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安倍、杜勒斯給台灣人民的警示

台灣比烏克蘭更令人不安！安倍呼籲美國須公開表明會保衛台灣不受中國入侵。日本前首相、眾議院議員安倍晉三4月12日在美國《洛杉磯時報》發表評論文章，認為俄烏與兩岸軍事實力差距都很大；台烏都沒有正式軍事盟友；中俄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擁有否決權與核武器的常任理事國，由於台烏有相似之處，美國應借烏克蘭的教訓，提早將協防台灣納入美國正式的安全保護網下。安倍表示，台灣與烏克蘭不同的是，台灣並非被公認的獨立國家，而美國幾十年來模糊的對台政策正在助長印太的不穩定，因此安倍呼籲美國應該發表一份不會被誤解，清楚表明保衛台灣不受中國入侵的聲明，也就是改變對台政策，將「戰略模糊」改為「戰略清晰」。美國對台政策改為「戰略清晰」，等於是改變一個中國之下的中華民國台灣體制，喚起「台灣人民自決意識」的抬頭，是挑戰中國「內政不受干涉」之主張。因此身為日本眾議院議員的安倍僅以含蓄、隱晦的表達方式，何況美國改變對台灣的任何作為，也必須等到台灣人民先主動的站起，正式將「台灣問題國際化」之後。

台灣媒體報導安倍在投書當中表示，俄羅斯的入侵行動是對烏克蘭領土主權的侵犯，這點在國際法以及《聯合國憲章》的解釋沒有爭議，也沒有國家否認。然國際社會「默許」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因為有這個「先例」，若中國領導人採用「地區」而不是國家的邏輯，中國可能會期望世界更寬容的對應，這樣的期待應該也不令人訝異。可見中國和台灣之間是地區概念，而不是國與國的概念，這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情況不同，因為中國對台灣不是國與國之間的領土主權侵犯，而是在「一個中國」框架之下，國民共各政黨之間對台灣內政管轄權之爭，是七、八十年來兩岸內戰之延續，國、民兩黨是在中國台灣地區的政黨輪替，對岸共產黨則是檯面上未正式參與的政權。

另一面，四月因為《舊金山和約》生效與《對日和約》簽訂70周年，有關台灣的主權又被提出討論，各方投書幾乎不約而同提及：「《舊金山和約》並未提及台灣主權歸屬，以此證明台灣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毫不相關」。對此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譚慎格近日專論〈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以下簡稱〈杜文〉)有心無意地提到，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戰敗的土耳其被迫放棄對敘利亞、巴勒斯坦和約旦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而歐洲列強扣留了這些地方（國家）人民的主權。法國和英國擅自接受國際聯盟安排的「委任」、統治（託管），這些國家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主權「懸而未決」。〈杜文〉作者並以隱晦的口氣提到，同為起草人的美國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對應一九五二年《對日和平條約》（通稱《舊金山和約》）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時，也必然遺留這樣的法律漏洞，使中國北京有機可乘。

然筆者從〈杜文〉觀察到，一九一九《凡爾賽和約》和《對日和平條約》並不相同。《凡爾賽和約》中的敘利亞、巴勒斯坦和約旦原本就是主權國家，「人民的主權被扣留」之說法沒有問題，反觀《對日和平條約》中的台灣並不是主權國家，何況當時的台灣人民是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祖國的中國政府接手統治的社會氣氛，由於當年台灣住民未「主動」爭取殖民地人民「人民自決原則」，因為台灣住民的「無知」，而被西方國家「順勢」犧牲原本應該擁有之權利，並以台灣做為與中國談判之籌碼，也就是說，由於中國的中華民國至今從來沒有追求獨立、對外「宣布獨立」，杜斯勒口中的「兩個中國」至今沒有形成，杜斯勒對台灣住民的主權「懸而未決」之想法，也僅止於「啓發」。

〈杜文〉同時提到: 杜勒斯同情無知的中國人民，但即使日本可能在戰爭中被擊敗，然他對於中國人民的未來並不樂觀，令他痛心的是，國共內戰的悲劇印證了他的悲觀。一九五○年，當蔣介石在中國全面潰敗，蔣的政權逃亡台灣之後，杜勒斯必須解決，台灣會被拱手讓給毛澤東的共產黨，還是美國應該介入？由於麥帥態度堅決─絕對不能放棄台灣，最後杜直接從麥克阿瑟將軍口中得到答案。在杜勒斯的運作下，舊金山和約的最終文本「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和澎湖列島的主權(未包括金門、馬祖)。條約本身並未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地位。」，杜勒斯還向日本首相（吉田茂）表示，日本可以在簽訂〈台北和約〉後自行決定與兩個「中國政府」的哪一個打交道，台北或是北京。結果日本選擇了台北，然日本並非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之外的國家，並稱日本沒有立場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可見兩個法理上的「中國」並未形成。

