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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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凱布爾爵士違逆西方主流，出書平反西方反中觀點的迷信，顯示了一流思想家不媚俗的道德勇氣。人類社會，不管東西方或中國，都應該鼓勵及培養能夠克服確認偏誤、有智慧、不媚俗的一流思想家，人類的知識才得以增長。
五分鐘看懂西方“科學革命”
【此篇文章的內容在近期已上傳過。它原本是響應陳華夫先生批判“文化決定論”的，發表後發覺本文雖然也在批判陳先生針對的那類“文化決定論”，似乎也在提倡另一種“文化決定論”，需要澄清，因此改寫了最後部分。】
西方式的科學革命為甚麼沒發生在中國?這個議題周而復始，最高調的是“李約瑟難題”，最名流的答案是愛因斯坦的“中國缺乏歐式幾何式的形式邏輯，以及始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系統性實驗。”最惱人的是近10年來大陸的一些言論: 中國因為專制，因此沒有科學，此論調甚至見於北大畢業典禮的致詞，似乎由校長披掛上陣。該命題的對照組永遠是西方，不諳印度與伊斯蘭的科學史不說，竟然還滯留在李敖的“中西文化論戰”水平。
“科學”與“民主”配套是五四時期以來的濫調，1960年代李敖的原型仍是五四時代的“東西文化論戰”。這些是100多年前的舊貨! 100多年是一個甚麼概念呀?它不能用每天有新應用程式上市的今天參照。即使在發展步伐放緩的古代，100年是孔子卒年(479 BCE)與孟子生年(372 BCE)的間隔，不妨去查一下爭鳴的百家已經出現了多少家? 慚愧萬分: 這無疑是世界現代史上最長久的一場思想懶惰!
不管在世上何地，都沒出現西方教會用火刑燒死科研者的案件。在西方近代初期，弱勢的科學家需仰攻的對象不是專制國家，而是教會。科研奪得自由，主要是擁有了自己的組織與權力基地，例如英國皇家學院以及歐洲各國同類機構間的通訊網絡。普魯士和俄國的科學院還是由專制君主成立的呢!
在科學革命的突破階段，這個新權力基地甚至不是大學，後者多為教會的亞里斯多德派把持—正是愛恩斯坦津津樂道的科研必備前題的亞里斯多德形式邏輯的大本營。歷史又一次證明: 新的範式破穎而出，必須有新的組織機構。
歷史遠比那些妄談科學史其實在寫政論的人想像來得複雜。這裡沒有黑白分明那麼俐落。教會也不是永恆的反動派。哥白尼神父提出日心說之初甚至還受到教會的獎勵，他並非挑戰《聖經》: 在《創世紀》裡，大地基本上平的，即使托勒密的地心說把地球說成圓球已經是離經叛道的，但中古教會並不在乎這個。
哥白尼的日心說來自在文藝復興時代死灰復燃的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一脈的神秘主義，後者有“拜日”信仰。哥白尼挑戰的反而是比較實證的亞里斯多德-托勒密一脈的地心說。哥白尼並無蒐集新數據，只是把現成數據重新演算一遍，指出地心說把解釋天象弄得彆扭萬分，上帝難道是搞了一個山寨工程不成?哥白尼神父用自己簡潔又合理的新解釋榮耀了上帝。猜猜看: 誰指責哥白尼是錯的?竟然是經驗主義之父培根!
到了16世紀下半期，逐漸不能談日心說了。那是因為宗教改革爆發了，天主教會開了長達18年的(1545-1563)的特倫托大公會議，加強教條化和思想箝制。伽利略與布魯諾不幸撞在刀口上，前者遭噤聲，後者被活焚。
其實，哥白尼體系和托勒密體系都是中古的。它們兩者都缺乏動力學，都只能用上帝創世時的先定軌道去解釋天體運行，而軌道又都是完美的圓形。兩者之所差在哥白尼竟然歪打個正著。
到了動力學奠基的17世紀，又出現了一組吊詭的對照。首先，是笛卡兒用可以量化的“延伸”(空間)和“運動”解釋一切物質現象: 在這個充滿動力的宇宙裡，物與物必須彼此緊挨著，才能發力，為此笛卡兒體系否認虛空的存在: 空間是被物質性的漩渦填滿的。這個宇宙觀無疑是機械論的，上帝除了是原初的上發條者之外，就不具任何功能，為了祂笛卡兒必須另設一個超越的、跳脫因果率的、不能量化的精神界，讓上帝待在那裡。
然而，對十分虔誠的牛頓來說，這是不能接受的，他必須將上帝放回物質世界裡。在承認虛空存在的前題下，他發類似“隔空抓藥”的奇想: 物對物彼此發力，不必像齒輪般互相咬住，可以隔空發力，但物質自身有這個能耐嗎?必籍神力無疑。在這個上頭，牛頓又歪打正著了，成為現代科學之父。
待至18世紀的啟蒙運動，牛頓的徒子徒孫組成運動裡的右翼，專門對抗左翼的無神論。至該時，笛卡兒已經不行了，無神論者被籠統地歸為“斯賓諾莎份子”。他們提倡泛神論，斗膽說自然即上帝、上帝即自然，上帝既被融到自然裡面去，就化為烏有了。
這太不給上帝面子了。至少在笛卡兒的二元論宇宙裡，它讓上帝榮退為名譽董事長，還成立一個空殼公司讓他主持，只要他不干預正在營運的公司的正常操作便相安無事—不要用“奇蹟”去暫停“自然法則”什麼面子都給!
說到這裡，發覺科學革命並非遭中國專制體制窒息，乃是因為中國人不具榮耀上帝之虔誠心，才發展不出現代科學。這裡並非說現代科學是妄想的，牛頓與愛因斯坦的發現是為普世接受的，只是別人應用牛頓的科研成果不必理會他的神證論，服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不必和他一般信奉泛神論。
沒有能擺脫文化史的“純科學史”這回事。這裡有否文化決定論的因素在? 若指我上述的西方科學革命的信仰背景，可說是有。自然也有人用文化決定論去論述中國人未能發展出西方人普世的理性。須知“理性”也是歷史的產品，而不是一艘在歷史玄冰洋裡的破冰船。我在2020對《蘇格拉底到大數據: 理性與非理性的鬥爭》(2020)一書的書評裡已發出如此質問: “理性”是否凌駕於歷史之上，猶如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