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獨看台灣

當年原住民正名的工作，主要是透過原住民國代在場內折衝而完成。這七名國代都是國民黨籍，但他們展現的對民族核心利益的關切與堅持，遠非今日任何一黨的原住民政治人物可比。

1992年5月27日第二次修憲會議上，總共出現七個與原住民相關的修憲提案，共計國民黨四案，民進黨兩案，無黨籍一案。從會議記錄可以看出，當時原住民代表不僅連署相關提案，也在民進黨提案交付委員會審查時登記保留大會發言權，以確保提案獲得適當討論。

我們通常將1994年原住民正名視為原運的成果，但持平而論，那更多是90年代台灣政治制度改革浪潮所激起的浪花，原住民族是在兩大意識形態所主宰的政治環境下，尋找有利於民族的法律訴求。

當時並不存在今天我們想像的「原住民族參政」。在那個時空背景下，原住民的參政就和當時非原住民的參政一樣，被化約吸納入一黨單向壟斷的政治環境。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參政路徑依賴，使得原住民等同於被代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並非「有效」的參政。

對原住民來說，法律是一種異族倫理的教義，根深蒂固的偏見與價值，卻佔據著是非論證的支配地位。

原住民的傳統在國家法律下被一筆勾銷了，如今獵人是否遵守一套山林律則，很大程度上真的變成一個情操問題。多數獵人可能依舊遵循獵人的教養，持續將自己作為山林的一部分而融入其中，但也會有少數「別有居心」的獵人（例如覬覦漢藥店開出的高額獎賞者）敢於打破禁忌，因為他清清楚楚的看見維繫著山林倫理的權力已經不再了。

原住民狩獵以取得肉食，跟一個人上超市買肉回家煮，是兩種不同的取得肉食的途徑，前者出現在自給性的社會，後者出現在商業消費的社會。事實上這兩者都牽涉殺戮動物，只是前者自己殺，後者以金錢代價取用他人殺戮的成果。而動保人士的反省和情懷屬於後者的社會。

原住民獵人之所以不會在山林裡大開殺戒，是因為獵人本身是一套規範／信仰的組成部分。這套規範將獵人牢固的定位在現代社會所謂的生態鏈裡，且禁止貪婪、快感、戲謔、娛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