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博物館再成清真寺：土耳其對「西方」的叩問

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宣布廢除1934年的內閣法令，終結了聖索菲亞（Hagia Sophia）86年的博物館歲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隨後也簽發總統令，恢復了聖索菲亞過往長達482年的清真寺地位。

根據土耳其政府規劃，未來的建築體將劃分為禮拜與參觀用兩區，前者供穆斯林使用，後者將繼續向各國遊客開放；而恢復清真寺地位後，也將取消博物館原有的收費機制，未來聖索菲亞將能免費進入。埃爾多安表示，「作為世界的共同遺產，聖索菲亞將以其新地位，用更真誠的方式擁抱所有人。」

然而除了土耳其人與穆斯林外，世界對此事的反應普遍是驚愕多過讚許。建築體改制，竟能引發國際規模的滿城風雨，主因還是其牽涉了西方與土耳其雙邊的歷史主體問題，兩相糾結，宛如烈火遇上甘油，引發輿論爆燃。

綜觀此次外界批評，大抵有三大來源，一是教皇、各東正牧首等基督世界領袖；二是與土耳其有過歷史情仇的相關國家，例如希臘與塞浦路斯等；三是西方的政治機構與組織，例如美國國務院、俄羅斯外交事務委員會、歐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而批評的理由，大抵不出橫陳百年的歷史情結。

聖索菲亞博物館始建於公元532年，彼時「伊斯坦堡」尚是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位處首都的聖索菲亞不僅是拜占庭建築典範，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然而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攻滅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因而陷落，聖索菲亞教堂（Church of Hagia Sophia）也改以「阿亞索菲亞大清真寺」之名存世。

而儘管帝國已滅、首都已遠，教堂也被加上喚拜塔等伊斯蘭元素，成了清真寺，基督世界仍對聖索菲亞懷抱念想。但歷經近600年分隔，這份念想早與政治要求脱鈎，且不論西方諸國在奧斯曼逐漸站穩腳跟後，便紛紛與其建立外交、商業關係；就連在君士坦丁堡剛陷落不久的1459年，教皇提議發動十字軍，基督世界的政治領袖也多冷漠待之，致使提議胎死腹中。

此外拜占庭滅亡後，帝國的遺產名份隨即被各政體瓜分，致使追念的主體駁雜不堪。例如保加利亞在拜占庭尚未滅亡前，便自稱羅馬正統繼承人，更在帝國覆滅後自稱「第三羅馬」，並以沙皇格勒（Tsargrad）一詞稱呼伊斯坦堡；無獨有偶，莫斯科也自稱第三羅馬，為拜占庭繼承者，並自保加利亞處襲用了源出愷薩（Caesar）的「沙皇」（Tsar）一詞，同時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

然而，渴求繼承者名號的並非只有上述政體，奧斯曼蘇丹在攻滅拜占庭後，也出於統治需要，自稱「羅馬的愷薩」（Kayser-i Rum），為拜占庭法統的繼承者。上述頭銜不僅明載於官方文件，也受當時伊斯坦堡東正教牧首承認。拜占庭由此成了特殊的精神存在，肉體消亡、靈魂分裂，這般模糊狀態直至土俄兩大帝國相繼崩解才算吿終，拜占庭之魂正式逸散。各國如今對其雖有情結，卻缺乏共感，恰如對待伊斯坦堡與聖索菲亞的尷尬。

伊斯坦堡雖曾為基督世界大城、帝國首都，但比起宗教角色，首都的色彩向來更為顯眼，這也導致其文化地景易受政體氛圍影響，除了聖索菲亞的改制外，城中今日林立的清真寺皆為例證。而西方儘管對聖索菲亞有過執念，卻也早在拜占庭主體裂解、承認奧斯曼、放棄十字軍路線等背景下，逐漸淡忘，甚至在無數文化作品中，將其與伊斯坦堡共同異國化，作為東方主義的元素之一。

