蝦那閱讀｜普通人與劊子手的距離—《普通人：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克里斯多福．布朗寧

在每個現代社會，生活的複雜性及其導致的科層化、專業化，均削弱了人們在 執行官方政策時的個人責任感。幾乎在每個社會集體中，同儕團體都對人們的行為施加龐大壓力，並制定著道德規範。如果第101後備警察營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殺人者，那麼有哪群人不能呢？

春山出版《普通人：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書影。拍攝/蝦那

■ 直面痛苦才能避免慘劇

夏克勤教授在《普通人》導讀寫道：「無論過程多麼地讓人不悅甚至痛苦，仔細地重建真相細節，無畏地追尋行為背後的動機與經驗，才是避免慘劇重複的關鍵。」

布朗寧教授於1992年完成經典納粹研究著作《普通人：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探討一群普通德國「非典型納粹」中年男子，如何一步一步成為大屠殺的劊子手，是特定歷史脈絡意識形態洗腦、納粹官僚體制、服從權威的壓力，還是其他原因？

布朗寧教授告訴我們的是，普通人走向殺人機器的一環絕對不是單一因素（種族意識形態）造成的，其必定是複雜的多種面向，且與以往我們所認知的不同，大屠殺的加害者並非全部都是納粹狂熱分子。

這本書給我們最重要的一點啟示是，有沒有可能，你我做為「普通人」都會走向相似的極端？

過去諸多探討納粹殘殺猶太人的原因或相關研究至今仍爭論不休（其實就連現代探討殺人犯的成因也難以有共識，何況更複雜的納粹德國），布朗寧教授藉由第101後備警察營這個非典型的「普通人」案例，探討來自基層執行者的經歷，提供我們重要的反思途徑：

這群來自納粹化程度極低的漢堡中年男子，歷經第三帝國前的德國社會，可知他們並非成長於納粹意識形態的教育環境。這些警察大部分來自工人階級，也大多支持民主黨或共產黨，政治認同與價值觀的形塑早已定型。他們許多人並非納粹積極擁護者，僅是再普通不過的普通人，更是納粹在制定屠殺計畫中最先會被排除的一群人。然而受限於戰時人力緊繃，第101後備警察營在1942年被挑選為波蘭最終解決方案的殺人機器，從不適感再到麻木，一次又一次任務帶來的心理狀態是殺人逐漸成為習慣。

■ 一般德國人如何成為劊子手

1942年1月的萬湖會議討論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納粹德國決定執行清洗歐洲猶太人計畫，將他們全部送往「東方」執行滅絕行動，而這項工作多由後備警察營負責。

藉由戰後警察受訪資料與調查證據，布朗寧教授重構第101後備警察營當年執行任務的場景，從約瑟烏夫屠殺到豐收節行動為期一年半的殺人之旅，清楚描述了被去人性化的猶太人所遭受的痛苦，與警察如何執行任務的細節（包括驅逐、運送、槍殺與獵殺行動）。

警察的作為大致可以就幾個方向探討，包括戰爭情境將敵方去人性化的自我建設、對權威的服從與職業野心，以及反猶意識形態灌輸（在此本書作者認為所謂洗腦小本本或許不足以讓警察思想轉變，導致種族屠殺原因並非僅有此一因素，這部分於〈後記〉可看作者與戈德哈根及其著作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的辯論，非常精采）。

另外，證詞亦提及執行屠殺前，該營營長特普拉給了警察們「選擇」的機會，可以因為各種原因選擇不執行任務（且不會被追究責任與懲罰），只有不到20%的成員選擇退出，其餘80%則繼續加入屠殺。從眾心理讓人懼怕成為同儕中的懦夫，而這種心態在必要時甚至超越直面受害者的同理能力。

營裡最大的一個群體是聽命行事的人，從來不會冒著風險和權威對抗或表現脆弱……，他們日益麻木不人與殘暴，因為他們被派去從事『令人不快的』工作，所以他們更憐憫自己，而不是那些被去人性化的受害者。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不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是錯誤或不道德的，因為殺人工作是由正當權威批准的。事實上，他們大部分時候根本沒有嘗試要思考。

最後的結果是第101後備警察營，不管是親自射殺（最原始的殺戮方式）或是參與屠殺行動，總計殺害超過八萬名猶太人。

■ 我們作為普通人

大屠殺是一個英雄太少，而加害者及受害者都太多的故事。

我們無法指望所有人（甚至自己）都是辛德勒—尤其我個人對人性比較悲觀——世界上絕大多數依舊由「普通人」組成，因而我很同意身為普通人的我們必須思考，並將自己放在如當年普通人身分的選擇之中——若面臨當年同樣的情境，他（我）們將會怎麼選擇，而可怕的是，事件「結果」可能如出一轍。

評斷別人從來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而極端環境底下的人性又將成為如何，往往難以蓋棺論定，除了戰爭因素、反猶主義的淺移默化或平庸之惡，為惡的條件在大環境之中與個人認知行為表現，擁有多重變數。

在《普通人》是探討所謂普通德國人（試著以一般、非經歷極端主義教育洗腦的百姓）變成劊子手的過程。在此不免要提起期待一年而前陣子終於觀看到的電影《夢想集中營》，這部電影一部分便是談及邪惡如何輕易侵占並成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習慣」與謀殺共存，「習慣」沉默別過頭，終究會讓人逐漸喪失對善惡界線的警覺，進而逐步在系統之內失控。

書中警察與電影Rudolf Höss一家並不認為自己是邪惡的——而又如果這正是邪惡的模樣（身為旁觀者與知道歷史結果的我們理所當然地知道），又要如何知道，「身處於當下的自己」不是正參與著邪惡？而他們（或我們）接下來又會如何持續「裝飾」著自己的日常生活，避免面對正發生的苦難？

《夢想集中營》電影劇照/車庫娛樂

《夢想集中營》電影劇照/車庫娛樂

關於平庸之惡，漢娜‧鄂蘭提及避免自己為惡的方法，即按照自身的道德「美感」，勇於對體制提出批評與抵抗。在第101警備營選擇退出任務的警察，在同儕的嘲笑與怒罵中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有一點值得關注，即納粹利用共同體迷思與同袍情誼迷思成為道德革命的主導者，恥感文化將從眾變成首要美德，群眾—而非個人，才是道德的所有者。）（另外這裡不是說沒參與任務的警察就是無罪）。

如何在多數人認為正常（其實可能有其問題）的情境，堅守自我道德「美感」，小至面對輿論，大至面臨極端政權之下的獨立思考，都是布朗寧教授寫作本書的緣由。

這也能讓人再思及造就千人一面的文明（常規），往往需要反抗的衝擊（往往需要異於常人的勇氣），才可能看見規範與秩序以外的更多可能（真正良善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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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照片記錄下該營在波瀾執行第三次任務時的毀滅工作，但它們似乎缺乏明顯的意識形態或宣傳式取景，而這些是來自伍庫夫的擺拍和慶祝的國防軍照片可以見到的。然而它們確實反映了一種道德麻木、一種將毀滅當成日常工作的例行公事化，與其說這些照片說出了這些警察的動機，不如說它們顯示出他們的行動對其自身所產生的影響。

照片反映了某種看似「正常」的軍中生活，而我們知道這不正常，只是因為我們作為觀者在觀看照片時帶入了額外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