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9/03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文化的接觸與成為:《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

《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右下角是西北太平洋紋飾的手環

《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右下角是西北太平洋紋飾的手環


2022年聖誕節前夕,我拖著好友 Julian 去參觀紐約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身為恐龍迷,我怎麼能錯過參觀博物館的大好機會?!

(Winston 好像去別的地方亂逛還找到了一家熱狗店)

(Julian 你人最好了呦~~)


一進博物館,我就拉著 Julian 往最高樓層衝,直接殺到化石展區,然後是一連串的驚嘆、拍照、對耐心的 Julian 硬塞各種恐龍知識、再拍照。

(感恩 Julian 讚嘆 Julian)


恐龍化石一下就看完了,意猶未盡的我們繼續參觀博物館的其他展區。來到了太平洋原住民展,各式原住民的圖騰、面具、生活物件映入眼簾。展區還介紹了舊有的農耕技術,小小的玻璃櫃裡擺上精緻的原住民模型,類似我對台灣的「原住民展覽」的印象。細心的 Julian 有點憂心地說,他對這種「把人放在博物館裡」的展覽模式感到不太妥當。我正思考 Julian 所言為何,冷不防被眼前的景象給嚇倒。

超級無敵尷尬的 me

偌大的指示牌上,再清楚不過地標示著「Asian Peoples」,亞洲民族,可是我們不是在一間自然史博物館裡嗎,展覽品應該是有關野外自然,怎麼會有「亞洲民族」展覽呢?標示牌下方還寫著,此處通往亞洲哺乳類、非洲哺乳類、海鳥區。所以對紐約人∕美國人而言,亞洲人就是像昆蟲、鳥類一樣,應該被製成標本、塞在放大鏡下檢視、放在博物館裡展覽嗎?我立刻明瞭為何 Julian 會評論原住民展覽,也為剛才無法體會的愚蠢感到羞愧。我不是原住民,也未曾換位思考過:如果自己家裡的「亞洲民族」物品被當作展品、放在玻璃櫃裡,將作何感想。

 

況且,要以具體展覽,表達「民族」、「文化」,只要策展手法稍有不慎,很容易造成反效果。我們走入 Asian Peoples 展區,來到較為熟悉的日本文化櫥窗,展示一名真實大小的假人,著日式和服、跪坐著下圍棋。誠然,和服、圍棋長期被視作日本文化的代表,可是將這兩項物品放入博物館,似乎擁有了另一種意義,表示日本人就應該穿和服、就應該下圍棋,就像恐龍已經滅絕。當我們想到恐龍,馬上就能聯想到牠們滅絕了,但當我們想到日本,就應該要馬上聯想到和服、圍棋嗎?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所有的日本人就應該要天天穿和服、懂得下圍棋。策展者為何要選擇和服與圍棋來代表日本?似乎沒有詳細解釋。


櫥窗上的解說文字還寫著:「歷經現代化的日本,此刻仍保有著獨特的文化」。

 

我就問:哪個經過現代化的國家不會保有「獨特的文化」?甚至圍棋還不是日本的「獨特的文化」呢。根據維基百科,圍棋在春秋左傳中就有記載。

在人類博物館中,維吉人的形象既是部落的也是現代的,既是地方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他們不能被視為封閉空間的居民,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是一個失落的天堂還是被保存下來的天堂裡。(圖源:Columbia Center for Archaeology,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韓國文化展覽櫃)

遊客來來去去,我在人群中感到詭異與不安,好像自己是個逃脫的展品,隨時會有保全跑來把我抓住、放回亞洲民族的玻璃櫃裡。我甚至擔憂地幻想,自己的行為舉止會不會不符合展示解說、而被其他遊客用懷疑的眼光看待,儘管那與我作為一名亞洲人的生活格格不入。博物館展覽品,與參觀者、被展覽者的互動關係與倫理關係,在這裡被削減了。這種感受是獨有而不公平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除了亞洲民族與太平洋原住民,還展出墨西哥與中美洲民族、南美民族、非洲民族、太平洋西北原住民,收藏包羅萬象——偏偏卻沒有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或歐洲民族展。博物館和身為參觀者的我,失去了溝通的默契。從那之後,我就不太信任博物館,很大的原因就是這次的經驗。