杜勒斯在一九五三年成為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並堅定地主張，美國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合法「管轄」，但不承認其主權。〈杜文〉作者表示，杜說明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於東京簽署「台北和約」時，當時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長葉公超對情勢做出以下描述︰『這些島嶼(指台灣澎湖)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但它們並非我們所有。』，杜勒斯補充說，「現在，你可以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了。」(因為主權國家才能擁有領土，可見中華民國是當時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而不是和中國沒有法關係的國家)。一九五五年杜勒斯在回應有關台灣的利益時道︰「福爾摩沙島和澎湖列島對美國的利益至關重要，我們將盡我們所能確保它掌握在友好陣營的手中…兩個中國政權爭論的法律問題已經變得微不足道，因為對我們(美國)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應該置於友好勢力的控制之下。」

近日有幸閱識數篇關心台灣前途台灣智識良知人士的論述文章，無論是針對安倍投書「台灣不是國家」或是《舊金山和約》生效與《對日和約》簽訂70周年之論述感言，個人感觸良多。筆者認為，如果這些攸關台灣未來前途的論述，能夠擺脫過去的意識形態、政黨對立等主觀的情感因素，讓論述更貼近客觀的法理性思考，相信對台灣社會可以發揮更深廣的影響力，並喚起 「台灣人民自決意識的抬頭」，對此個人思考以下幾點在討論台灣地位轉型正義（獨立建國）時，應該注意的方向，期盼各界先進不吝賜教。

其一、必須明確區分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和台灣人民，因為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法主體性，前者代表中國舊體制，後者才是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的法主體，兩者的政治意向南轅北轍，安倍投書「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實話等，勢必喚起「台灣人民自決的意識抬頭」，難見於中華民國台灣媒體可想而知。其二、必須先喚起「台灣人民自決意識的抬頭」，台灣人民才能主動的站起、付諸具體的行動，如此才有援引「住民自決原則」、追求獨立建國的機會。在此之前美、日等國不得不暫以「戰略模糊」策略，繼續和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往來，美、日等國主動提供疫苗援救台灣人之主要目的。其三、各國必須遵守「一國一合法政府原則」(中華民國是中國的非法政權)，同時必須因應來自中國的「內政受干涉」之主張。美、日等國無法直接向台灣人民明白指點「中華民國是中國的非法政權之真相」，對此台灣人民必須要有自知之明。「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等是美官員們政治表達方式，目的是期待台派團體和台灣人民，能把握良機順勢主動的站起來呼應，這些發言和中華民國(台灣)的法理地位並無直接關係。其四、台灣人民迫切需要建立，中華民國台灣當局是中國的，台灣的民主成果是台灣人民的之概念。大多數台灣人支持「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維持現狀」，另一面卻用心區隔台灣、中華民國兩者無關的說法，這樣的做法不切實際，容易被操作模糊焦點、分散力量，何況依據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國際社會不得不以台灣、台北取代「中華民國」字樣理所當然。其五、國名=政府名稱。中華民國是中國的舊政權、舊國號，只有中國合法政府北京政權有權決定如何使用。「正名」正確的概念是，建立新的國家，使用「正確的」國名。「正名」不是修改中國的舊國號。其六、有國家才有憲法。台灣人必須先建國，台灣人民才有制定新憲法的權力(制憲權)。

台灣人民已經在和台灣國存活的時間賽跑， 2018~2020年間「台灣人民對抗中國之自決行動」實已完成，台灣分段式「自決投票」前半場已經告一段落，對此美國等民主國家皆給予正面的評價，然台灣人民需要再一次主動的站起，追加具有「獨立建國」法理意義之民主程序，並向國際社會正確的發聲，也就是「台灣問題國際化」。美國等民主國家希望將當年杜斯勒對台灣人民的主權「懸而未決」之提示，取代台灣長久在美國操作下勉強生存之現狀，期待交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這也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呼籲美國，對台策略必須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之主要原因。安倍以卸任日本首相身分，透過美國媒體向台灣人民指出「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立場和表達方式深具意義，值得台派團體和台灣人持續關注，並付諸具有法理意義的具體行動，及早「將台灣問題國際化」才能救台灣。

