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釋義，眾妙之門

經學，是我國文化、學術的根本，但自辛亥革命成功以來，就被蔡元培給廢了。學生從此不再讀經、學校也沒有經學這個學科、更不開經學課程。談起經學，輒聞一片罵聲。

2003年我倡議辦經學研討會，由臺灣佛光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合作。誰知我人都率隊到了清華，李學勤先生才來夜訪，說經學現在還不能辦會，我們改名開吧。隔了兩年，始由香港、臺灣、新加坡再跟清華合作，開成了「第一屆」經學研討會。可見破冰之難，真是點滴在心。一一幸好，這些年乘著傳統文化復興的東風，經學已是人文學術最新的熱點了。

但是，不了解經學，對傳統文化的所謂研究，其實就是盲人瞎馬，胡亂指點江山，而且還經常掉進池塘裏。又因為研究失了原先經學的座標，只好拉上西方的甲冑，披掛上陣，猛掄其刀斧。結果掉進的不只是水塘，還是泥沼，到現在都清洗不來。

具體的例子，不勝枚舉。這裏只能說說文學批評中關於「評點」的問題。

對於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重視與整理，研究者早期比較偏重於已經成書的文論、詩話、詞話，後來才注意到詩詞話以外的批評形式與材料，例如批點。

這當然是開拓新領域、發掘新問題的學術企圖，重新召喚大家去注意這一批批評材料。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有這個需要呢？這也就是說我們本身對傳統文評的研究可能碰到了新的問題，需要從評點裏去尋找新的可能，詩話詞話則不太能解決我們的需要了。

這個新問題，在海峽兩岸是不同的。

大陸比較注意屬於民間傳統的文類，如小說、戲曲、口傳文學等等。這些文學，在傳統上因地位不高，論者罕所齒及，古亦無所謂「小說話」如詩話詞話者；要討論，就只能乞靈於小說戲曲的評點。所以像金聖歎那樣的小說評點，若放棄不做研究，那金聖歎還有什麼可說呢？

臺灣的情況，完全不同。對敘事文類和民間文學的探討，比較寂寥；又因受幹嘉學風、五四新考證及海外漢學傳統的影響，即使研究小說，也偏重考據，極少觸及小說的形式結構等問題。後來比較文學興起，又喜歡套用理論，講些二元對立、心理分析之類，並不太從傳統的小說批評中去尋找批評典則。因此，臺灣之注意評點，是來自另一種刺激：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引介與論爭。

新批評在臺灣的文學發展上，先是經由夏濟安的引介，對現代文學影響深遠。

在創作方面，有王文興等人，追求單篇經營的文字藝術；在批評方面，也有歐陽子論《臺北人》那樣的著作。他們的成績，在現代文學陣營裏，雖也曾引起若干爭論，但主要是與社會文化論者在意識內容方面的爭辯，與中國文學批評研究之間的關係倒不太大。雖然王文興也在中文系用細讀法教《紅樓夢》。一直要等到顏元叔辦《中外文學》，推動比較文學，且進而運用新批評等若干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特別是傳統詩）時，對批評理念與方法的反省才有較具體的進展。

例如新批評大將William Kurtz Wimsatt Jr. 與C. Brooks 的《文學批評簡史》（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由顏元叔在1972年譯出；次年，吳宏一在其博士論文中即闢有專章討論金聖歎、徐增「形構批評」的手法；1976年，黃永武出版了《中國詩學 — — 設計篇》，用細密剖析的方法，講明詩之美如何形成，其討論方式，深受新批評影響。同年，陳萬益的《金聖歎的文學批評考述》也特別談到：「在本世紀前五十年曾風行於英美的形構批評法（formalist criticism）和金聖歎的批評法有極類似之處，它們都是以徹底研讀本文作為批評的基礎；同樣強調結構和字質……我們稍加比較之後，金批的面目會更加清楚。」

