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增長才有未來

二十世紀前半，現代化，在全世界都氣勢如虹，沛然彷彿莫之能禦。要把一切傳統、前現代的東西全部清掃進歷史的垃圾箱裡。

可是二十世界下半場，這氣勢就弱下來了，「現代」和「傳統」開始重新要商量一下它們的關係。

本來強調傳統與現代不兼容的二元對立模式，逐漸調整為動態連續模式，從「傳統與現代」轉成「從傳統到現代」 — — 傳統從阻礙現代之物，變成可以轉換以適應於現代，甚至可以是有助於現代發展之元素。

前者是我國五四到文革時期之思路（傳統要揚棄，或做現代化轉型），後者是日本及「東亞四小龍」以傳統文化來發展現代化的情況（現代化自己才要轉型）。

這時，就也出現了另一種鬆動原有論述模型的講法，那就是將「現代」複數化。認為現代雖最早出現於西方，但亞、非、拉美不一定都得跟西方走，或變成西方那樣；可以如日本，形成一種「亞洲型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融合了非西方的本地文化而形成之現代社會。

現代化理論之所以會想要調整，是因為它的發展已經出現了極大的現實問題。

早在馬克思那時，就看到了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而想推翻它。結果，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尚未發展成工業資本主義的國家卻提前實驗了馬克思的想法。其他不願步蘇聯和中國大陸後塵，暴力推翻舊社會的國家，當然只能調整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體質，減少它理論和現實上的矛盾與缺點，以圖繼續發展。

傳統，從阻礙現代之物，變成可以轉換以適應於現代，甚至有助於現代發展，就是其中一種調整思路，以便於繼續現代化。

之所以說這只是現代化的一種思路，是因為50年代開始，以美國為主導的現代化理論盛況空前，形成了一套整體解釋近代社會變遷的理論體系，而上述思路只屬於其中之一。

這就不免會讓人聯想起一些事例：

現在人結婚都穿白紗，在國人想像中，西方婚禮即是如此的。但其實十九世紀以前歐洲物資匱乏，衣物常要代代相傳，珍貴的禮服都是紅啊黑啊這類深色的，因為髒污、磨損、縫補、修改比較不明顯。

同時，白色是喪禮用色。蘇格蘭的瑪麗一世嫁入法國王室時卻穿了白色禮服，結果兩年後丈夫去世，令人頗為忌諱。

維多利亞女王剛好沒注意忌諱，而且當時英國殖民情勢大好，皇家又不差錢，禮服不打算代代相傳（珠寶至今還是傳的），故用了白色婚服。於是白婚紗的「傳統」，就此發明，至今只一百多年。

同樣，大家以為很古老的，紅外套、白鬍子的聖誕老公公，更是1931年以後才被可口可樂公司創造出來的。

也同樣，「現代化」也是個新發明的傳統。使用「現代化」一詞來說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是1951年才確定的。

接著丹尼爾．勒納《傳統社會的消逝：中東現代化》、《發展中地區的政治學》（阿爾蒙德和科爾曼，1960）、《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沃德和拉斯托，1964）、《現代化和社會結構》（列維，1966）、《現代化的動力：比較歷史研究》（布萊克，1966）、《現代化的抵制和變化》（埃森斯塔特，1966）、《國際體系與社會現代化》（內特爾和羅伯遜，1968）、《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頓，1968）等一系列大作，歷時50年，終於形成了龐大的現代化理論體系。

現代化，就是大家都披上的新蓋頭。

讀我這文章的朋友，大多沒體驗過那個時期。龐大的現代化理論體系對台灣乃至東亞社會的影響，和大陸與蘇聯的馬克思意識形態世界，其實沒什麼區別。

因為理論比現實更具先導性，所以不是生活總結或歸納為理論，而是理論指導著現實走。理論是眼睛，教你怎麼看、讓你看到什麼。

理論又都有政策含義，故生活隨政策而變。因為它不但解釋了發達國家工業革命以來發生的深刻變化；也教育並指揮著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以追趕上先進國家。

當時，世界分成兩半，大陸與蘇聯是一半，以美國為主的「自由陣營」是一半，彼此冷戰。而冷戰，比的不是槍砲，槍砲原子彈兩邊都有；真正的區別是意識形態、是兩套理論體系。

在現代化理論這一邊，當然是以此宣傳歐美工業革命以來的成績，吸引亞非中南美各「發展中國家」來效法並形成同盟關係。但有三個問題卻很棘手：

（一）是現代化若要變成全球性的進程，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情況卻差異甚大，其「理一分殊」之處，如何理解或處理？