台灣比烏克蘭更令人不安！安倍呼籲美國須公開表明會保衛台灣不受中國入侵。日本前首相、眾議院議員安倍晉三4月12日在美國《洛杉磯時報》發表評論文章，認為俄烏與兩岸軍事實力差距都很大；台烏都沒有正式軍事盟友；中俄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擁有否決權與核武器的常任理事國，由於台烏有相似之處，美國應借烏克蘭的教訓，提早將協防台灣納入美國正式的安全保護網下。安倍表示，台灣與烏克蘭不同的是，台灣並非被公認的獨立國家，而美國幾十年來模糊的對台政策正在助長印太的不穩定，因此安倍呼籲美國應該發表一份不會被誤解，清楚表明保衛台灣不受中國入侵的聲明，也就是改變對台政策，將「戰略模糊」改為「戰略清晰」。美國對台政策改為「戰略清晰」，等於是改變一個中國之下的中華民國台灣體制，喚起「台灣人民自決意識」的抬頭，是挑戰中國「內政不受干涉」之主張。因此身為日本眾議院議員的安倍僅以含蓄、隱晦的表達方式，何況美國改變對台灣的任何作為，也必須等到台灣人民先主動的站起，正式將「台灣問題國際化」之後。

台灣媒體報導安倍在投書當中表示，俄羅斯的入侵行動是對烏克蘭領土主權的侵犯，這點在國際法以及《聯合國憲章》的解釋沒有爭議，也沒有國家否認。然國際社會「默許」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因為有這個「先例」，若中國領導人採用「地區」而不是國家的邏輯，中國可能會期望世界更寬容的對應，這樣的期待應該也不令人訝異。可見中國和台灣之間是地區概念，而不是國與國的概念，這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情況不同，因為中國對台灣不是國與國之間的領土主權侵犯，而是在「一個中國」框架之下，國民共各政黨之間對台灣內政管轄權之爭，是七、八十年來兩岸內戰之延續，國、民兩黨是在中國台灣地區的政黨輪替，對岸共產黨則是檯面上未正式參與的政權。

另一面，四月因為《舊金山和約》生效與《對日和約》簽訂70周年，有關台灣的主權又被提出討論，各方投書幾乎不約而同提及：「《舊金山和約》並未提及台灣主權歸屬，以此證明台灣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毫不相關」。對此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譚慎格近日專論〈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以下簡稱〈杜文〉)有心無意地提到，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戰敗的土耳其被迫放棄對敘利亞、巴勒斯坦和約旦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而歐洲列強扣留了這些地方（國家）人民的主權。法國和英國擅自接受國際聯盟安排的「委任」、統治（託管），這些國家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主權「懸而未決」。〈杜文〉作者並以隱晦的口氣提到，同為起草人的美國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對應一九五二年《對日和平條約》（通稱《舊金山和約》）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時，也必然遺留這樣的法律漏洞，使中國北京有機可乘。

然筆者從〈杜文〉觀察到，一九一九《凡爾賽和約》和《對日和平條約》並不相同。《凡爾賽和約》中的敘利亞、巴勒斯坦和約旦原本就是主權國家，「人民的主權被扣留」之說法沒有問題，反觀《對日和平條約》中的台灣並不是主權國家，何況當時的台灣人民是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祖國的中國政府接手統治的社會氣氛，由於當年台灣住民未「主動」爭取殖民地人民「人民自決原則」，因為台灣住民的「無知」，而被西方國家「順勢」犧牲原本應該擁有之權利，並以台灣做為與中國談判之籌碼，也就是說，由於中國的中華民國至今從來沒有追求獨立、對外「宣布獨立」，杜斯勒口中的「兩個中國」至今沒有形成，杜斯勒對台灣住民的主權「懸而未決」之想法，也僅止於「啓發」。

〈杜文〉同時提到: 杜勒斯同情無知的中國人民，但即使日本可能在戰爭中被擊敗，然他對於中國人民的未來並不樂觀，令他痛心的是，國共內戰的悲劇印證了他的悲觀。一九五○年，當蔣介石在中國全面潰敗，蔣的政權逃亡台灣之後，杜勒斯必須解決，台灣會被拱手讓給毛澤東的共產黨，還是美國應該介入？由於麥帥態度堅決─絕對不能放棄台灣，最後杜直接從麥克阿瑟將軍口中得到答案。在杜勒斯的運作下，舊金山和約的最終文本「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和澎湖列島的主權(未包括金門、馬祖)。條約本身並未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地位。」，杜勒斯還向日本首相（吉田茂）表示，日本可以在簽訂〈台北和約〉後自行決定與兩個「中國政府」的哪一個打交道，台北或是北京。結果日本選擇了台北，然日本並非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之外的國家，並稱日本沒有立場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可見兩個法理上的「中國」並未形成。