可見在那個時候，新批評與評點的關係正成為新的關切點；研究者亦並不以為詩的評點和小說評點價值不同。

不過，在那個時候，新批評與評點是否極為類似，看法尚未趨於一致。如王文興就說，晚清對《紅樓夢》的批注是完全靠不住的，類似詩話，非客觀冷靜的批評。黃永武也覺得密圈密點的欣賞法，本身缺乏體系，對詩人的匠心也極少剖析。不過，畢竟評點與詩話詞話不同，有較多一點的分析，所以仍然引起研究者高度的興趣。

這種興趣，到1977年顏元叔和夏志清大打筆戰之後，更加濃烈。夏志清認為當時的文學批評太過注重科學化系統化，且迷信方法，套用西洋理論亦往往變成機械的比較文學研究。顏元叔則反駁，謂夏氏乃「印象主義之復辟」，直斥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如詩話詞話，都只是印象式的批評，說現代我們應該通過理性的分析，而不應只停留在直覺層面和對作家傳記的了解上。

一時之間，中國文評到底是不是主觀的印象主義式批評，論者紛然。但大家都承認中國文學批評確實比較沒有系統，缺乏分析與論證，似乎較為主觀。這點，頗令人沮喪。

在這種情況下，批點似乎又替我們燃起了一些希望。鄭明娳《毛批三國演義章法論》、陳萬益《說賈寶玉的「意淫」和「情不情」 — — 脂批探微》、康來新在《晚清小說理論研究》，都是復興批點之價值的重要論文。

正是在這一個分析的年代，實證的取向、形式的關切，在此深深烙下了一個印記。

此風延續至今，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亦曾在此波流中鼓浪前行，但我有些不同的主張。

（一）我認為評點殊不限小說戲曲，此法運用極廣，於科舉策論、制義、詩、古文、經、史，無不有之。關心評點的人，眼界應該打開。

（二）評點只是個概稱，手法繁多，圈、點、批、抹、勾、評、注、解，都有，皆是對文章的細讀。故我總稱為「細部批評」。

（三）這種「遊心於小」的態度和批評方法，令人聯想起英國《精審季刊》（Scruting）所揭櫫的理想及湯普森的《字裏行間》（Betweern the Lines）。但它與新批評畢竟是不同的。因為它自有淵源和脈絡，淵源於經學，故與新批評完全不同，不宜比附。

針對單一作品的細部批評。原不限於評點，亦不限於小說戲曲，經史子集，凡把來作文學作品讀的，就會有這樣的批評方式出現。

像《史記》，做史學著作讀，就沒有這種讀法。做文學作品看，才有各家評論，賞其文辭章段之美。《莊子》，做哲學著作看，只有箋釋；做文學作品讀，就會有宣穎、林雲銘那樣的批評。

《四庫提要》曾說：「《南華評注》，國朝張垣撰。……其書分段加評，逐句加注，皆不言本某家之古注。其注似徐增之說唐詩，其評一如金人瑞之評《西廂記》《水滸傳》而已。觀其或問第二條，以莊子為風流才子，可知其所見矣。」又說：「《南華通》七卷，國朝孫嘉淦撰。……是編取《莊子》內編，以時文之法評之，使起承轉合、提掇呼應一一易曉」。

可見論莊子者，自有此一派，以文士看莊周，以文章求莊子書。如宋林希逸《莊子口義》、劉辰翁《莊子評點》、明孫應鼇《莊義要刪》、歸有光《道德南華評注》、孫曠《莊子南華真經評》、譚元春《莊子南華真經評》、林雲銘《莊子因》、吳世尚《莊子解》、高秋月《莊子釋意》、宣穎《南華真經解》、胡文英《莊子獨見》等，都屬這一系統。或評點圈批，或否。而其評與注、解與釋，又都與徐增、金聖歎相彷彿（他們之中如歸有光、鐘惺、林雲銘，也都另外評點過許多詩文），正可證成以上我們的論點。