（二）這種理論，究其實，仍是「以勢定理」的。你富強了，誇誇其談，別人只能聽你，如果你經濟不行了，別人的非議自然也隨之而至。70年代前後，歐美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出現重大轉折，工業產值占國民經濟比例持續下降，工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比例亦然，城市居民則向郊區農村移動，生態環境意識又開始興起，情況都與現代化的想法不同，對現代化的質疑乃愈來愈大。

（三）現代化理論，可以解釋歐美發生的深刻變化，也可指揮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卻怎麼解釋發達國家今後的發展？

換言之，它仍是向後看的，要用對過去的一番描述，來指導人前行。結果自己走來走去，未來該如何走倒忘記想想了。

現代化理論的籠罩期是50～90年代，但其實70年代以後就因上述這些問題，而有了分歧、反思和批評。我前面提到：構思一種結合非西方的本地文化而形成的「亞洲型資本主義社會」，即屬其中一類。

70年代以後，由現代化理論分化出來的另一種思路，非常有趣，反而像是延續馬克思，要推翻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迎接新時代。

他們入室操戈，說工業社會已發展好幾百年了，疲態盡露，問題叢生。且科技不斷更新，原有之工業原料、生產方及生產關係又都在改變中。因此它馬上就要過去了，眼前已出現一種工業社會之後的社會。

原先馬克思其實就已講過資本主義即將消亡，但主要是從勞工角度說，認為會出現工人階級甚或無產階級之革命，建立新社會。

現在這理論卻不從這裡說，而是著眼於生態惡化、人之物化與機械化等，說現代工業社會的運作方式，會使得這種現代生產形態本身就發展不下去。而在工業科技已然形成困境之際，生態新技術將具體改變我們的社會與生活方式。

這種新社會將如何出現於我們未來，或我們希望它是怎麼樣的未來，就凝結成對於未來的召喚。烏雲既布，巫師於茲求雨焉！

這些「巫師」，都是因現代化理論未能說明現代國家之未來而生的。名號甚多，有後資本主義社會（達倫多夫，1959）、後工業社會（貝爾，1973）、後現代主義（Lyotard,1984；Best and Kellner, 1991；格里芬，1997）、後現代化理論（Crook，1992；Inglehart，1997）、知識社會（萊恩，1966）、資訊社會、網路社會、數位化社會等。

他們都認為現代工業社會不是文明發展的終點，只是驛站，未來還要繼續發展。故丹尼爾．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說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三階段（另有些人說是傳統、現代、後現代），而發達工業國家在其後30年至50年間即將進入後工業社會。

後工業，又稱後現代（postmodern）。這一堆思想，皆因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和危機而生，或主張復興傳統要素和技術；或要否定或解構現代；或討論後現代社會的建設和創造；或認為後現代化的核心社會目標，不是加快經濟增長，而是增加人類幸福，提高生活質量；或云沒有什麼後現代，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就是「後工業化社會」。

我入大學是1973年，那時台灣政界思想界頗受美國籠罩，要正面擁抱現代化理論而以政策落實之。所謂中西文化論戰，只不過幾位新儒家主張現代化時不必掃除傳統、傳統在現代仍然有其價值而已。其他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工商產業均應全力現代化。

我讀的中文系，原是致力於研究古代文化的，故似乎可以避開現代化的洗禮，但終於沒有，因為沒有人會支持不現代化的古董。因此我們較年輕的一輩漸漸被迫或自覺地起來改革，推動「傳統的現代化」，以符合潮流。

但很快，1978年我碩士畢業，擔任淡江大學校長張建邦先生幕僚，就開始接觸到後工業社會這一套思路了。

D．貝爾的理論，重點不在三階段論，而在於他對未來社會性質的分析。前工業社會主要是農、礦、漁、林。工業社會，靠技術和機器，大量生產。經濟由製造業、交通運輸業、商業構成。後工業社會，卻是依賴信息，發展服務業。

這裡，關鍵詞是「信息」。工人不以生產物品為主，主要是處理信息。故職業轉向辦公室、教育機構和政府部門的白領。如美國，1956年白領職員總數就超過藍領工人了。到1970年更超過5：4。專業和技術職員的增長，則是從業人員總數增長率的2倍。科學家和工程師這種技術階層的增長率，也是勞動力總數增長率的2、3倍。

