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歷史的創傷及仇恨？以色列談猶太大屠殺

我問以色列人恨不恨德國人殺掉那麼多猶太人，得到的回答竟是......

4月16日，是以色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日」（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早上10點鐘，警鈴在整個以色列的上空響足了兩分鐘，全國人民放下手上所有事起立默哀兩分鐘。

這一天，只紀念不放假。

如何撫平歷史傷痛？透過不斷地提醒及討論

我在網路上跟台灣朋友聊到這一天各級學校、機關與社區的紀念活動。網路另一頭的朋友突然問我：「以色列這麼強調大屠殺這件事，不擔心帶來更多仇恨？不擔心青少年會攻擊德國遊客，燒德國國旗？」

「哇！誰說遺忘就是原諒，紀念就是仇恨？」我在網路的這一頭也忍不住叫出來了！

「可是在台灣，很多人只要一提二二八事件，就會被說是『揭開歷史傷口，製造族群衝突與仇恨』。」朋友有些困惑地跟我說。

「如果是『傷口』，該做的事情是療傷吧？如果只是因為揭開傷口會痛就當做沒看到，不想理、直接遺忘，那會不會因為缺乏治療而化膿紅腫，最後變成嚴重感染？那樣這種『歷史傷口』就真的是族群或國與國之間不能化解，一碰就發高燒的禁忌點了啊。」我繼續說：「而且台灣政府多年來不道歉，道歉了之後，又馬上就要人家原諒，又要人家遺忘，那怎麼可能？如果沒有相互理解，如果受了傷不能被同理、被接納，怎麼可以要求被害者住嘴呢？」

「妳是說，透過不斷提醒與討論，反而可以讓猶太人不恨德國人？」我朋友更不解地問。他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以及蘇俄地區共有約800萬的猶太人；二戰死了約600萬人，也就是死了四分之三的人口——這根本就是民族滅絕了。死了這麼多猶太人，那有不恨德國人的道理？

「那要看以色列學校與社區怎麼教小孩囉！」我回答道。大人面對這種歷史傷口的態度，自然而然會影響到孩子對於另一個族群的看法。

「那以色列教育怎麼教？」我朋友好奇地問。

「以色列的教育喔......」我想著要怎麼回答他。

以色列人如何談「大屠殺」教育？

以色列的「大屠殺教育」從幼稚園開始——對，就是從幼稚園開始，而不是國高中才在課本寫到一點點，然後高中課綱一調整又被拿掉的狀況。我家老三目前上小班，紀念日前夕，我收到來自導師的信，告訴我們如何教導這個年紀的孩子瞭解這件事。

「歷史很殘酷，而孩子還很小…...記住過濾電視中過於悲慘的二戰集中營畫面，跟孩子好好談談警報這件事。因為突然響起的警報聲很嚇人…...不要在這一天阻止孩子的玩樂與歡笑，悲傷之中正常生活必須持續下去。真的要跟小孩在這一天做些什麼，那就一起點蠟燭，談談在家中在大屠殺中凋零的長輩，做為紀念吧！」

因此這一天，我們關掉了電視，在家裡跟老三一起點起了蠟燭。我們全家人坐在蠟燭前談雅爸外婆在德國的生活，談反猶風潮對她成長的影響、談她離開德國時只帶了一張全家的合照，沒想到後來二戰爆發，她全家都死於集中營，那張合照成為她唯一的財產與紀念——這種紀念，愛與懷念比其他情感多很多。

在上小學之後，「大屠殺教育」內容一開始是參加每年的紀念儀式，警鈴響起時的默哀。接著是看《安妮日記》、倖存者的回憶錄、認識戰爭中無畏救助猶太人的英雄等等，漸漸擴大到對於整個事件的歷史脈絡以及人性探討。以色列教育部在高中歷史教育部份，編集單冊的「大屠殺歷史」文本，將二戰歷史中「猶太大屠殺」這部份抽出來做詳細說明。

《安妮日記》1995年版。Photo source : wikipedia

接著，在學校各年級的年度旅行中，參觀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殺博物館」為「基本景點」。等小孩再大一點，教育部則每年編列3~5千萬謝克爾（約3~4.5億新台幣的預算），供以色列8千~1萬名高中生前往波蘭或德國進行集中營或大屠殺學習參觀之旅。

