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美共構G2原是夢—北京“新型大國關係”之説評析（1）◎VOA（2013.06.09）

何清漣：中美共構G2原是夢—北京“新型大國關係”之説評析（1）◎VOA（2013.06.09）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us-meeting-20130608/1678083.html

習奧峰會是中方應美方緊急要求而舉行，雖然被中方解釋成“是奧巴馬政府為減輕中美‘互信赤字’的主動示好”，但中方也承認“形式輕鬆，內容並不輕鬆”。鋻於中方在“習奧會”之前曾熱切期盼中美能夠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中共希望獲得的“大國地位”也得到了奧巴馬總統的祝願：“歡迎中國繼續和平崛起”，本文專就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做一探討。

*中國“和平崛起”論的興衰*
中國是全球大國，無論是人口數量還是以GDP總量衡量的經濟規模，都穩穩坐定了“大國”交椅。但習近平總書記構想的“新型大國關係”，是要與美國平起平坐，希望美國承認其“世界領導者”地位。

問題在於，任何國家要想獲得這“世界領導者”地位，不能只有美國的背書，必須依靠自身的實力——即“硬實力”與“軟實力”説話。正是由於對自身實力評估，胡錦濤在其任期內對“中國和平崛起”曾經歷過熱衷到放棄這一過程。

當年“中國熱”興起之時，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在《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號上發表“中國和平崛起”一文，從此開始，“中國正在和平崛起”、“中國經濟實力即將趕超美國”（有的還給出了年份，比如2020年或者2030年），“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 “21世紀必將是中國的世紀”，成為是國際社會各類中國通們挂在嘴上的常用語，連白宮的智囊人物也開始相信這些説法。其中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在《評論彙編》（Project Syndicate，2006年4月號）上撰寫的專欄文章“美國的盲區”（America's Blinders），文章的觀點在中國研究圈裏頗有代表性，他作了如下預言：“美國主導國際事務的時代很可能即將走到盡頭。隨著那一時刻越來越近，最主要的問題將是美國準備得怎麼樣了”，他諄諄教導華盛頓的政治家們：“美國必須清醒過來認清這樣的事實：隨著中國經濟的爆髮式發展，到204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達到美國的三倍”。

在各類預言家中，馬凱碩先生比較聰明地將年限推遲到了2040年那個他可能見不到的年份。但他實在不夠幸運。因為中國經濟自2009年以後頹勢已成，正因為看到了內部的問題，北京在中國榮奪世界GDP總量第二的桂冠之後，開始謙虛起來。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在中國外交部網站上發表專文“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是中國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稱“‘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的説法是一個‘神話’”。各種官方言論也開始聲明，中國還存在各種不足，GDP總量第二並不代表中國國力真正強大。從此，中國“和平崛起”這一詞彙在中國官方用語中消失。

習總雖然沒再提“和平崛起”，但以富國強兵為主訴的“中國夢”卻與“和平崛起”的主訴一脈相承，奧巴馬總統的祝願應該很對他的胃口。

*檢測國力的“包容式財富增長”*
話説中國的經濟實力，可值得誇耀的主要是GDP規模。傳統的宏觀經濟研究一般都是通過國民經濟核算賬戶（National Accounting）來衡量一國經濟的進步。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經濟學界已經認識到這種GDP測演算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GDP 本身是一個流量概念，它只能度量在一定時期內一國生産的産品和服務的總價值，卻不能度量社會總福利、社會分配是否公平、生産活動所導致的自然資源與環境損耗等等。

由於以上缺陷，以GDP作為評估一國社會財富的指標，有明顯的局限性。許多經濟學家希望能夠改進或者構建衡量經濟體進步性更為恰當的指標。目前被接受的一個説法是“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長建立在“包容性財富”之上。意指，一國財富應該包括可再生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社會制度、人口等等，以下我只要略作陳説，讀者就會明白中國並不具有優勢。

1、可再生資本。包括生産活動中使用的廠房、機器、社會生活中使用的道路、交通工具等等。廠房、機器等中國最多也就是世界平均水準。道路、鐵路、橋梁等基礎設施當中，豆腐渣工程不少。前幾年，國家住建部曾承認中國建築壽命只有30年。中國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鋼材，所營造的建築卻只能持續30年，因此産生的天量建築垃圾，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巨大的環境威脅。

2、人力資本。包括勞動者從事生産的技能水準、經驗積累以及勞動者自身的健康狀況。中國大學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水準一直頗受詬病，環境污染導致全民體質下降。我曾蒐集國內官方數據，寫過一篇“別讓中國成為一個疾病蔓延的大國”，其中提到，中國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的人數超過2億人。

3、自然資源。這既包括礦藏資源，例如水、石油和各種稀有金屬，還包括整個生態系統及環境狀況。中國在這方面只有劣勢而無優勢，環境污染之嚴重舉世皆知。這裡只説資源的對外高度依存。《2011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目前中國大宗礦産品對外依存度居於高位，石油、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均達56%以上。2011年，中國熱能煤進口量達9000萬噸。銅礦進口量佔世界的40%。鋁土、錳、鉻、鎳等礦産品均高度依賴進口。作為世界石油消費第二大國，到2015年，中國石油的進口依存度預計將達到65%，2020年可能達到70%以上。作為一個農業人口大國，糧食自給率更是早已下降至90%以下。

中國擁有十幾億人口，資源對外依存度如此之高，資源安全必然存在隱患。一旦國際市場發生風吹草動，或者合作方變卦，就會影響國內經濟。比如，中石化近日在非洲加彭投資開採的一油田遭遇收回厄運。據説，目前已經有好幾個非洲國家針對中國高調宣佈，對石油投資者經營行為進行全面調查，包括打擊轉移定價等行為，其目的之一是收回石油開採權。

5、社會制度。包括一國經濟的産權安排和其他法律設計。中國的所有公共資源都由國家壟斷，所有社會組織與企業對政府産生高度的“資源依賴”，民營資本必須依附於政府獲得官員庇護才能“發展”，這種政府壟斷資源的“不完全競爭”嚴重扼殺經濟主體的創造力。中國的“法治”更是惡名昭彰，黨與政府淩駕於法律之上，任意捉弄法律。這樣的制度還被中共宣傳説成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並將繼續堅持。近五年以來，每年與軍費開支相侔的鉅額維穩開支，本身就足説明中國的社會制度處於負面狀態。

習總在做儲君之時，對中國的家底應該早已盤清。以如此實力，想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共構G2框架，“平起平坐”地承擔領導世界的責任，就算美國為其背書，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的周邊鄰國能夠接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