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旗天下”的承上启下作用

余英时先生1998年在“家天下、族天下、党天下”一文中首次提出“族天下”这一概念，用来指代清朝和元朝的异族统治和政治制度。文章首发于《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二月号，后作为代序收录进《余英时评政治现实》一书中。余英时先生指出，“‘家天下’、和‘党天下’是中国史上到今天为止的三种基本的统治形态”。而在“族天下”的“王朝体系之下，‘天下’属于整个‘族’，而不是属于某一‘家’”；“‘家天下’的概念开始得很早，秦始皇时候便有人提出‘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的分别（《说苑．至公》）”；“‘党天下’的概念是四十年前由储安平叫响的（恐怕不是他最先发明的）”。“‘党天下’是二十世纪的新现象，在结构上它是从外面（前苏联）移植过来的。国、共两党都是以列宁、斯大林的党组织为原型而建立起来的。所不同者一个不彻底（国），一个彻底（共）而已”。

余英时先生认为，“‘家天下’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确定的统治集团作后盾，‘族天下’政权的优势便恰好在此，它不是以孤零零的皇帝一家为本位，而是以全族为本位。‘族’不但构成了征服王朝的统治集团，而且还是有严密组织的。满洲八旗制度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清朝能统治268年之久。而“像‘族天下’王朝一样，‘党天下’也有一个确定的统治集团，而党组织的严密更远非传统的族组织所能比拟”。

而“家天下”、“族天下”和“党天下”又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在精神上‘党天下’并没有完全摆脱掉王朝的若干主要特征。最明显的，刘邦‘马上得天下’，赵匡胤‘一条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而‘党天下’的开创者也深信‘枪杆子出政权’是绝对真理。政权可以和平转移的想法在‘党天下’的世界里是根本不存在的”。

虽然余英时先生没有对“家天下”、“族天下”和“党天下”之间的相同和不同，特别是相互的联系做进一步的阐述，但却勾勒出一个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我认为，“族天下”在“家天下”和“党天下”之间起作承上启下的作用。虽然“族天下”和“党天下”都是外部输入，但却是中国的基本政治规则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所需要的统治形态和政治制度。

一、“家天下”、“旗天下”和“党天下”的相同

先来看，三个“天下”之间的共同之处。余英时先生明确指出，用暴力夺取和维护政权是三者的共同特征之一。除此之外，三者还具有二个共同点：第一，权力被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所垄断，其它社会组织完全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家天下”，权力垄断在皇族手中；“族天下”是垄断在旗人手中。“族天下”更准确而言，应是“旗天下”。与其说清朝是满族统治，不如说是“旗族”统治。“党天下”是垄断在一个政党手中。第二，权力以继承的方式在垄断集团内部交接。“家天下”和“族天下”都由前任皇帝在自己的嫡亲中选择继任者。而“党天下”则由现任党魁在一个党内小圈子中指定“接班人”。如果将王朝定义得宽泛一些，王朝是主要由暴力建立和由暴力必要维护，权力被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所垄断并在集团内交接的统治形态，那中共的统治形态也可归属于王朝，是中国传统王朝在新的环境下的延续与演变。

二、“家天下”、“旗天下”和“党天下”的不同

而三个“天下”也具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权力垄断集团以什么基础而建立；二是权力垄断集团的权力继承机制；三是权力垄断集团的开放性；四是权力垄断集团的规模；五是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

“家天下”是以血统为基础而建立的，只有皇族、皇帝和皇帝的嫡亲才是权力垄断集团的成员或潜在成员。外戚、宦官和官僚机构的权力都由皇权衍生和授予而来。皇权的继承机制则是传子，皇帝的男性子嗣才有资格继承权力，一般由嫡长子继承。因而最为封闭，不具有开放性；皇族的规模也很小。皇权授权和主要依靠官僚体系实行统治，所谓“代天子牧民”。皇族身份与官僚身份绝然分离。皇族相当于股东，相当于天下的所有者，而官僚相当于管理者。

“旗天下”的结构更复杂一些。清朝在征服中原之前，就建立了“八旗”制度。“八旗”是一个以军事为主，兼具狩猎和农耕的军民一体化组织。这样的组织最初是四个，后发展为八个。八个组织在出征时打不同颜色和图案的旗帜，统称为“八旗”。“八旗”之间还分尊卑等级，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努尔哈赤将其所辖人口全部编入“八旗”，以满人为主，原则上所有满人都是旗人，除了受到处罚；但也有汉人和蒙古人。在建立清朝后，“八旗”成员，旗人在土地及财产，职业选择和法律地位上拥有许多特权，成为一个拥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但满清建政后，就不再吸纳新的旗人，旗人身份只能通过世袭获得。旗人的后代才能成为旗人，享有特权。非旗人在清朝建立后，就无法再成为旗人。