我讀詹姆士.克里弗德的《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使我想起這段荒誕卻深刻的回憶。在本書中,克里弗德以人類學角度、民族誌實踐,重新開拓文化與歷史的複雜性。第一部分〈旅行〉,延續上本著作《文化的困境:20世紀的民族誌、文學與藝術》的問題意識,克里弗德接續探討民族誌、博物館展示等議題。這部分較理論,讀起來偏硬。 


第二部分〈接觸〉,深入探究博物館——尤其是少數民族、原住民博物館——的策展策略、角色關係。透過旅行與參觀博物館,克里弗德提出深刻議題:博物館中的原住民文物,應該被視為藝術品、還是歷史文物?這些文物是否要繼續收納於博物館內、作為搶救文物工作的必要手段,還是得物歸原主?誰又是歸還的對象?這部分提到的案例都極具爭議與代表性,是我受益最多的部分。


第三部分〈諸多未來〉,作者眼世界,關注在全球大敘事下,在地化與國際化的矛盾、衝突、解決途徑。這部分提到的全球旅行案例特別吸引我,尤其是重點篇章〈羅斯堡的沉思〉,其中各民族的移動、融合、排斥過程,著實令我目不暇給。

 

人類學家過往追求「異國情調式、人類學式、東方主義式」的論述,或是對文化的傳統想像,在《路徑》中被質疑、反轉、重新打開。我想特別提到〈帕倫克日誌〉,這是克里弗德在參觀墨西哥馬雅遺址後所寫下的紀錄,他從一名不跟隨觀光團的獨立旅行者的角度,有點疏離地觀察這塊觀光地在各個時間出現的人物,包括一早驅車來到觀光區準備的墨西哥攤販、修復古蹟的工人、來自各國的導遊、販賣手工藝品的男孩。就連原住民族之間的權力結構也描繪得鉅細靡遺。柯爾族人與馬雅文明的關聯最深、卻孤高自賞。拉坎登人「本著(純正)古代馬雅人的形象」,是唯一能在遺址入口處設攤的原住民。恰穆拉人被排除在遺址外,只能在帕倫克街道擺攤。就算這些人都被歸為「原住民」,現實條件原來也差這麼多。

觀光客(尤其是坐大巴士前來的觀光客)是個謎,是每個人的「他者」,從不被賦予任何社會或個人的複雜性。觀光至今仍然被視為第一世界特享的活動。古老的馬雅人在墨西哥的國族想像裡是什麼形象?在墨西哥學校裡是什麼形象?他們在二流的渡假路線裡如何被商品化?帕倫克建造者的地位和阿茲特克人(Aztecs)——他們被認為是「墨西哥人中的墨西哥人」——是一樣的嗎?

過去,我期待每個觀光地各自挾帶一種文化形象∕歷史形象,但克里弗德提醒我要也把目光放在觀光地周遭的社群,觀察各種旅行的人物不斷疊加、累積的過程。在這個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世界,觀光地充斥福斯汽車、可樂、相機,觀光地還能信誓旦旦宣稱自己的文化特色嗎?

