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憤怒走下街頭，進入中山堂的談判桌，二二八事件迎來了最弔詭的「權力真空期」。當時的台灣精英們相信，這是台灣走向高度自治的轉機；他們草擬大綱、選舉代表，以為能用法治與民主平息動亂。然而，在行政長官公署的深處，陳儀正對著電報機，向南京發出一封封定調「叛亂」的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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