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制度。“旗天下”并没有摒弃“家天下”，“旗天下”中寓含有“家天下”，仍然有皇族及其特殊权力存在。皇族同时具有旗人身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后代，爱新觉罗家族是清朝的皇族，王朝的最高权力只能由爱新觉罗家族来把持和继承。清朝的统治形态实际上是一个双层结构。拥有诸多特权旗人属于统治阶层，但旗人男丁仍然有从军或当差的义务，或入朝为官。与完全不从事劳动的皇族不同。而皇权则在旗人之上，享有更高的垄断权力。旗人则给予皇权统治坚实和更广泛的支持。比较起来，清朝的统治形态，“家天下”的色彩更浓一些，旗人虽然拥有特权，但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具有什么地位。清朝与过去的王朝一样，宣扬天下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而没有宣扬天下是旗人的天下。之所以将清朝称之为“旗天下”，是为了突出出现了旗人这一新的特权阶层的变化。

八旗制度与历代王朝对功臣的封王封爵也有所不同。汉朝废除异姓封王后，历代王朝就只有皇族才可封王。清朝也实行爵位制度，分宗室爵位和异姓爵位。宗室爵位只有爱新觉罗一族才可获得，分12级。异姓爵位得有功绩才能获得，分27级。不同等级享受的俸䘵和其它待遇不同。爵位则分可世袭和不可世袭。可世袭的爵位，一般传一代则降一级，直至降为平民。清朝是降到最低一等，就世袭罔替。这个规则倒挺合理的，平衡了前人的荫德和后人的坐享其成。旗人身份则始终是世袭罔替，与父辈的待遇相同。爵位在王朝的任何时期都可能获得，而旗人身份则只能在清朝建政前获得。但有爵位的人数比较少，而且有爵位的人相互之间没有认同感，不构成一个统一体。相对而言，爵位阶层对皇权统治的支持作用没有旗人大。

清朝的“家天下”与过去的皇权统治一样，以血统为基础，继承机制为传子，封闭和规模小。但“旗天下”清朝建政前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不完全是以血统或民族为基础。在夺取政权中愿意参加和归附清军的汉人和蒙古人，也被编入“八旗”，取得旗人身份。八旗汉军数量甚至一度超过满人。但建政后则不具有开放性。旗人的身份则只能靠世袭获得。同时，将大量汉人旗人大量出籍，只出不进；从规模上来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在“清代八旗人口的变化及其影响”一文中估算，清初顺治五年(1648) ，旗人人口约为173万，占清朝总人口的3.5%；经过239年，到光绪十三年(1887)，旗人人口增至254万，但占清朝总人口的比例则下降为0.6%。显然比皇族的绝对规模大多了，相对规模也大多了。可能明朝是个例外，据估计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约为100万人，按明末大乱之前1亿人口计算，朱氏子孙占全国人口比例达到了1%，超过了清末旗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当然，朱氏大量繁衍，明朝的经济难以承受，其子孙的特权并没有得到完全保证，不断削弱。“旗天下”仍然主要靠官僚体系实施统治，但旗人对皇权统治起到了补充和辅助作用。旗人也可入朝为官，皆具旗人和官僚身份。打破了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界限。

“党天下”的党组织这一权力垄断集团则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以“皇族”的称谓为基准，可将清朝的“八旗”称为“旗族”，中共的党组织称为“党族”。在中共革命时期，中共宣称为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奋斗牺牲的意识形态与其对追求权力垄断是一致的，不分彼此，互为目的。但革命成功与建政后，意识形态和权力垄断就逐渐分离，如今意识形态已经完全蜕变为保持权力垄断的幌子。八旗制度相对于汉族主体是外来的，八旗成员也主要由满族构成。党组织制度也是外来的，由俄共输入。但党组织成员自中共成立起则以汉人为主体，这一点与八旗制度不同。八旗制度是满族人强力输入，被汉人所接受。而党组织制度则是汉人主动引入。