在歷史上，這一派與郭象以降之以義理解莊者，涇渭判然。如宣穎說郭注「於莊子行文之妙，則獨未涉藩籬。古今同推郭注者，謂其能透宗趣；愚謂聖賢經篇，雖以意義為重，然未有文理不能曉暢而意義得明者，此愚所以不敢阿郭注也」云云，即可以顯示他們的著眼點殊不相同。論《莊子》如此，論其他經史子書亦然。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中國人討論文學作品時的一種方法，從宋朝晚期逐漸定型，經過明朝幾位批評大將的推衍，至清即成為普遍的討論文學的方法。這種方法，多用在實際批評上；並不空談原則，而常常是借實例以帶引出一些寫作和閱讀的原則，而且對於作品的文辭之美，可以在字裏行間細細評解。

這種評解，當然最常見的形式是評點，但由於它並不限於評點，評點亦未必盡屬此種，因此我建議把它稱為「細部批評」。

這種細部批評，自有淵源與批評理則，既非八股所能範限，與形構批評亦大有差異。

認為細部批評係由科舉而生，乃明清人共同的看法。但這只能說是對時代現象的批評，而不太能據此以說細部批評的批評法則是怎麼來的。而且，科舉經義為說經之支流，若追源溯本，亦當求之於經學。

以漢人講經來說，基本上有三種辦法：一是章句、一是訓詁、一是條例。《後漢書．鄭興傳》：「晚善左氏傳，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

條例、章句和訓詁，都是用來講論經義的。訓詁是解釋經文和字義，並論其大旨。章句則繁辭博辯，逐句闡釋、分章講論，以文義為主，非常細致，有說「曰若稽古帝堯」而達數十萬言者。

據《漢書．夏侯勝傳》「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又《儒林傳》「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其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可知章句之指括經文、敷暢文義，原即是對經典作細密分析的，《易說》三萬言，猶僅為小章句而已。

至於條例，主要是指《春秋》的學者們，從《春秋》的遣詞用字（所謂「書法」）中，歸納整理出若干條原則，又稱為凡例。

據說有周公舊例和孔子的新例，如杜預所云：「春秋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故學者須觀察書法，以明孔子進退褒貶之意；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等處，觀微言大義。

這些條例，據何休《公羊解詁》序說有胡毋生條例，然其書已亡，《隋書．經籍志》則還載有杜預《春秋釋例》十卷、劉實《春秋條例》十一卷、鄭冡《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不著撰人《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何休《春秋公羊傳條例》一卷等。

晉朝以後，晉人經義及南北朝義疏，除延續了漢儒治經之法外，又受到佛典疏抄和僧徒講論的影響，而有了開題和章段。

所謂開題，也稱為發題，《廣弘明集》卷十九有《發般若經題論義》一文，《梁書．武帝紀》也說：「大通五年，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座，發《金字摩訶般若經》題訖。」這是在講經時，由都講先唱題，再由主講的法師講解題意。

其制頗為隆重，《高僧傳．竺法汰傳》說晉簡文帝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之，可見其一斑。

漢儒經注之書，並無解題的，到這個時候卻有了專門解題的書。如《隋志》載有梁蕃《周易開題義》十卷、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一卷，《唐書．經籍志》有《周易發題義》一卷、梁武《周易開題論序》十卷、大史叔明《孝經發題》四卷，《陳書．儒林傳》也提到「王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這些開題，主要是對書名篇題的解說，唐人義疏中，如《周易正義》前面先有一文解釋「易有三名」，就是開題的辦法。

另外，晉唐義疏又有所謂章門科段。據吉藏仁王疏說「諸儒說經，本無章段，始自道安法師」，可知這是南北朝才出現的體制。

《隋書．儒林傳》：「馬光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啟發章門而已。」章門，又稱科分、章段，就是章節段落。

晉唐義疏，如皇侃《論語義疏．學而第一》說：「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為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科段矣……」《左傳．序》疏說：「此序大略十有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定解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都是區分章段以釋義的。

