5國（南非、博茨瓦納、毛里求斯、納米比亞和贊比亞）、東非3國（盧旺達、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北非的埃及、西非的尼日利亞，各區的實踐意願與能力顯然出現錯位。南蘇丹、索馬里、安哥拉、塞拉利昂、布隆迪等更是戰亂後的重建國，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埃及、尼日利亞、南非等大國遂對此議心懷顧忌、有所保留。

此外，早在疫情侵襲前，非洲整體的貿易基礎設施質量、海關效率、融資便利度、融資成本等有利形塑自貿區的條件便相對脆弱。如今疫情仍在蔓延，包括尼日利亞等大國仍封閉其邊境口岸，非洲2020年的經濟亦未如非洲開發銀行預測般，迎來3.9%的成長，而是出現負值。各國於此時啟動自貿區運行，乃是象徵意義大過實質進展，但選擇於疫下履約，仍代表精英們實踐一體化的決心，未來何以前行，將考驗大小國的每一步腳印。

而綜觀中國與非洲的互動，「安哥拉模式」可謂是互動之基，意即出於雙方需求而生的「石油擔保貸款」。

回溯冷戰期間，中國也曾以此模式與日本互動。1970年代起中日關係正常化，日本遂施予中國各式無息與低息貸款，好協助後者鋪展基建，中國則付以石油償還。如此模式對日而言，既能覆蓋風險敞口，亦能滿足能源安全需求；對中國來說，則是在彌補信用額度同時，爭取發展資本。然而中國之所以能在非洲開展此種投資模式，除有中日合作的過往經驗外，亦與西方的苛刻相關。

安哥拉內戰於2002年畫下休止符，國內百廢待舉，重建需求大量湧現。但當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援助時，後者祭出了減少政府開支、提高進口稅、將海關管理權移交西方公司監管、國企私有化等附加要求，令安哥拉望而卻步；若要繞道國際私人金融市場尋求融資，安哥拉亦難以負擔倫敦同業拆借利率基礎上浮2.5%的成本。百般思量下，最後由中國的「石油擔保貸款」模式雀屏中選，安哥拉以倫敦同業拆借利率基礎上浮1.5%、17年還款期、提供石油等條件，逐步修復傷痕累累的國家。

此後，「安哥拉模式」漸成中國在非洲投資基建的普遍方針，其以輸入油氣穩定中國的能源安全，同時擴大中國的基建產業，卻也令中國頻遭西方媒體針對，背上了「新殖民主義」、「資源掠奪」的十字架。平心而論，放眼國貿場域，以天然資源進行貸款擔保，乃是發展程度不同的交易案例中，相當普遍的存在。而非洲國家總體主權信用低、市場風險大，以豐富油氣作為抵押資產，亦是理出自然。

此外中國儘管在非投資不少基建，其份額依舊低於其他已開發國家與私營企業的投資額度總和，原因一來是非洲並未全面切斷與西方的合作，二來是中國某些在非基建最終淪為面子工程，例如乏人問津的大廈建築等，既無法吸引更多項目跟進，更引來西方媒體指指點點，稱其為隨處可見的「中國殖民鐵證」，平白被扣霸權之帽。

由非洲本土視角觀之，中國的基建投資無疑能加速自貿區的一體化進程，不論是搭建鐵路、網絡，抑或孵化數字經濟基礎，皆有助於消弭區域壁壘；而在發展工業化道路同時，非洲亦得以吸納己身的大量年輕勞動人口，由農礦之國漸次轉型，同時降低高失業、高貧困誘發的社會動亂風險，避免衝突阻斷談判。

然而面對遍地契機，中國亦當避免面子工程浮濫，更應審慎評估一國還款能力，再以合適條件放貸。在美國意欲挑動對華新冷戰的氛圍下，唯有投資項目切實符合當地發展需求，中非方能共贏；也唯有合作模式彼此可行，龍獅方能在充滿生機的非洲大陸上，同世界各國和諧共舞。

2021年1月8日《香港01》：

2021年1月11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