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搬家雖然都是搬到房租更便宜的地方,但頻繁的搬家卻花了不少冤枉錢。這次我們一樣花了不少心力去整修房屋,就是想把宜蘭當作長久居住的地方,但最後我們還是只在這裡住了一年。
搬去宜蘭前,我們短暫借住她姑姑在大安區的房子,很明顯那才是她喜歡的居所。我們搬到宜蘭後,她一樣不願搭客運出門,她覺得自己被關在鄉下,到這時候她這才明確表示她之前說的「想在鄉下過恬淡生活」完全是錯誤的幻想。我們買了兩輛腳踏車,但她只騎過一兩次就不騎了,我對她這種「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所造成的徒勞和浪費愈來愈無法忍受。我發現我一開始認為「只要坦誠溝通就可以相處的愈來愈好」的想法完全不適用了,因為她並非不誠實,只是完全搞不清楚自己要什麼,但結果卻是一樣糟。
搬到宜蘭這一年,當整個台灣社會都從疫情中復甦的時候,我卻幾乎整年都沒接到工作,只有很零星的替朋友打打工。期間依靠幫她親戚賣樂器和金山家族分祖產的一些所得才得以勉強度日。因為每個月的收支都非常緊張,她覺得由她管錢會焦慮到受不了,於是管錢和處理公司帳務的工作又回到我的手上了。
因為實在窮到底了,隔年九月,我們替房東找了一個新房客之後,就提前離開宜蘭,搬到中和她父母家住了。不過她父母並沒有住在這裡,一起住的是她妹妹和妹妹的男朋友。
這時我已經沒有任何條件去拒絕討厭的人、低俗的案子和沒尊嚴的工作。年近四十,我終於切身體會到什麼叫做中年危機,整個人的自我價值低落到一點不剩。一個朋友接濟我,找我去替他工作,但他愛說教又愛貶低人,在他的角度的「為你好」,落在我身上卻每每銳利如刀割,而我只能咬牙苦撐。
搬離宜蘭、入住中和的這段期間,我遭遇了嚴重的低潮,還把吃了好幾年的強迫症的藥都給停了。這段日子我每天醒來就感受到無盡的痛楚,那些痛從心裡蔓延到全身。我每天都頭痛、肌肉痛,起床後什麼都不想做,甚至都不想起床了。對所有事情都感到很厭惡,對整個世界失去希望。
我之前一直覺得因為她每天找我碴,因為她嚴重的金錢焦慮,才讓我陷入如此低潮。但其實除了她以外,那個總是要干涉我的人生的「為你好」朋友也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直到後來,我那個編劇朋友鼓勵我自己寫作,我下定決心開始過規律生活,並且不論如何都要在百忙之中抽空寫作,情緒才慢慢穩定下來。
不過,令我很頭痛的是,在我住進她家之後,我們的權力關係發生變化,她在沒工作的時候就已經覺得自己可以指責錢賺不夠。儘管我回到台北生活圈後有慢慢接一些工作賺錢,但她還是很焦慮,因為她自己研究所畢業了,卻覺得自己沒有競爭力,無法靠接插畫案過生活。她告訴我「兩個想創作的人在一起生活是行不通的」,於是提議離婚。
我感到非常挫敗,不只是因為在賺錢這件事情上感到挫敗,也是因為我覺得我可能真的看錯她了。
她幾乎是在研究所畢業後馬上就放棄插畫,回到曾經做過的編輯工作,然後告訴我她真的想離婚,她說她期待的對象是有穩定收入的人,又一次她終於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我覺得非常痛苦,但她一向反覆無常,我只能說服自己「這不過又是一次她對自己的錯誤判斷」罷了!
每次爭執,我都壓抑著,只希望我的規律生活能不被打擾。她會一聽到我談創作的事就臭臉,會一聽到要付什麼錢就生氣,後來她開始去出版社上班,負能量又開始蔓延。我每天要載她上下班,要做家事還要做便當,她下班後我得幫她按摩,而她將這一切都視作理所當然。我覺得自己實在卑微到底了。
壓抑的怒氣不斷累積,後來每次吵架我幾乎都會爆發、失控。有一次吵架,前一晚吵完我氣到發抖,隔天她還是若無其事的讓我載她去上班。我一邊開車一邊愈想愈氣,於是將車開到路邊停下,突然我轉身掄起拳頭,帶著想把她打死的心情朝她臉上揍了一拳,她捂著鼻子說「離婚,沒什麼好說的了,離婚」。
我打完那一拳馬上就後悔了,趕緊送她去醫院。她在急診室照了X光之後做了家暴登錄,不過後來在我不斷道歉之下,她心軟了。她要求我讓她一樣將我的鼻樑打歪,她才能原諒我。我跪在地上,讓她拿起一本厚重的硬殼書砸向我的臉,我的眼鏡掉下來,臉上有些許傷痕,但並不嚴重。她打完我之後,我們兩個的眼淚奪眶而出,抱在一起哭。這時我以為我們也許真的能夠繼續下去,但她後來在離婚後告訴我,這時她哭,是因為知道我們之間已經完全結束了,因為在她打我的當下,她感覺到「不論發生什麼事我都不會這樣傷害他」。我會這樣傷害她,她感覺到我已經完全不愛她了。
後來我出錢讓她去做以前一直想做的整形手術,算是一種對她的補償。不過做這些都是徒勞,我們之間的裂痕太過巨大。他在我打她之後就就時常以這件事威脅我,不准我有任何脾氣或稍微大聲說話。一個月後,一次激烈的爭執,我按耐不住,找她媽媽來仲裁,但後來馬上就後悔了,因為她媽媽講出來的話,一字一句都非常刺耳,一面假意中立,一面要我忍受她女兒的古怪脾氣。我一氣之下把所有家當都搬上車,告訴他們我不會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