國際此次的對土聲討，過程仍如教皇當年號召十字軍般：一陣哄亂，餘下便是無所作為的空虛。缺乏主體的追念，讓抨擊流為空談，比起1453年的陷落，此次事件反令人憶起1459年的萬人響應、一人到場。在西方對土耳其的口誅筆伐中，行伍盡是出自史書的骷髏，但其究竟能對土耳其有多少殺傷力、又到底是拷問了敵人抑或自己，顯而易見。

而對土耳其來說，此次改制，也是一次面向西方的身份叩問。

1922年奧斯曼帝國崩解，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黨人以威權之姿掌握了國家機器，強推現代化改革，意欲讓土耳其擺脱腐朽的帝國前塵，全盤西化，成為歐洲一份子。於是哈里發制被廢，伊斯蘭的國教地位也遭取消，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成了立國基礎。聖索菲亞便是在這般脈絡下，於1934年被改建為博物館，結束了482年的清真寺歲月。

然而上述去宗教的現代化結構有一巨大天敵：民主改革。凱末爾於二戰前夕去世，面對隨後的冷戰對峙，土耳其選擇加入美國與北約陣營，從而被迫服膺西方要求，開放黨禁、放寬言論與新聞自由。在此態勢下，過往凱末爾以一己權威營造的肅殺氛圍開始鬆動，長年位處邊緣的政治勢力悄然崛起，其中既有自由主義、庫爾德民族主義，也有沉默已久的伊斯蘭。

1996年繁榮黨（Welfare Party）上台，土耳其的政治伊斯蘭正式崛起，儘管其於一年後便因軍人干政而下野，卻在埃爾多安等人另起爐灶下，以正義與發展黨（AKP）的面貌重歸政壇，並自2002年起執政至今。如今的凱末爾黨人已難藉軍事幹政，失勢漸成定局。

而隨着政治主軸移轉，伊斯蘭文化也同時回潮，曾經禁止女學生穿戴頭巾的大學，如今放眼望去盡是以巾覆髮的景象，親伊斯蘭的媒體與頻道也有增加趨勢。回顧過往，曾是立國基礎的世俗化，如今倒像是段尷尬的歷史變態期。

然而伊斯蘭旗幟下裹挾的，並非只有對宗教的嚮往，更藴含土耳其的主體更迭。

當年凱末爾軍功壯盛、一呼百應，自然舉國無人質疑「土耳其應該加入歐洲」的想望。但經過多年接觸，土耳其始終被拒歐盟門外，在歐的土耳其移民也不被視為「歐洲人」，關係挫敗激化了文化自卑，終令土耳其發生反彈，欲藉過往歷史建構自尊與新主體，從而導致了新奧斯曼主義的崛起。

在此視野下，土耳其的「歐洲夢」逐漸溶解，「帝國夢」則方興未艾，寄託其上的，既有再做伊斯蘭領袖的想象，也有經略中東與巴爾幹的野心。此一思潮恰逢土耳其經濟起飛、阿拉伯世界動亂，受到數倍加成，如今已是構成國家記憶與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在此脈絡下，兼具帝國與宗教意義的聖索菲亞，自然被推到了國內輿論的風口浪尖。

此前西方雖有「解放聖索菲亞」的口號，卻細微至極、宛若無聲，倒是土國近年共鳴漸強，只是其意欲解放的並非教堂身份，而是清真寺。2015年攻克君士坦堡紀念大典上，已有不少穆斯林在博物館的廣場上舉行晨禱；2018年土耳其伊斯蘭協會申請在館內舉行禮拜遭拒；2019年埃爾多安公開提出改制聖索菲亞的計劃；2020年，最高行政法院終於鬆開雙手，博物館的封印由此碎裂。

由短期視角觀之，埃爾多安此舉自有應付選舉與經濟的民粹考慮；但長遠來看，卻也足以代表曾被壓抑近百年的身份之鳴。如今聖索非亞再成清真寺，土耳其叩問的不僅有前來聲討的西方國家，更有過去，那一心一意「想做西方」的自己。

本文發表於：

2020年7月16日《香港01》：

2020年7月16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