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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歷來記載決堤，從西方宗教說起

薄伽丘《十日談》和英國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是歐洲古小說雙璧。結構相似，都屬於零件之綴合，但起因不同。《十日談》是逃避佛羅倫薩瘟疫而躲到莊園去的人輪流講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則是去坎特伯雷朝聖的人講故事。一逃災、一朝聖，而展露的其實是類似的眾生相。

今年的坎特伯雷，仍是眾生各相，仍是聖靈充滿，但撒旦也影影綽綽於期間。

病毒攻勢驟起，倫敦封城，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已不能出來公開主持聖誕禮拜了。但他衣冠肅然，手持教杖，戴上口罩，抱著筆記本電腦，準備去宣講的形象，仍然做了很好的近期審美示範。

風雷隱隱，但處之以靜穆。

坎特伯雷市，隸屬肯特郡（Kent County）。南濱多佛爾海峽和英吉利海峽。跟歐洲大陸隔海相望，狹僅二十一英里，故英法海底隧道即建在此。

此地被稱為「英格蘭的花園」。狄更斯、達爾文、和你幾乎忘了曾以《不需要的戰爭》獲一九五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邱吉爾，都是肯特人。

花與酒的世界，也往往出現不馴服的人，肯特歷來就常有反政府運動，一五五三年托馬斯．懷特甚至從肯特殺到倫敦去反對瑪麗一世。

但它也有與政權結合的部分，坎特伯雷就是典型。

西元五九七年，教皇委派奧古斯丁率四十名修士，到撒克遜人的肯特王國都城坎特伯雷傳教。當時的國王是異教徒，但王后原是法蘭克公主，信仰基督。故奧古斯丁在這裏站穩了腳，成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並把基督信仰傳遍整個英格蘭。

政權與宗教，當然仍是既聯合又鬥爭的。十二世紀，亨利二世任命托馬斯．貝克特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貝克特竟宣稱他不是國王的奴僕，只願聽命於羅馬教皇。亨利二世遂派了四名騎士將他殺了。三年後，貝克特被信徒尊奉為「殉教者聖托馬斯」。信徒不斷湧向坎特伯雷，朝拜殉教者，又令坎特伯雷成為英國的聖城。

後來英國史上著名的文豪，喬叟、馬洛、笛福、狄更斯、毛姆等的文學活動也都與坎特伯雷有關。

可是這裏原先是西元一世紀左右羅馬人開闢的，據說有一個劇院、一個廟、一個講壇。

所以近年坎特伯雷的熱門項目不是宗教，而是考古。

例如我在西城門大斯陶爾河邊公園閑逛時，就發現該地曾做過大規模挖掘，城市居民熱烈參與，挖出了地下一米的古路基，找到了當年通往羅馬的商道，間接印證了「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記憶。

但西元四一○年，羅馬人卻離開了不列顛，坎特伯雷也廢棄約一百年。

直到大教堂建成，坎特伯雷才獲得新生，進入天主教時期。

這段時期，當然有奧古斯丁和大教堂的榮名聲光，顯得甚是輝煌。但其實頗有斷裂和變異。

因為公元七世紀至九世紀此地曾被丹麥人占領。

十六世紀中期，又逢宗教改革浪潮。先是改宗基督教新教，然後，一五三三年，國王亨利八世不再向教廷繳納歲貢。次年，更促使國會通過《至尊法案》，政權終於壓倒了教權，規定以國王為英格蘭教會的最高元首，英格蘭教會竟成為國教。

這個教，又稱安立甘宗（Anglicanism）、安立甘教會（盎格魯教會，Anglican Church）或主教制教會（主教會，Episcopal Church）。清朝傳入中國後，譯作「聖公會」，取義於神聖的天主教會（Holy Catholic Church）。 - - 而其實是個全新的物事。

王權與教權合併了，定位在新、舊兩教之間，教義亦甚混雜。有采用至公派天主教神學的盎格魯天主教（Anglo catholic），即高教會派（High Church）；也有采用福音派神學的低教會派（Low Church）；或采用自由派神學的廣教會派（Broad Church）等。

坎特伯雷大主教身處其間，依違兩端，被拱起來，擔任著與他出身和原先義理完全不同的「榮譽領導」位置。又可歎，又榮耀。早先替國王加冕，乃是任命；現在仍為國王加冕，則是服務與奉承。

其命運，殆與大教堂相似。宗教用途被轉為旅遊觀賞、文化遺跡，榮耀如故，實理則非，其原先的作用僅存於若存若亡之間了。

一九八八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坎特伯雷大教堂及其教區建築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城市形象亦以「中世紀古城」為標誌，招徠文旅遊客。

英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教堂只有兩座，坎特伯雷即為其一，看起來格外珍貴，但卻沒有得到政府太多的資助。原因當然是因為從宗教管理者的角度看，它主要不是建築遺產、文化遺跡，而是活生生的教堂，繼續傳教才是它的主業。遺址的維護、文化意義的挖掘，還要靠旅遊者的捐贈來維持。

