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情,我时不时会注意到,等到在外旅行时,也更多地有所留意。所以,不妨来谈一谈,我以为窥一斑偶可知全豹,以小也未必不能见大千,稍微深入地展开讲一讲,或者会有更多的收获。
人大都好面子,中国人也不例外,甚至更要比其它国家的人更注重一些。而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谈的是实际的面子,也就是依附在我们头骨前面那薄薄的一层皮肤,捎带一点软骨。除了少部分人外,我们大都会在起床后进行盥洗,而这一活动,主要针对的是脸而不是手。 当然,更讲究一些的个体会在这一活动上添加更多更全面的细节,以便自己能够愈加光彩照人地将自己展示在盥洗室之外的世界里。
这是一种介乎于绝对私隐与完全开放之间的活动,好像没那么不能暴露在他人眼前,又好像不太愿意暴露在他人眼前。在建筑学的定义里,这种活动大概类似于“灰空间”的概念,也就是既限定了范围(如雨棚之下的,被柱子包围的),这意味着一种类似领域的属性,但这个领域很薄弱,是一种同时处于有和无的状态。当你倾向于有的时候,你会在盥洗上花费很多的时候;当你倾向于无的时候,花在盥洗上的时间便像爆破倒塌的大楼一般极速下跌。
我们如此地重视盥洗这一活动,仅仅对于中国人而言,首先是可能因为礼,正所谓“克己复礼”。也许有人并不喜欢洗脸,但他还是遵循了某种规则一直坚持着盥洗,这种规则也许就是“礼”。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妨就将“克己复礼”的“复”换一个解释,即反复。首先是克制自己,然后反复地遵守这个礼。有的人爱干净,有的人不爱干净,不爱干净的人就兴许会受到“礼”的制约,抑或是爱干净也是因为“礼”。
《周礼·天官·宫人》就说:“宫人掌王之六寝之脩,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即是很早之前,就有专门的宫人去服侍权力者,来保持他外在的洁净,这大概是出自于保持权威,因为王需要打造自我完美无瑕的形象,以便于更好地维持自己对于民众的统治力。而上行下效,这也就自然成为了“礼”。
白居易有诗云:“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梁实秋将其归结于“懒”,这显然是没有经过仔细研究的结果。那时候白居易四十岁,娶了自己不想娶的老婆,身体也病怏怏的,官又被贬,已经远离了在人前的日子,这时候“礼”对人的制约也就不大了。
越不见人的人越邋遢,越是颓丧的人越邋遢,这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事情。所以说“礼”是一个下下策,你不能说它不好,但它往往只能在人与人的活动中进行约束,而当我们自己独处的时候,“礼”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包括我自己,也没有感觉到独自一人的时候要讲求什么“礼”。因此说它适合于用作权力者的统治工具,这样至少社会不会乱套。但是反过来说,不乱套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妨自己这样提个问,也许会有一些想法出现。
另一个可能,则就是“道”,“道”也可说是顺应自然,不可言说却可以跟从。这里我用的不是尊从而是跟从,即是想要强调个人意志的存在,万事万物有其自己的抉择,可不必以什么东西为尊,这是可以彻底摆脱宗教信仰以及狂热迷恋的办法。
人总归是趋利而弊害,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这里的“利”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利,而是有利于自我的身心,否则也会容易陷入执着。所以我们是跟而不是尊,这就是无和有的区别。人身上有了外在的污秽,就会变得容易生病,脏的东西都寄生在你的身上,即便是没有显露出严重的疾患,但整个人也大都是虚弱的。所以我们会沐浴、会盥洗,会将身上的污垢洗去,这是无为的做法,所谓“是以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就是这样跟从“道”的做法。
所以说有些宗教里所谓进行苦修的人,一入深山几十年,从不清洁身体,又不运动,瘦得像竹竿,脏得像是在垃圾堆里生活,臭得像装潲水的木桶;又或是与最原始的犬儒主义不谋而合的那类人物,用随心和不在乎外界看法等等理由,任由自己不干不净,又强行要别人接受他的不干净,否则你就是看不起他、你就是还没有开悟。
这类人物,无自我纠正之智慧,而他人也无出言挽救之必要,就随他去,不理他,这是最佳的做法。这样损不足而来补有余,就是非“道”,自然会有他应得的结果。
而有为又是什么呢?即是我们所说的洁癖。自然强调中和——“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但明明你的身体已经洁净了,不会陷入虚弱、易病的状态了,但你却还是认为自己不干净,这就是尊从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下个人丧失了个人意志,而自身就被某些东西完全地掌控了,于是只有陷入越来越不满的状态中,生活得也非常苦痛。还有一种洁癖是基于个人的表演而诞生的,即是过分在意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抑或是想要创造自己在他人面前的某种形象,这种例子大家在生活中见得多了,也就不再多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