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撰写的《邓小平在1989》最近在纽约推出修订版。《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主持人陈小平就此对她作了一次专访,冠以“《邓小平在1989》谜团:邓小平或以专制结束专制?”的标题。节目中,戴晴认为邓小平“或许得以专制手段结束专制开启新体制的开端”。而她的判断是“基于汪锋和李锐都透露,邓小平可能将‘四个坚持’从宪法中移除。”
“以专制结束专制”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屡屡有人认为可以或寄希望于“以专制结束专制”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在我看来,完全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天下哪会有这么大便宜的事?
首先,这句话话逻辑不通。仅从文字来看,“专制结束专制”,那一定还是专制呀!
其次,理论上不成立。一个从专制体制胜出的权力最大的专制者,一定是通过专制手段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和威信的,不可能是通过民主决策而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和威信的。那么,怎么可能突然地主动华丽转身而推行民主呢?他的经历和人格决定了他不会这样做,除非他突然精神分裂,认知和人格突变。再者,如果他这样做,就会丧失其权力基础。他不会拿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命安全开玩笑。
退一万步,假设专制者突然发神经了,决意利用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迫使其它不愿意民主的官员和大众接受民主制度,我也想象不出合乎逻辑的过程。作出推行民主的决策是专断的,出自一个人决策,但却要在其它事务实施民主决策,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个过程怎么能进行得下去。即使暂时推行下去,因为缺乏认同和追求民主的社会基础,也会再次回归专制。现成的例子,邓小平主导国家主席两年任期写进宪法,就被习近平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因为支持任期限制的力量不够。
从实践来看,从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靠所谓的“以专制结束专制”。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化都是基于民众对民主的持续不断的追求。将台湾的民主化归于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是对台湾民主化的严重误读。“以专制结束专制”就来自于对台湾民主化的误读。民众持续不断,前仆后继对民主的追求才是这两个国家民主化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力量。专制统治者是迫于民众的压力才不得不顺应民众的要求。
或有人说,中国89年的学生运动也表达了对民主的追求。且不论89学运是否是真正追求民主,即使是,参与的人数,相对于13亿中国人就微不足道了。参与民主运动的比例大大小于韩国和台湾。其次,韩国和台湾的民主运动被镇压后,能前仆后继,再接再厉。而中国89学运被镇压后就熄火了。邓小平南巡后,在经济上抛弃工人和农民,而重视知识分子。胡萝卜加大棒,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就不再叫唤了,反而唱起赞歌来了。当然,韩国和台湾有美国施加压力的因素,而韩国和台湾都需要美国的保护,这也是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沙特也受美国保护,但沙特人民并没有民主的追求,美国就没必要多事。“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是基于民众的追求。大多数中国人都厌倦了政治运动,想要摆脱贫困,追求富裕的生活。中共才不得不改革开放,以维持其统治和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少数中国人产生了一些自由民主的追求。人数很少。也很难说,自由民主是他们最优先的追求,也很难说他们愿意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在中国,真正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很少,而愿意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少之又少。口头标榜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太多了,标榜民主或是为了追求权力,或是为了名声,或是为流量和物质利益。
总而言之,中国自由民主的基础太薄弱,不可预期,不知猴年马月才可实现。寄希望于专制者结束专制更是非常荒谬。就中国80年代和目前的民主基础,是把华盛顿穿越空降到中国当最高领导人,也不可能实现民主。神仙都不可能。必须要有足够的社会基础,自由民主的制度才能建立起来,才能维持下去,才能避免专制复辟。
2024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