杜勒斯在一九五三年成為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並堅定地主張，美國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合法「管轄」，但不承認其主權。〈杜文〉作者表示，杜說明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於東京簽署「台北和約」時，當時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長葉公超對情勢做出以下描述︰『這些島嶼(指台灣澎湖)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但它們並非我們所有。』，杜勒斯補充說，「現在，你可以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了。」(因為主權國家才能擁有領土，可見中華民國是當時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而不是和中國沒有法關係的國家)。一九五五年杜勒斯在回應有關台灣的利益時道︰「福爾摩沙島和澎湖列島對美國的利益至關重要，我們將盡我們所能確保它掌握在友好陣營的手中…兩個中國政權爭論的法律問題已經變得微不足道，因為對我們(美國)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應該置於友好勢力的控制之下。」

近日有幸閱識數篇關心台灣前途台灣智識良知人士的論述文章，無論是針對安倍投書「台灣不是國家」或是《舊金山和約》生效與《對日和約》簽訂70周年之論述感言，個人感觸良多。筆者認為，如果這些攸關台灣未來前途的論述，能夠擺脫過去的意識形態、政黨對立等主觀的情感因素，讓論述更貼近客觀的法理性思考，相信對台灣社會可以發揮更深廣的影響力，並喚起 「台灣人民自決意識的抬頭」，對此個人思考以下幾點在討論台灣地位轉型正義（獨立建國）時，應該注意的方向，期盼各界先進不吝賜教。

其一、必須明確區分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和台灣人民，因為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法主體性，前者代表中國舊體制，後者才是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的法主體，兩者的政治意向南轅北轍，安倍投書「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實話等，勢必喚起「台灣人民自決的意識抬頭」，難見於中華民國台灣媒體可想而知。其二、必須先喚起「台灣人民自決意識的抬頭」，台灣人民才能主動的站起、付諸具體的行動，如此才有援引「住民自決原則」、追求獨立建國的機會。在此之前美、日等國不得不暫以「戰略模糊」策略，繼續和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往來，美、日等國主動提供疫苗援救台灣人之主要目的。其三、各國必須遵守「一國一合法政府原則」(中華民國是中國的非法政權)，同時必須因應來自中國的「內政受干涉」之主張。美、日等國無法直接向台灣人民明白指點「中華民國是中國的非法政權之真相」，對此台灣人民必須要有自知之明。「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等是美官員們政治表達方式，目的是期待台派團體和台灣人民，能把握良機順勢主動的站起來呼應，這些發言和中華民國(台灣)的法理地位並無直接關係。其四、台灣人民迫切需要建立，中華民國台灣當局是中國的，台灣的民主成果是台灣人民的之概念。大多數台灣人支持「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維持現狀」，另一面卻用心區隔台灣、中華民國兩者無關的說法，這樣的做法不切實際，容易被操作模糊焦點、分散力量，何況依據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國際社會不得不以台灣、台北取代「中華民國」字樣理所當然。其五、國名=政府名稱。中華民國是中國的舊政權、舊國號，只有中國合法政府北京政權有權決定如何使用。「正名」正確的概念是，建立新的國家，使用「正確的」國名。「正名」不是修改中國的舊國號。其六、有國家才有憲法。台灣人必須先建國，台灣人民才有制定新憲法的權力(制憲權)。

台灣人民已經在和台灣國存活的時間賽跑， 2018~2020年間「台灣人民對抗中國之自決行動」實已完成，台灣分段式「自決投票」前半場已經告一段落，對此美國等民主國家皆給予正面的評價，然台灣人民需要再一次主動的站起，追加具有「獨立建國」法理意義之民主程序，並向國際社會正確的發聲，也就是「台灣問題國際化」。美國等民主國家希望將當年杜斯勒對台灣人民的主權「懸而未決」之提示，取代台灣長久在美國操作下勉強生存之現狀，期待交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這也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呼籲美國，對台策略必須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之主要原因。安倍以卸任日本首相身分，透過美國媒體向台灣人民指出「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立場和表達方式深具意義，值得台派團體和台灣人持續關注，並付諸具有法理意義的具體行動，及早「將台灣問題國際化」才能救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