這些體例，無不深刻影響到後來的說經習慣，也直接塑造了細部批評的模式。

例如說經者推敲字辭書法以明仲尼褒貶之意，細部批評也是要「從文字上得作者之用心」。

說經者具文飾說、敷暢文義，細部批評亦正是如此。

明清之評點，在每書之前，例必有「凡例」或「讀法」若干條，更是像極了經學家的條例。

而晉唐義疏有開題，後來評點之書，開頭除凡例之外，也必有釋題，如金批《水滸》，序一是自道作書之意，序二就是開題，曰：「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辨志。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也……」他批《西廂》，開頭也是：「《西廂》者何？書名也。書曷為乎名為『西廂』也？書以紀事，有其事，故有其書也……」凡此，皆本釋經開題之法。

章段，更是重要：凡細部批評，都是先把一篇文章區分成幾個段落。如金批《西廂》，不用戲曲本來的「折」名，而把它分成十六章，說：「一部書，十六章。而其第一章，大筆特書曰『老夫人開春院』，罪老夫人也……」即是如此。批書者所謂「章有章法，段有段法」，章法之說，很少人曉得其淵源實本於義疏！

不過，這種義疏及講經之例，無論如何，也只是經的細部解說，與文家論文，精神意趣畢竟不同。所以說經之慣例雖已如此，卻並沒有影響到文家論文的方法。文家以說經之法論文、或由經學義疏轉到宋明以後的細部批評，主要關鍵，在於宋朝幾個值得注意的事項：

古文運動以後，文家論文，歸準於六經。雖說「文以載道」，所重者在道不在文，但六經文辭之美，卻得以被發現並獲闡揚。韓愈所謂「沉浸醲鬱，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進學解》）、柳宗元所謂「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文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均表現了古文家在「因文以明道」的祈向中，達成了對文辭之美的發掘。

六經成為文章最高的典範，諸子也不必單從義理上去尊崇，而可以從文辭之美的角度來領略。故程頤曾批評古文家：「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有所至，遂有所得。」（《程氏遺書》卷十八）

且不管如韓愈這樣的古文家是否「倒學了」，這一趨向影響兩宋以後文風甚深，乃是非常明顯的。這種影響，可分為兩方面來看：

首先是說經者往往從文學角度立論。如論《詩經》，《項氏家說》卷四云：「說詩者皆經生，作詩者乃詞人，彼初未嘗作詩，故多不能得作詩者之意也。」《朱子語類》卷八〇也主張：「讀《詩》且只做今人做底詩看。」《許彥周詩話》解釋《燕燕》詩「瞻望勿及，佇立以泣」二句，說「真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雲：眼力不如人，遠上溪橋去。東坡與子由詩云： 登高回首坡壟隔，唯見烏帽出複沒。皆遠紹其意」，就是把《詩經》作詩讀的具體表現。

明清之萬時華《詩經偶箋》、賀貽孫《詩觸》、戴忠甫《讀風臆評》等書，即沿此宗旨者，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十一說：「余謂三百篇不必作經讀，只以讀古詩、樂府之法讀之，真足陶冶性靈，益人風趣不少。」

像陳舜百《讀風臆補》就把許彥周論《燕燕》詩的意見全采納了。這可以看出宋朝以後的一種風氣。不僅對《詩經》如此，儒者說經，自有此一體。

如清張英《書經衷論》，並不專門以文學說經，但他《論禹貢》，就說其「章法字法，真千古文字之宗」。其他專以文學說經者，更可以想見了。

《四庫提要》卷三一批評清王源《或庵評春秋三傳》以為：「經義文章，雖非兩事，三傳要以經義傳，不以文章傳也。置經義而論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古無是例，源乃複沿其波乎？」

正可以見以文章論經書，從宋朝開始，即已相沿成風，評點之書至多。雖醇儒如王船山，所著《詩經稗疏》附「詩繹數條，體近詩話，殆猶竟陵鐘惺批評國風之餘習」（同上．卷十六），又豈能苛責真德秀、王源？而事實上，這些以文章觀點討論經書的著作，幾乎也是「評點之學」的大宗。