大教堂是英國最熱點的旅遊地，每年大約有一百二十萬參觀者。可是這座一級保護名錄上的建築物之運營費，每年超過六百萬英鎊，所以維持並不容易。去年受疫情影響，遊客銳減，商家常不准營業，而維修反而必須趁此冷淡時節趕工進行，經濟負擔尤其沉重。

倒是大主教不受影響，網路傳教，安定人心，頗有用武之地。

宗教與世俗、政權與教權，聯合和鬥爭的話題，總是如此說不完又理不清。

近代，我們僵化在教科書上的世界史，都是說漫長的中世紀，最終被打破，是由於政教分離。宗教統治結束了，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人則掙脫了宗教的束縛，睜開了理性之眼，以科學重新定義世界、改造世界。

但歷史從不那麼簡單。政教之爭，由來已久，不起於近代。

而近代之誇言民主科學，恐怕也只是從法國、美國革命的視角看世界，若從英國看，則帝制不但還在，政教還是合一的。

即使革命權（也就是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權利），也是從宗教中來的。

中國政治學比較發達，革命權早在周朝以前就確立了，「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水能載舟，亦可覆舟」「民貴君輕」均是常識。所以我們不能體會歐洲為什麼竟沒有這些主張。

但事實上硬是沒有。歷來思想家都認為政治主權只能服從而不能推翻。

基督教興起，才改變了這個局面。依基督教教義：「我們應當服從上帝，而非人類。」除猶太人早已如此之外，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教義。

任何教徒都有各種宗教義務，但除猶太人和基督教徒外，宗教的義務不會和國家的義務相沖突。即使異教徒認為羅馬皇帝自稱為神毫無證據，但他們仍然服從崇拜皇帝的信仰。

但對於基督教徒，卻恰好相反，形而上的真實，最為重要。他們相信：假若他們禮拜任何真神以外的東西，定會墮入地獄；而殉教反而是較小的災禍。

這原則，被基督教徒向兩個不同的方面解釋。一是上帝的命令可直接傳達於個人的良心，二是間接經由教會傳達。

除了亨利八世和黑格爾之外，至今還未曾有人主張：上帝的命令能夠經由國家傳達。所以基督教贊許個人或教會判斷的權利，均含有削弱國家之意。

因此國君跟教會沖突不斷。但大部分君主均發現他不能和那天國的寵兒（The Favorite of Heaven）競爭，競爭反而強化了教會的獨立力量。尤其四世紀之後羅馬大國民自負情緒早已消失，國家更難與教會抗衡（足與宗教力量相匹敵的愛國心，要到近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後才蘇醒）。

教會挑戰國家的權威，固然成功了，國家對之，或無可奈何，或只能俯首聽命。但已膨脹起來的權力就不會再受挑戰嗎？

會的。而且推翻它的因子，就在它自身裏邊。

首先是所有源於革命的威權都有的困難：它必須主張原來革命是合理的，因此邏輯上不能說所有以後的革命都不對。他可以向權威發起革命，別人當然也有權這麼做。

其次，基督教的無政府的火焰，雖被深深埋沒在中古當權的榮華富貴中，仍未死滅。到宗教改革，它便突然爆發，成燎原之勢了。

再者，不是說上帝的命令可直接傳達於個人的良心嗎？個人主義曾是初期基督教教義的重要成分，卻成為其後宗教與世俗革命的危險根源。個人良心，在不能接受教會的意見時，即可從《四福音書》中找到拒絕服從的根據。

這就衍生了後來宗教改革時的獨立派。他們不認國家和教會同具宗教上的權威，而主張個人判斷的權利。

這很自然地便與那反對世俗專制的革命聯合在一起。因為每個人如果都有權決定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不同樣也應有其它權利嗎？政府在法律上可以對人民個人做的事難道沒有限定的範圍嗎？

因此也就發生了「天賦人權」的學說，由失敗了的克倫威爾信徒帶過大西洋，經傑佛遜（Jefferson）等人之手具體實現於美國憲法，再由法國革命將它帶回了歐洲。

換句話說，在西洋哲學史上，革命權一直是被貶抑或不予承認的。革命之權及革命的事實，乃自宗教來，此後西方革命論中之對革命權的肯定、天賦人權說、民族主義革命論、「國家」替代上帝、乃至於「工人無祖國」的世界革命、革命中的狂熱信仰本質……等，均由此淵源而來。

民族君主對羅馬教會的反對、地方政治勢力（封建諸侯殘存勢力之僧侶、貴族）對民族君主專制作風的反抗、平民對方專制君主的反抗，亦皆由宗教改革運動所促成。

此外，宗教改革與農民的叛亂也很有關聯。

宗教改革運動的主體勢力，雖然是平民，但在下層的貧農及工人階層，亦浸透了宗教改革的影響。而且因為時代轉換期中生活的不安與動蕩，常會采取暴動的形態。

十六世紀中歐所發生的「農民戰爭」即是如此。

這運動的指導理論，便是當時最普及的再洗禮派主張。此派不特反對天主教且仇視新教徒。雖重視和平，但賤國家而厭政治，以一切強制為禍害；故主張不參戰、不服官、不受命；信仰共產而欲推翻一切尊卑貴賤之區別。

