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水不犯河水」是北京中央治港政策的「指導思想」，2019年反送中後，中國學者認為這個「指導思想」致使香港人的國家意識長期缺位，對香港在國家中的憲制地位一知半解。因此，2019年11月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中，中央表明要健全對港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
在這個思維下，算帳不受疫情影響。疫情期間，香港鎮壓情勢又起，這可以視為北京全面介入的開始。4月18日一次抓走多人的舉動被外界喻為是「政治風暴的前夕」，雖然當日即獲得釋放，輿論普遍認為是「秋後算帳」。對此，英國、美國政界人士均發出聲援，卻遭中國痛斥，勿干預香港事務。
針對反送中運動，港府防疫時間做了什麼？
2020年2月28日港府出手逮捕黎智英、民主黨前主席楊森以及立法會前議員李卓人。然而，中共國家安全法第14條規定每年4月15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北京「南下幹部」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這天說：「決不能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4月17日，長毛梁國雄在街上被刺傷；4月18日，港警同時逮捕14名民主人士，包括包含李柱銘、梁國雄、區諾軒、黎智英、吳靄儀、前立法會議員楊森、前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社民連主席黃浩銘、社民連秘書長吳文遠、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工黨副主席李卓人、前立法會議員單仲偕等共14人。控罪是「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之集會」，即參加反送中運動。
更有甚者，4月21日，林榮基先生在台籌備開設的銅鑼灣書店被潑紅漆恫嚇。從搶註冊公司名稱與商標，這些動作都想卡死林榮基，讓他無法順利在台重開書店，非常惡質。
政治訊號明確 港府「六小時三度」更動新聞稿
西環治港非空穴來風，「兩辦」（指港澳辦和中聯辦）下指導棋，港府又一次大舉抓捕泛民主派人士。而且，「兩辦」批評泛民議員拖延立法會事務違反《基本法》，中聯辦4月17日發稿，自稱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中聯辦的新解與港府過往文件中的立場不同，以致特區政府稿件發出後一改再改，在六小時內三易其稿，最終只能接受中聯辦的最新指示，確認中聯辦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中央各部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機構」，連須遵守《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也不敢寫、沒有寫。
香港特區政府新聞公報出現「三易其稿」情況。4月18日星期六近晚上七時，特區政府刊發新聞稿提到中聯辦是「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設立的機構以及「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遵守香港法律。深夜十一點半左右，前述字眼被刪改而不再談及中聯辦跟《基本法》第22條的關連。到四月十九日凌晨零時27分，特區政府又發表另一份新聞稿，改稱中聯辦「不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所指」中央部門在香港設立的機構。（香港01報導）
南下幹部，手握太上機構，不受基本法約束，實屬外來統治者，這是什麼一國兩制？港府這次確認了中聯辦可以不受《基本法》規管，即毋須遵守香港法律，打破了「一國」干預「兩制」的防火牆。台灣還有人相信「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嗎？
中聯辦軟土深掘
針對泛民的指責，4月17日中聯辦發言人稱，兩辦就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發聲，其正當性、合法性毋庸置疑。並引述《基本法》澄清中聯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
直言之，中聯辦以憲法、基本法來辨析其定位，並從香港高度自治與中央全面管治的角度將中聯辦的角色清晰化，澄清了過去多年一直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問題。而這個變化，正是北京處理香港事務長期以來的痛點。並反駁泛民的干預論述，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立法權，均來源於中央授權，被授權者須對授權者負責，授權者對所授出的權力擁有監督權，這個道理不言自明。
香港的未來難以預期，積極的一國兩制將全面進場，中共全面管治權將上路。
眾所周知，2020年初，中國國家治港體系大換血，先是1月時駱惠寧接任王志民，後有2月夏寶龍以副國級身分進駐港澳辦。駱惠寧曾任山西和青海省省委書記，一年前缷任後於調任一周前被委任為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從未涉足香港事務，己屆正部級任職年齡上限。夏寶龍則是政協副主席和秘書長，屬於副國級高層，浙江省委任內迫害基督教的「三改一拆」，最為人詬病。
關鍵在於，反送中運動的規模，已經前無古人，來自民主國家的支持力道不足，港人仍須自求多福，九月份的立法會改選是最後機會。目前傳出5月10日中國要召開人大、政協兩會，政治穩定是最重要的。當全世界因武漢肺炎而質疑北京時，與近期對台鷹派聲浪再起，是否相關，還要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握有最高解釋權，從過去的831人大釋法，到這次中聯辦的有恃無恐的宣示，港人不再相信任何中共的甜言蜜語。因為，這次的解釋權，連港府也中招，新聞稿前後矛盾，沒有跟緊風向，明顯缺乏看齊意識，林鄭月娥的政治前途堪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