與信息相關的關鍵詞則是：知識爆炸（knowledge explosion）。張先生編譯過這書，也經常宣傳這個觀念，令人印象深刻。

大家都知道知識是靠積累的，但現在電腦出現了。現代社會加上電腦，既會讓知識如原子裂變一樣，從積累到爆發，從知識變成了資訊，繁雜至不可計數：又會因這麼多的資訊，讓人根本無法處理，而不得不仰賴電腦。

所以後工業社會也稱為資訊化社會，是以電子資訊技術為基礎，以資訊服務為基本產業，並以數位化和網路化為社會交往方式的新社會。在這社會中，資訊是比物質和能源更重要的資源。

既如此，張校長自然要大力發展電腦技術、強調資訊（訊息才是資源）。例如傳統圖書館系，他就改成為資訊系；而淡江大學電腦設備、教學、應用更成為臺灣之最。

1980年，托夫勒（Alvin Toffler） 《第三波》出版，又為我們的探索提供了生力軍。所謂第三波，後來大陸翻譯為「第三次浪潮」，指的就是丹尼爾．貝爾說的後工業社會。

這種社會，我前面已說過，他們都認為是由工業社會不好而生的。因為生產與消費分裂，導致了政治、社會、文化的深刻矛盾與衝突，影響到家庭生活和兩性身份，甚至個人的精神與個性。社會上貪得無厭、商業腐化、人際關係冷酷之現象，便是工業化的後果。

新的潮流，生產工具主要是電腦，而經濟運作涉及的資源是人腦。所以他預測未來：電腦使SOHO（在家工作）成為常態；DIY（自己動手做）愈來愈盛；核心家庭瓦解；跨國企業將興……

這一門新興的綜合學科，主要探討後工業生產方式和新科技革命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揭示各種可能性，進行未來發展的預估。

但這套學說有濃厚的科技導向。所謂後工業其實是新工業，電腦技術一日千里，新能源、新技術、新材料、新媒體也方興未艾，足以令人揣想一個幾乎全新的未來。

當時與張校長、賴金男先生、陳瑞貴兄等所談，大約跟科幻小說差不多。所以我跟科幻小說家張系國、呂應鐘、黃海等都還有些交往。應鐘兄且隨我赴南華辦學，當過主任秘書。可是世相隨化，四十年前揣測的未來，如今多已成為現實，甚或還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擬議，元稹詩云：「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令人不勝低回！

然而這就是我們希望的未來嗎？

看來也不是。由工業發展思考未來仍是有盲點的，從《第三波》《大未來》到羅馬俱樂部提出的《成長的極限》，已顯示未來學對科技發展的悲觀。人類將迎接的，可能是「寂靜的春天」。生態運動、環保意識乃由此繼之而興。當時張校長曾帥領我們翻譯了《即將來臨的繁榮》，保持積極樂觀。可是我覺得：這些科技帶來的問題終究還是難以解決的。

因為未來主義雖一直在談科技的更新，但實質是科技決定論。

這種思想是從「生產工具論」轉化來的，勃興於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它對未來主義的影響，在於把科技看成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科學技術發達了就可以消除社會差別、解決現有社會制度的弊病；科技專家將主宰人類的命運，成為社會的統治者。而且科技具有自主性和獨立性，可以成為決定其他一切力量的根本原因。

所謂後工業、新能源、新技術、新材料、新媒體，講的都是科技如何創造變動、推著人往前走。科技是主動的，人只能順應潮流。

這種態度，其實是在「打倒上帝」之後又找了一個上帝來供膜拜。對科技信息技術太過樂觀，甚至迷信。以致談信息科技、信息社會、信息經濟、信息戰略，到處都是這種單一角度的高科技樂觀主義。

曾寫過《大趨勢》的奈思比特，曾稱這種現象為「科技上癮症」。患了這種病的人，以為城市信息化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就變好了，一切問題就都會解決了。

一如有的人相信科技能治療社會病態，對科技處方抱持極大信心：以為每間教室都有可以上網的電腦，學生功課就會進步；以為改造人體基因，可以消除疾病；以為作物經基因改造，可以餵飽全世界。

縱使有不少人，例如教育心理學家席莉（Jane Healy）就曾警告經常使用電腦，可能對孩童的大腦生理機能產生有害的改變，造成普遍的注意力不集中以及沮喪症候；其效果與軟件開發者所聲稱者大相迳庭。因為電腦遊戲會阻礙任何類型的反省、對未來的思考以及內心的自我對話。