在今日的歐洲，一些集中營已經成為博物館，而其中位於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是最有名的。在二戰期間，約有110萬猶太人死於這個集中營。

「這次的行程很忙，很沉重。」我的姪女奇莉從波蘭旅行後回來告訴我：「但我也更加知道自己是誰，我的族人經歷了什麼樣的歷史。」

不只讓猶太人對自己更有認同感跟患難感，更有趣的是，看到了集中營如何虐待、燒死猶太人後，這樣的行程並沒有讓以色列人更恨德國人！

根據以色列《國土報》的調查，百分之八十三去過這趟旅行的高中生，認為這趟旅行讓他們更瞭解戰爭中沒有絕對的是非，並不是所有幫助納粹殺害猶太人的都是壞人，也讓他們更加瞭解人性（無論是弱點或光明面）。

「我們在那裡有很多的討論會，有很多的辯論。坐在集中營之中，會感受到戰爭之下，死亡的壓力有多大，一個人的力量有多小。如果一大群的猶太人都沒辦法反抗那些拿槍的人，又如何要求那些聽命行事的小兵們做什麼？」姪女奇莉這樣告訴我。

「記住！絕不再發生一次」

而為了更進一步的與對方接觸，這類的討論會，偶爾也會邀請納粹的後代跟猶太的後代做對話。以色列導演卡諾．傑耶維（Chanoch Ze’evi）在2012年上映的紀錄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中，就拍到以色列的高中學子在德國參觀時與希特勒身旁領導人後代的對話。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後代，用著不同的語言，面對同一個歷史傷痛。

影片中，年輕的高中女學生用希伯來文詢問對方：「你的祖父，屠殺、殘害、滅絕我的家人......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真的完全不在意嗎？」短短幾句話，女學生說到泣不成聲，對方也紅了眼眶，眼淚直流，無法作聲。最後回答的，是原本站在旁邊的大屠殺倖存者，他向前擁抱了加害者的後代，用英文真誠地告訴他：「你不需要為你祖父做過的事情贖罪。你願意來到這裡，已經代表你的心意…...」

70年，可以和解，可以對話，但帶不走殺害600萬人的傷痛跟悲憤。要開口說原諒，又那裡有這麼容易？

《希特勒的孩子》 （Hitler's Children）

然而，透過不間斷的對話、溝通、討論、紀念，理解開始漸漸出現。以色列的後代，也開始看到那些納粹的後代，是如何受困於他們長輩所做的錯事中，漸漸瞭解到，他們其實也是歷史的受害者。

所以，如果你要問我不停的提醒、紀念、強調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化解仇恨。我的回答是：「是的！就是要雙方不停的溝通、討論，才能讓受害者的疑問得以獲得解答、委屈的情緒得以獲得安慰與理解。當人性正面的情緒開始抬頭，救償才有可能到來。」

「當然，這是猶太人的集體創傷跟歷史。我們並不教仇恨，因為那於事無補；我們在每次教學中重覆告訴小孩，目前的德國人與二戰的納粹雖然是同一國人，但不是同一群人。」老大小雅導師有次跟我提到這件事時，這樣告訴我。「其實不只是我們，德國政府也一樣，兩邊政府與人民都一直紀念與討論這件事。我們希望透過這種一直記得、討論、反省這個歷史的方式，找出避免人類再犯同樣的錯誤的方法。」

小雅已經唸完《安妮日記》，我問她，妳從書中學到什麼。她歪著頭想了一下之後告訴我：「會發生『大屠殺』這件事，是因為那時猶太人不夠強大，安妮才需要東逃西躲。我們現在有國家了，就要避免讓這件事再發生在猶太人身上！」

小雅導師與小雅自己的結論，其實就是以色列政府與教育部教導人民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記住！絕不再發生一次（Remember! Never Again ）。」

要記住了，才有互相溝通，互相理解的可能性；要記住了，才有可能從歷史之中記取教訓；也只有記住了，才有可能從中學習到超越仇恨的人性價值！所以，如果至今二二八對於台灣人而言仍然是難言而無法脫離的悲傷，就我的看法，那應該是政府、人民、加害者與受害者都討論得太少，遺忘得太快的結果吧。

最後附上車流繁忙的高架橋上的駕駛聽到警報如何反應的影片。「大屠殺」這件事在猶太人的心目中有多麼大的影響力，以及人民如何認真的對待這件事，在影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封面圖片來源：Pixabay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