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看城市中的弱勢議題】

一向喜歡看紀錄片，透過紀錄片總是可以感受一幕幕與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生，從中獲取更多視角，突破自身侷限。這篇文章，則想透過兩部紀錄片，分享紀錄片中的無家者處境；並進一步延伸討論城市空間治理政策上，針對無家者議題，台灣還有哪些努力的可能性。

第一部片名是《 Something Better To Come  》，主角是住在莫斯科外圍垃圾場的金髮十歲小女孩尤拉。尤拉跟著媽媽住在垃圾場，以撿拾垃圾換錢過活，喝著拙劣自釀的私酒，沒有上學，同儕間自有一套遊戲人間的模式。直到小女孩在十七歲時懷孕，在醫院生下小孩的那一天，尤拉不希望小孩跟她一樣在垃圾場中長大，所以將小孩獨自留在醫院。這部片名很能代表這群人的心理狀態，總希望離開這個又臭又破爛的地方（尤拉在24歲的時候終於搬出垃圾場），但怎麼離開？離開後如何重建生活？這些疑慮是始終踏不出去的原因。一位住在垃圾場的中年婦女，向導演道出了他們在城市的處境：「每當我們上了公車，大家的眼神好像把我們當做蟑螂。」

第二部是《流浪型男攝影師》（Homme Less），五十多歲的Mark，是位遊走時尚圈的平面攝影師兼模特兒。Mark 年輕時曾是名牌服飾的男模，也曾多次登上法國版《Vogue》雜誌，還曾在《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第一季中，飾演凱莉朋友的花心男友的角色，但誰也不知道帥氣迷人的他會是流浪漢。每到夜晚 Mark 會偷偷回到一棟公寓的屋頂，在水塔旁邊的小角落棲身，用果汁瓶當尿桶、用塑膠帆布當防水棉被。為了維持平日的光鮮亮麗，他加入健身房會員，利用健身房洗澡、燙衣服、使用儲物櫃。Mark的薪水扣除保險費、生活費後，完全沒辦法讓他租屋，而他也無法離開紐約，因為深怕離開後，工作機會更是微乎其微。

為什麼這群人好手好腳不去工作呢？這應是一般人對於街頭無家者的想法。無家者真的是因為懶散，造成自己無法在城市中覓得一塊安身之地嗎？而若我們一直幫助無家者，只會讓他們變本加厲嗎？

一兩個月前，某位台北市議員在訪談節目中談到主張拆除龍山寺公園的遮蔽物，不讓街友在公園內睡覺，目的是讓萬華高級起來。其實，這位議員已經不是第一次提出這類主張，且好幾年前也有其他議員提出撥水趕街友等引發爭議的言論。面對社會弱勢者，這類講求驅趕、眼不見為憑的處理方式，只是將問題消極地層層堆疊，排除所管轄區。研究權力與空間的法國學者傅柯，就指出中世紀歐洲人使用『隔離城市』（quarantined city）作為控制瘟疫的方法，藉由執法權力把痲瘋病人從一個空間中排除，這種把人民一分為二的方法（瘋癲/心智健全、正常/反常），是對於『純淨社區』的建構，藉由紀律規範人們。擁有權力的人或認為是心智健全者，對於城市中出現非我族類的人們，第一反應就是動用警察權驅趕他們，而不是以人性的角度，嘗試與其共存。

多年前自己在街頭購買《大誌雜誌》後，開始逐步了解有許多民間組織在協助城市中的弱勢者或無家者。大誌雜誌將一本雜誌的一半收入直接做為販售者的營收，而販售者是與他們合作的弱勢者與遊民。目的是讓弱勢者與遊民有穩定的收入，進而改善生活，不用露宿街頭。看著他們，開始了解自己可以在冬夜，有一處安穩的所在、手握一杯暖茶，這些微小幸福，可能不是因為我努力而得到的，而是因為我幸運。古諺說：「天有不測風雲」，或許某一個不順遂、某一次大災難，難保會不會連生存的基本條件都失去了。所以，弱勢是一種任何人突遇不順遂的時候，都有可能陷入的一種狀態。

台灣一部真人真事改編的迷你劇集《一個角落》，正可說明這個概念。蔡燦得在劇中飾演一位年輕媽媽，帶著三個年紀五歲到八歲的小孩，因為先生欠債跑路，年輕媽媽在付不出房租的狀況下，只好帶著小孩到公園露宿，小孩們必須撿拾寶特瓶以換取食物。由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著作的《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一書，即提到「無家者」不僅包括街友，還包括所有赤貧的「居住困難者」。

隨著台北房價與物價持續上漲，老齡人口逐步上升，會不會有更多年長者的生存狀況受到威脅？而青年失業率一直不斷提升的臺北，遊民年輕化的問題真的不會發生嗎？若狀況持續下去，我們仍要以冷漠的、在我們建構完整的『純淨社區』中過著我們的太平盛世嗎？

在國內、外，都有社會團體開始關心弱勢生存的議題，除了前面提到的大誌雜誌外，也有設計專業者，透過設計巧思，讓城市開始洋溢一絲絲溫暖。

例如在丹麥哥本哈根就推出貼心的垃圾桶設計。在原有垃圾桶的側邊，裝上三個架子，以方便民眾將寶特瓶直接放置在架子上，而非丟到垃圾桶內。如此做的好處在於，方便有需要的民眾可以直接拿取，無需再翻搗垃圾桶後才能取得，這樣也可維持收集寶特瓶者的尊嚴。

另外，英國建築師 James Furzer. 以取名為 pod 的作品獲得“Space for New Visions”競賽的首獎。這個作品主要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一處庇護空間，Pod 可覆卦在任何建築外牆，不影響建築結構。設計師 Furzer 說：「他並不是要試圖全面解決城市中的遊民問題，而是試著踏出第一步，讓大家一起思考可以如何在人們最無助的時候，幫助他們一把。」

近年美國與芬蘭對於無家者的政策朝向「居住優先」為主，我們的住宅政策是否有機會朝向在法制上與體質上的改革，接住在昂貴房價中那群「無家者」與「居住困難者」。在訪談一處台北蝸居長輩時，他提到因房東想將房子都更，這裡的弱勢居住者可能很難再找到如此便宜租金的落腳之處，而且以他的年紀而言，脫離已生活三十年熟悉的社區，是困難的。台灣的居住政策對於真正弱勢的居住狀況，尚有許多留白未處理之處。（延伸閱讀：看見無家者真實生活後的問題：為何「居住優先」策略不被政府採納？）

《流浪型男攝影師》（Homme Less）的導演 Thomas Wirthensohn 在官網中寫到：

當一個人符合遊民的條件，我們通常會本能地保持距離，好像他們的失落是一種傳染疾病。我們也會憐憫地丟給他一些錢，但卻劃了一道堅實的界線，區分他們“不正常”與我們的“正常”。我們待在舒適圈，並深信他們的遭遇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但當我們也面臨失去一份工作、失去家園，我們會不會就稱無家可歸為正常了呢？

每每在大誌販賣者手上獲取一份雜誌的同時，或向身障街賣者團體「巨輪協會」買下一包面紙時，看到的是他們對於維持基本生存的渴望與努力。我們之間存在的不是一道牆，我們都是同樣追求安穩生活，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