一般党员没有明确的特权，但相对于非党员有许多隐性的特权，包括体制内择业，升迁有更多机会和受法律从轻处罚等。而在组织内的职务越高，拥有的特权则越多；“党天下”最高权力的继承机制则由“家天下”的“传子”转为“传能”，将权力授予交接给通过官场历练和考验能担当大任一步一步升迁到高位的高级党官。这里面也有潜在的世袭因素，“红二代”的起点更高，升迁更容易，有“泛家天下”的迹象。清朝是旗人内存在皇族，而“党天下”则是党组织内存在一个中央高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最高权力世袭已不是“党天下”的制度性规则，在中央高层和党组织的中下层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党组织则更为开放。在毛时代，除了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员被排除在外，其它人都有申请资格。改革开放后，原则上所有人都有资格申请加入中共。但是否能获得批准则受很多因素影响，主要取决于个人对党组织的服从度、社会关系和基层党组织的考量。但党员的身份不可世袭；“党族”的规模比“旗族”又大多了。1949年中共建政时，党员数为448.8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4亿人的0.83%；到2023年底，党员人数为9918.5万，占全国总人口140967万的7.03%。无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大大增加。规模的扩大主要源于其开放性。

“党天下”的组织更为庞大，结构也更为复杂。就中共而言，设有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同时在军队、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设有党组织。原则上，中央委员会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权力集中在几十人组成的政治局，政治局中又设有若干常委，具有更高的权力。最高权力则归属于党的领袖，党主席或总书记。“党天下”与“家天下”和“旗天下”最大的不同在于党组织这个权力垄断集团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次，直到基层。

党员需要从事各项具体工作，其中掌握权力的官员则分党官和政官，党组织的职务和政府部门职务。但党官和政官之间没有绝然的界限，党官和政官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没有任何硬性限制。而且在升迁过程中，官员可能在党官和政官之间来回转换。皇族则与官僚之间则不存在这种关系。除了为了统战和装扮民主而存在极少数非党员政官之外，绝大部分政官都是党员。而“旗天下”，旗人官员则占少数。党官是专职，而政官可能是专职，还可能兼职党官。各级官员，党的书记的权力高于行政长官，官员的职务以在党内担任的职务论高低。兼职的党内职务也高于正式的行政职务。比如市长兼市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就高于市长的职务。从统治效率上来看，高级别党员与官僚系统高度重合似乎比较低效，不设立党组织的统治效率更高；但从垄断权力的角度，却非常必要和有效。只有进入了党组织系统，才有可能进入权力垄断集团。党组织作为一个权力垄断集团，如神经网络高度嵌入官僚集团和社会各领域各层次，能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这比“家天下”和“旗天下”，权力垄断集团从外部对官僚集团进行控制的效果大得多。所以，即使高级别党员与官僚系统高度重合，党官和政官之间没有绝然的界限，作为权力垄断集团的党组织和作为管理机构的官僚系统相分离是非常必要。

三、“旗天下”的承上启下作用

清朝的“旗天下”具有偶然性。汉族内部的改朝换代，除了以皇帝宗室为权力垄断集团之外，如果再扩大权力垄断集团范围，就没有比较明确的界限，不好划分权力垄断集团和非权力垄断集团。而清朝是少数异族为基础征服了大多数的汉族而建立的统治，以满族为基础建立的旗人体系则与非旗人有比较清晰的界限，可以将权力垄断集团的范围有所扩大，以增强权力垄断集团的控制力，同时又不至于没有限制而导致社会的经济供养能力不可承受。虽然具有偶然性，但却满足了中国政治制度朝向权力垄断集团不断加强社会控制的内在需要，因而清朝“旗天下”具有对“家天下”很强大的加持作用，也是清朝能有268年的命数之久的重要原因。假如近代没有西方的侵入，清朝灭亡后，建立的是一个汉人王朝，会不会沿袭清朝的“旗天下”呢？也有可能。旗人本来就不全是满人，汉族“起义军”一样可以效仿清军的八旗制度。从而可以将“旗天下”作为“家天下”的补充而沿袭下去。清朝以前的汉人王朝没有建立旗人制度，也可能是受物质基础的限制。而清朝在建政后将“打江山”的初始和基本力量给予世袭的特权，经济发展到正好能承受。物质基础是个约束条件，而少数异族征服则是个便利和诱发因素。

