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作戰殼吉桔：誰在重塑對手的認知

認知戰的確立是一個逐步推進的歷史過程，代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其組織在影響大眾心智、瓦解對手思想的長期實踐中實現的一次質的飛躍。

早在冷戰時期，認知戰的雛形已開始顯現。彼時，美國及其盟友通過傳統媒體和心理操縱來影響敵對國家的公眾輿論。冷戰結束後，隨著互聯網的興起，資訊傳播變得更加迅捷和廣泛，西方逐漸認識到在數位時代影響目標物件認知的重要性與複雜性，進而大力發展認知作戰的各種平臺、管道、手段和技術。

2010年代後期，以美國空軍參謀長大衛·古德芬正式提出“認知戰”概念為標誌，西方國家開始將認知戰作為全面戰略概念進行深入探討和規劃。進入2020年代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更是將認知戰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強調在認知領域取得優勢，力圖通過技術創新、意識形態競爭、資訊操縱等手段維護其霸權地位。

指揮、實施與支撐

在認知戰的實踐中，西方國家已經建立了一整套組織架構、協調機制和作戰流程，大致分為指揮體系、實施體系和支撐體系。

指揮體系由政府、軍隊、智庫等機構組成，負責制定認知戰的目標、策略和計畫，並進行監督與評估；實施體系則由媒體、網路、非政府組織等機構組成，執行具體行動，並進行調整和優化；支撐體系包括學術、法律、金融等機構，提供必要的資訊資源、法律依據、資金支持等。在實際操作中，有些機構兼具指揮、實施或支撐的多重功能。

具體來說，各參與機構的分工如下：

政府機構：在西方國家，認知戰的戰略規劃和指導通常由政府負責，主要包括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外交部等部門。這些機構制定認知戰的整體戰略方向，協調部門間的合作，確保資訊戰的一致性和協同性。

情報機構：情報機構負責搜集、分析和評估目標國家的資訊，以制定有針對性的認知戰策略。這些機構還負責評估敵情，以預測目標國家的行動和意圖。

軍事部門：資訊戰和網路戰的主要執行者，特別重視通過軍事技術進行資訊搜集、傳播、干擾和攻擊，以達成戰略目標。

媒體和宣傳機構：媒體和宣傳機構在認知戰中充當橋樑角色，向受眾傳播指揮體系選擇的資訊和觀點，影響國內外輿論，形成認知戰的合力。

私營部門和智庫：私營部門和智庫主要提供戰略建議和研究成果，幫助政府更好地理解對手的認知和意圖，從而制定更精准的認知戰策略。私營部門還參與技術研發，為認知戰提供技術支援。

國際組織和合作平臺：西方國家通過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合作平臺，推動認知戰的協調與合作。

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是西方認知戰體系中的重要一環，通過公開或隱蔽的管道向非政府組織、智庫、媒體等機構提供資金、技術和人才支持，滲透、改造、操縱他國社會認知。它們還利用大資料、人工智慧等技術手段搜集、分析資訊，對他國情報進行監控、破譯，必要時甚至直接操縱國際金融市場、匯率、信貸和債務，是西方實施全球金融霸權、傳播其價值觀的重要工具。

聯合指揮中心和創新中心：近年來，西方國家通過建立聯合指揮中心和創新中心來協調認知戰的實施和研發。這些中心彙集了各部門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能力，以更好地規劃和執行認知戰策略。

此外，西方國家還建立了上述體系的協調機制，通過多種方式動員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非軍事力量及網路等新興力量，在全球、區域和國內不同層面，針對目標物件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等領域，實現認知戰的多元力量、多層次和多方位的協同作戰。

認知作戰的多種手法

北約認為，認知戰是一種非常規戰爭形式，旨在通過負面效應，在個體和集體層面上改變敵人的認知過程，利用心理偏見或反思性思考引發思維扭曲，影響決策並阻礙行為。由此可見，在美西方眼中，認知戰的關鍵在於通過扭曲、虛假的資訊來塑造對手的認知。

那麼，西方認知戰的各個實施主體，是如何利用負面效應和扭曲的資訊進行認知作戰的呢？

政府與政客

西方政府和政客常通過發佈聲明、發表演講等方式傳播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立場。他們的言論不僅引導國際輿論，還在目標國家產生影響，塑造其社會認知。美國為撕毀伊朗核協議而對伊朗進行抹黑，就是這種策略的典型案例。