其次是文家論文，既歸準於六經，則古文大盛以後，宗經明道成了文人的基本信念，論文當然要以六經為典範為法則。

而剛好條例之學在唐末受到啖助趙匡等人的攻擊，在經學的解釋上不得不放棄此一說法，乃轉而把這一套彰明聖人著述之心，以及解說《春秋》褒貶之文辭書法的東西，用來發明文章之法則。

這時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陳騤的《文則》。該書一開始就說「大抵文士題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為書作序……」云云，表明他撰寫歸納這些文章法則，根本上即是從經學傳統生出來的，所以他所論的各種為文法則，如「六條」論文之助辭、倒裝、字音、字義、病辭、疑辭、輕辭、重辭；「四條」論譬喻的十種方法與引證；「八條」論文的銜接、交錯、記事、記言、問答等，都是以六經立論。其所謂「條」，亦即條例之意。這是我國第一部文話，其所分析的條例法則也與後世評點的伎倆關係最為密切。可說細批評的法則已在這個時候開始逐漸建立了。

順著這兩方面的趨勢，宋朝的經義取士之風，又助長了細部批評的發展。

如南宋鄭起潛編《聲律關鍵》，又名《賦格》，略仿唐人《詩格》，而對場屋之文有所討論； 魏天應編《論學繩尺》十卷，言經義之寫作亦然。

分析寫作原則及書中之選例說明，也許本不為科考而設，只是論詩文之關鍵。但經義的寫作及指導士子應考撰文，卻大可運用他的說法，或仿真其書，另編教材。

而即使不為考試，這種選評文章、討論古文關鍵的做法，也已成了一種傳統，如樓昉的《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及謝枋得的《文章軌範》，就是這類著作。王霆震《古文集成》七十八卷，自言為新刊諸儒評點，亦為此種批評傳統之大宗。以嚴羽在南宋時期所做的批點李白詩、劉辰翁評放翁詩等來看，這種批評亦已延伸到詩的領域，並逐漸成為一個詩話以外的批評傳統了。

其後元明之間，此類書籍隨著科舉之發達越來越多。《四庫提要》曾指出：「宋王安石變法，始以經義取士。當時如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學者稱為不可磨滅之文，呂祖謙至為錄入《文鑒》中。元仁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一篇，而其體式視宋為小變。……（王元耘撰《書義矜式》六卷）即所業之經，篇摘數題，各為程文，以示標準。雖於經旨無所發明，而一時場屋之體，稱為最工。」到元朝王元耘這類書出現時，經義寫作的規範大抵已經建立，明人之講章即承此風會而興者。

此一傳統，具體地說，也與唐朝後期以降文人勢力的增強有關。文人或經學家可以以文學觀點來討論高文典冊；縱然是考試經義，竟也變成了講求文章。這一趨向，乃廣泛影響到後來的文人階層及其活動。明代不僅科舉程文之講章、墨選大盛，以文學觀點論經史諸子也蔚為風氣。

所以，事實上，宋朝以來，既能以六經論文，則天下之書何一不能以文論？子部如淩汝亨之輯評《管子》；淩瀛初為《韓子迂評》；李贄評《墨子》；孫月峰批老子、莊子、列子等。史部如淩稚隆之《史記評林》《漢書評林》，歸有光之以五色筆批《史記》等。一直到清末民國，還有吳闿生評點、高步瀛集解的《孟子文法讀本》問世。

足見從宋明以來，幾乎無書不可以文法的講求來閱讀，而且也因為習慣於這樣的文學閱讀，所以批選圈點又幾乎成了中國人讀書的基本方式。八股墨卷，只是其中之一支而已。圈點批注所喜歡討論的破題、章法、段落、文氣、遣詞、用字等，則是從經疏釋義的傳統和古文家對文章的分析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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