清朝末期，受到西方极大的冲击，在与西方的交战中一败再败。于是汉族精英和大众普遍认为清廷不能再给予臣民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就失去了做主子的资格；将自己臣服于一个对外屡败的统治视为奇耻大辱。近现代革命由此萌生。目标是增强国力，以赶走列强和排除其干预和影响；寻找各种强国的方略，什么最管用，能最快见效就用什么。最终，精英们基本达成要加强和集中国家权力，将全体国民动员凝聚起来才能强国的共识。如毛泽东所说，“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将“救国救民”理解为加强和集中权力就对了。这样，当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最能满足中国人建立一个具有强大控制力的权力垄断集团的需要，以赶走列强和恢复臣民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党天下”从两个方向增强了权力垄断集团的控制力，一是极大地扩大了统治集团的基础和范围，二是改变了最高权力的继承机制。革命党人认为君权世袭的“家天下”是导致王朝衰败的重要原因。于是，“辛亥革命”废除了最高权力世袭的制度，继承机制由“传子”转为了“转能”。夏朝建立“家天下”之前，尧传舜，舜转禹也是传贤传能。大概权力继承机制由组织规模、外部环境和沟通的充分性所决定。组织规模越小、外部环境越险恶、组织内部沟通越充分，就采取“传贤传能”的机制。反之，则采取“传子”的机制。尧舜时代，群体的规模小、外部环境险恶、群体的生存能力弱，由最贤能的人领导才能最大机率避免组织覆灭。同时，群体规模小，组织内部沟通比较充分，对谁是最贤能者容易达成共识。实在达不成共识，就单挑决胜负，胜者为王。以避免组织内部的剧烈争斗，削弱组织的生存能力。到禹当权时，组织规模大了，外部威胁没有那么严重了，同时沟通手段跟不上组织规模的扩大导致内部沟通不充分，对谁是最贤能者不容易达成一致，于是转为“传子”。“传子”则更容易达成共识。即使继位者未成年或无能，在贤能者的辅佐下，也不至于有什么急迫的危害导致王朝覆灭。但却避免了内部为争王位陷入持久和剧烈的争斗。那到了近代，引入了西方的信息交通手段，内部沟通大大增强，即使国家的规模大了许多，结构更为复杂，内部沟通也能比较充分。在权力垄断集团内部对贤能者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主要注重能力，有没有贤德倒在其次，或者不考虑。具备了“传能”的客观基础，加之增强国力需要领导人具备较高的能力，避免“传子”可能继位者未成年或者无能，就又由“传子”转为了“传能”。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争斗，但却能将争斗限制在一定范围，不至于引起权力垄断集团内部分裂而爆发战争。

基本上，可以将党组织看成是“八旗”组织的演变和扩大。虽然“党组织”也是外来的，但“八旗”制度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除了党组织外，“党天下”的其它一些制度也沿袭了“八旗”制度。户口制度与“八旗”制度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党天下”有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之分，就如旗人与非旗人之分。“党天下”以前的户口制度具有人身限制和连坐的功能，但没有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物质待遇和权益上的差别。非农业户口和旗人比农业户口和非旗人具有更多的物质待遇和权益，而且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身份和旗人和非旗人一样，是世袭的。只不过，有“农转非”的微小机率。由于身份的差别和世袭，虽然没有禁令，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的通婚与旗人与非旗人之间通婚的发生率一样很低。相互之间通婚生育的子女可能失去非农业户口或旗人身份。目前，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之间权益的差别虽然已经减少，但仍然存在。再一个，改革开放前和初期，还有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之分，也是根据身份的不同，具有差别待遇。以前体制内工作还有由子女顶替的做法，也具有一定的世袭性。另外，中共的离休干部享受的高待遇与旗人享受的特权也具有相似性，而且参加革命的时期越早，待遇越高，分为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前期和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而旗人的待遇差别则与归属什么旗相关。

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演变主要表现为由分封制转为郡县制，由郡县制转为党国制；由“家天下”转为“旗天下”，进而由“旗天下”转为“党天下”。 “旗天下”介于“家天下”和“党天下”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将制度看成是函数的因变量，那中国基本的政治规则就是决定制度演变的常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君权至上”、“定于一尊”等就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未有改变的基本政治规则。只是“君”和“王”的形式或称呼有所变化，实质没有变化；而技术及经济效率则是自变量；在有外部输入，得到显著提高，能提供更强的控制手段和供养更庞大的权力垄断集团和官僚机构时，导致制度的变化。总的趋势是，随着技术及产出效率的提高，权力垄断集团的开放性和范围不断扩大，垄断集团的权力不断加强和集中，官僚集团越来越庞大，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控制范围不断扩大，控制层次越来越下沉。

完稿于2024年11月6日

首发《议报》https://yibaochina.com/?p=254524，略有增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