2015年7月14日，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在奧地利維也納達成了一項多邊協議，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計畫，以換取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然而，2018年5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不顧其他簽署國和國際社會的反對，宣佈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並重啟對伊朗的制裁，公然破壞多邊外交努力和國際法治原則。

為此，美國政府對伊朗進行了汙名化、威脅和制裁，試圖在全球範圍內營造一種認知，即伊朗支持恐怖主義、破壞穩定，是中東地區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美國政府撕毀協議是為了維護世界秩序和正義，美國則是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保護者。美國還試圖動員其他國家加入對伊朗的“極限施壓”，以迫使伊朗重新談判其導彈計畫、地區政策和人權問題。此外，美國還通過情報機構和網路技術，對伊朗進行各種形式的監控、干擾和破壞，試圖摧毀伊朗的信心和意志。

名流、公知、“網紅”和意見領袖

一些知名學者、專家、博主和“網紅”在認知戰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通過撰寫文章、發佈觀點和評論，傳播西方預設的觀點，影響大眾的意見和看法。

瑞典青年環保活動人士格蕾塔·通貝裡因發起“為氣候罷課”運動而成為全球知名人物。然而，她在演講中經常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不公平的指責，認為其沒有承擔足夠的責任。她的一些表態，如在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的“你們怎麼敢？”和2020年達沃斯論壇上的“立即停止排放”，在西方世界廣泛傳播，也影響了發展中國家一小部分激進環保主義者。

事實上，已被多方證實其生活方式並不環保的“環保少女”，是發達國家推出的一個認知戰符號，用以影響全球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是西方國家在氣候談判中施加壓力和轉移責任的工具之一，其目的是強行推銷西方不公平的氣候解決方案。

這是西方國家塑造並利用所謂“名人”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其觀點，以加強其認知戰實力的典型案例。

智庫、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

西方國家慣於通過發佈報告、贊助研究、民意調查和舉辦活動等方式，強行推行自身政策，傳播西方思想觀念，以影響目標國家的社會認知。在此過程中，西方智庫、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等機構作為認知戰工具，負責提供所謂“專業性”和“權威性”的背書，推動特定議題的傳播，還負責人員聯絡、發展內應、提供資金支持。

成立于1961年的哈德遜研究所是美國影響力重要的保守派智庫之一，主要從事國防、外交、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研究與分析。伊拉克戰爭前後，哈德遜研究所不僅向美國政府提供了多份伊拉克戰略、武器、情報和民主化方面的報告，支持美國對伊拉克採取強硬軍事行動，還與伊拉克的一些反對派人士和學者建立了密切聯繫，為他們提供學術交流機會和資金支持，鼓勵他們支援美國在伊拉克推行的所謂民主化進程，成為美國軍事入侵的內應。

2013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大量潛伏在烏克蘭

蘭的非政府組織開始活躍起來，利用資金、資訊和輿論工具，發動多次抗議活動和“顏色革命”，成功推翻親俄的亞努科維奇政府，使烏克蘭變成西方“民主價值觀”的代言人，認知戰的“試驗田”，從而實現了西方對烏克蘭的長期滲透和控制。

媒體和社交平臺

西方媒體不僅向全球傳播其價值觀，還通過操縱和製造新聞、扭曲報導，影響國際輿論的走向。此外，社交平臺也成為認知戰的戰場，資訊被有意識地篩選、推廣和放大，以影響公眾的認知。西方國家利用網路、媒體和社交平臺在國內和國際層面大肆推動不利於其對手的輿論。2022年俄烏衝突中，西方媒體不斷強調俄羅斯的“侵略者”形象，而烏克蘭則被描述為“受害者”，從而影響全球輿論支持烏克蘭。

社交平臺上，一些精心設計的虛假資訊通過“行銷號”、網紅、機器人帳戶和“水軍”進行傳播，迅速擴散到全球受眾，進而影響目標國家的社會穩定。西方國家還利用這些手段，在選舉期間干擾目標國家的政治進程，例如在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中，大量西方國家的媒體和社交平臺帳戶煽動反政府情緒，破壞香港社會秩序。

結論

認知戰是美西方國家為實現自身利益，依託其強大的媒體、金融、技術等優勢，在全球範圍內廣泛開展的意識形態鬥爭。通過政府、智庫、媒體、社交平臺等多層次、多方位、多手段的協同運作，它們不斷輸出西方價值觀、削弱對手的認知防線，以實現戰略目標。在這一過程中，它們不僅操縱資訊、製造輿論，還滲透目標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破壞其穩定，重塑其認知。這一現實警示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認知戰的威脅，增強資訊素養，提升認知防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