 

克里弗德延襲了人類學者的特質,以人類學的手法來研究人類學。我與左岸編輯德齡聊到《路徑》,她表示包括克里弗德的人類學者們,思考的起點相近,「往往對未知的人群抱持好奇,試圖運用知識了解他們」。不過在克里弗德追尋解答時,關注的線索更獨特,作法也更迂迴,德齡重複提到:「克里弗德在書裡往往會提出很多問題,但不會直接說出解答,看得出來他並不想要太快給讀者一個定論,而是要帶出更多思考」。

 

謹記著德齡的提點,我繼續把《路徑》讀完,過程中也的確被太多沒有解答的問題而困擾著……例如記錄新幾內亞文物展覽〈天堂:描寫新幾內亞高地〉,其中展示的傳統原住民文物,有口香糖包裝紙編織而成的頭帶、進口鳥羽製成的頭飾,嚴格說來這些材料都不「傳統」,卻仍當作傳統物件一起展示,挑戰了我對「傳統」的認知,提點我得重新思考傳統與現代的界線、以及一個展覽得顧及多少原住民觀點。究竟要多「傳統」,才能算是的「傳統」?

當每個文化推手(特別是全球化資本主義)都在混合和配對形式時,我們需要能夠承認對地方主義或本真性的策略性宣稱可以做為抵抗與賦權的場域,而不是抱持一種單純的本土主義(nativism)。


或是本書重點篇章〈羅斯堡的沉思〉提出的跨越邊界的討論,也令我印象深刻。羅斯堡位處美國加州,18、19世紀俄羅斯人為支援阿拉斯加糧食、獵捕「軟黃金」——海獺、海狸、銀狐、貂等等的皮革——於是在此成立殖民地∕屯墾地,居民包括俄羅斯人、克里奧人、因紐特民族、夏威夷人……族群混雜,權力結構糾葛。當今的參觀者,該用什麼角度回望這塊土地的歷史?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該展示俄羅斯屯墾主的莊園、還是強調原住民的故事?軟黃金在當時進入世界貿易體系,在中國廣州與茶葉交換,但是海獺毛皮的價值與中國茶葉的價值,是否真的等值?商品和背後的勞動、殖民過程的關係,又該怎麼被認識?

在被視為商品之後,海獺皮和一包包的茶葉具有了等值關係,其價值是獨立於阿留申獵人或中國苦力的勞動。……作為商品,海獺毛皮有了一種獨立的、異化的存在,變成了是在廣州或蒙古城市恰克圖所貿易的物品之間的一種抽象關係。(圖源:Visit California

曾經被視為固定的國家與國家、傳統與現代、大眾與在地……各種邊界在書中被打破,在超越邊界、重新確立的時刻,我質疑自己的定位,彷彿回到紐約博物館的人潮中,不安感環伺。「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往哪裡去?」哪一段歷史身分應該更受到重視?〈羅斯堡的沉思〉給了我另一種角度。作者藉歷史流(flow of history)提示,歷史是屬於每個人的,「每個人都會在重疊的序列中找到自己的適當位置」,沒有孰輕孰重。


別再將「身分」和「主體性」給無限上綱(身分和主體性……這兩個詞我聽得太厭煩),別再把邊界假設成僵固不變的真理。層層堆砌的歷史、動機、脈絡,才真正決定了我們的位置,簇擁我們開始移動,再反過來定義了我們是誰。也許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根源(roots),但對路徑(routes)的取捨,才真正形塑了我們的樣態,這是一種成為、一種becoming、一種注定不斷變動的過程。

我並不認為任何人會永遠被他的「身分」固定住,但也沒有人可以擺脫他的種族與文化、階級與種性、性別與性向、環境與歷史等的特定結構。我理解這些以及其他交叉影響的決定因素,不是作為選擇或被迫接受的家園,而是作為世界旅行的場域,是困難的遭逢與對話的機緣。由此而來的推論是,任何關於一致性或普世性價值的新舊觀點,都沒有辦法解開文化政治的難題。只有更多的翻譯。

如果你關注博物館、人類學、民族誌的再解讀,關注原住民文化在後現代社會中面臨的挑戰與困境,關注旅行與身分認同與權力結構的互動關係,那麼,你一定會喜歡《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


*特別感謝:帶我到處亂跑的 Winston、和我對話給我啟發的 Julian、不吝分享知識的德齡、推廣好書的 [Boom.磅]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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