但這類意見，一般並不被人重視，一般人相信的仍是科技的承諾。科技的承諾聽來甚是悅耳，大家願意相信只要買下什麼科技，就自然解決了問題。

因此，奈思比特說：「科技以愉悅、以承諾引誘我們，我們上了癮，不去注意科技可導致的副作用，因此不明白何以前途看來不可逆料。
鮮少有人清楚了解科技在我們的生活中、社會上占有怎樣的地位（或應該占怎樣的地位）；更糟的是，少有人知道科技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我們給予科技特殊地位，彷彿它是自然法則，有不可褫奪的權利。我們的日常生活、人格形成經驗，甚至自然世界，都注定要由日益精密的軟件來『管理』。
科技與我們的經濟齊步前進，我們則只能插上插頭、上網、瀏覽、剪貼、把零碎信息拼湊起來。我們覺得有點不對勁，但沒法下達指令作任何修改」（奈思比特《高科技．高思維》，導論）。

奈思比特能對此有些反思，是因為「生態學」已開始對未來主義提出挑戰了。

生態學一詞，是由德國學者恩斯特．海克爾於1866年提出的，20世紀開始獲得了全新的發展。關心的是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認為人類破壞了生態，即會限制社會發展。

在托夫勒強調技術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宣稱第三次浪潮的新文明將是一個與「烏托邦」不同的「實托邦」時；生態主義早已跳了出來，指出這些科技時托邦可能只會帶我們走入「成長的極限」，把地球造成為一個春天沒有鳥叫蟲鳴的世界，一下就把人從無限科學暢想的未來，拉回了現實。

《成長的極限》是1972年羅馬俱樂部提出了的。以鄧尼斯．米都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以人口激增、糧食短缺、資源枯竭、環境惡化、能源消耗五大因素建了個模型。發現：按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人口數量和工業生產力出現不可控制的衰退。除非停止增長，人口規模（出生率等於死亡率）和工廠資本在規模（投資率等於折舊率）上保持不變。 — — 避免世界「災難性的崩潰」的出路只有「零增長」。原地踏步，不前進，才有未來。

該書到1973年的石油危機之後，才受到關注。明白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增長模式 — — 「人類征服自然」，其後果是使人與自然處於尖銳的矛盾之中，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土地沙漠化、人口暴增……實際上是使人走上了一條不能持續發展的道路。

可是這是一條不歸路，既然採取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要想停止、零增長，是不可能的。不但沒有任何國家會採取這種政策，就算有，在全球化的體系中，它也會被認為是壞掉的螺絲釘，立刻被拔除。

所以至今沒有人不知道這個道理，可是沒人能做。輿論叫得大聲一點了，就敷衍一會兒，或說一套作一套。國際環保組織壓力大了，則或推諉或乾脆退出。

例如美國2001年就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2017年1月到2019年期國內更已放鬆128項環保法規。2017年又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停止對綠色氣候基金捐資。

《巴黎協定》是繼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京都議定書》之後，人類歷史上應對氣候變化的第三個里程碑式的國際法律文本，明確了全球共同追求的「氣溫硬指標」。但這有什麼用呢？在現代高增長國家眼中，不過是一張廢紙，甚或是一個想要拖它後腿的邪惡圈套。

人對自然的迫害如此，同樣的，工業化也把人和動植物的關係搞砸了。二十世紀已有249種動物徹底滅絕，1223種動物瀕危。

1962年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出版，描寫因過度使用以DDT為代表的化學藥品和肥料而導致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給人類帶來不堪重負的災難。

人用自己製造的毒藥來提高農業產量，無異飲鴆止渴，這個觀點直接推動了環保運動的發展。所以後來聯合國等組織都頒布了相應的動物保護制度，希望扼止人類的捕殺行為。但情況也和想減緩空氣惡化一樣，動物保護委員會提出的「日本全面暫停捕鯨決定」，日本至今不理不睬。

人與自己、與他人相處的問題，同樣嚴峻。

最早提出後工業社會理論的丹尼．貝爾，其實就著有《資本社會的文化矛盾》，認為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之所以會瓦解，並非技術不行了，而是其文化發生了內部矛盾，使得這個體制運作不下去。若想運作，即須更新。

其說甚為繁頤，但大體是說它的經濟驅動力吞噬了宗教與審美。新馬克思學派的馬庫色也提到了工業社會造成「單向度的人」，希望從審美上來拯救。

這些方向，正是可以充實趨勢研究的，可惜後來未來主義的發展偏偏在這方面最薄弱，科技導向，從蒸汽火車發展到高鐵了，九條牛也拉不回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