他們是宗教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服膺路德，認為每個人有權按其良心行事，故完全否定有教士的必要。他們主張教會是聖人的團體，故要求信徒不說謊、不瀆神、不貪食、不淫蕩、不飲酒。他們主張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故斥責宣誓、服兵役，拒絕向從事戰爭的政府納稅。

由於他們有新教運動中走向極端的一面，兼以他們頗有反抗戰術，且在精神方面呈現無政府主義，各地政府幾乎無法鎮壓。

一五二五年在瑞士揭竿而起的這個農民運動，強調內在的光、內在的語言、神的力量、神的語言，以及神的恩澤，個人自主獨立的自由，排斥社會組織，否定一切外部及世俗的權威。甚至主張以「火與劍」來對付狡猾的貴族與教士。

他們本來是否定暴力的無抵抗主義者，但最後堅決與政治及教權對抗。致使一五二五年至一五二七年間，中歐各地農村，一片擾亂，殉教者多。即使到了一五三○年鄰近戰爭之尾聲，仍有二千名受焚刑者。

新教之宗教革命固然來勢洶洶，天主教會的抵抗也不弱。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仍為其大本營，而法蘭西、波蘭、匈牙利等也大半仍信舊教。

天主教會對於新教改革之反動，對天主教會自身亦為一種「改革」。其成功，有幾個因素：

其一為教徒頗有潛在的復舊心理。這種心理起於對「土耳其人，彗星，及魔鬼」之恐懼；加上受洗禮派之運動，遂使騖新者戒懼、守舊者反動。

其二為教皇之發奮整頓。

其三為羅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3–1556）所創立之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 1540）以刻苦、慈悲、貞節、服從教皇為美德，使天主教會聲勢大振。

其四，為特棱特之議院（Council of Trent, 1545–1547, 1551–1552, 1562–1563）之作用。一方面對教會中之積弊如賣官受賄等大力改革；再一方面對於舊教之信仰與教皇之地位，予以擁護；而教士之教育問題尤受注意。

其五為西班牙之天主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與教皇之違禁書目（The Index, 1559 第一次），憑借強制以表示威嚴。

其六是新教各派信條互異、彼此嫉視。

在擁護教皇及天主教之論辯家中，意大利人柏拉民（Robert Francis Romulus Bellarmine 即Bellarmino, 1542–1621）最為重要。謂（一）人應首先服從教會，次及國家；（二）人固應服從君王，但對於叛教之邪君無服從義務；（三）政體以君主為最優，教會中尤非君主政體不可；（四）教皇得廢黜君王；（五）教皇之政治權力亦非直接而是間接（格列高里十三世將辨正列入禁書，即因此故）。

天主教聯盟之說亦值得注意。此派之言論共分四層：教會或人民能否合理地廢黜君王？亨利第三應否受教皇之廢黜？人民應否廢黜亨利第三？在正式廢黜以前，人民能否合法地武力抵抗？此四問，答案都「是」。教高於政，故教皇能廢黜君王；人民亦具此權力，因君王乃人民所立。不寧惟是，凡信奉異教之人主即可作暴君論。

此外，西班牙之法學家，蘇亞勒士以為人生而有社會性；蓋人生而必處社會之中。有社會必有治權，即天主天使尚有等級服從，何況凡人。主權不在任何人而在社會，在人民全體。

這看起來是民治思想，然終點則為專制，與日後霍布斯之立論不謀而合。何耶？政治社會，必有政府；既有政府，即有治者與被治者。此種劃分雖亦曾基於被治者的同意，然是割讓而非委托性質之契約。人民既將治權交付即不能收回；而君王乃至高無上矣。

總之，在這段期間，反抗君權派（Monarchomachs）與君權神授論（Divine Right of Kings）同時並存。原因是各國人民不由自主地劃分為新舊兩派，釀成各國間之內亂外戰，新舊教派明爭暗鬥不止，各為其真理而犧牲。

不論國君所袒護者為新教或舊教，凡被壓迫而處反對地位的教徒即斥其國主為暴君，可廢可弑。反之，新教舊教對其同教之君王無不各為辯護，而張揚其權力。而且，兩教派只要有人感受到壓迫，就高呼革命；如得勢，又不惜以自己曾受到或曾痛斥的虐待加諸對方。

宗教改革如此激發了反抗與自由，乃竟成了十九世紀追求政治自由之先聲，宗教史本身就是政治史。

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

坎特伯雷大主教稍早曾回顧了一段「奇跡」。

一九一四年的平安夜，德軍在戰壕裏布置了聖誕樹，擺上了蠟燭，並唱起歌來。英國士兵也唱他們自己語言的聖誕歌回敬。但不久兩邊就開始互賀節日快樂。然後雙方在無人地帶開始有些交流，交換食物、香菸和酒等小禮物，或鈕扣與帽子等作為紀念品。這次休戰，也讓雙方可以把陣亡者各自帶回埋葬。故雙方也舉行了聯合禮拜。

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上帝與撒旦仍可「聖誕休兵」。在聖誕節日之後，當然我人仍期待他們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