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不改欺少年 | 思樂書

6月11日，香港社運青年、前立法會參選人梁天琦，因參與2016年初香港發生的警民衝突事件「魚蛋革命」，被以「暴動罪」判刑六年，即便他不曾扔磚縱火，事件也不曾致人死亡。刑期公佈後，該判決屬於政治打壓的判斷，在香港親民主人士中幾成共識。

一時間，對「香港青年參政者全被判刑」的悲嘆，籠罩浮城。的確，「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反東北開發案十三人何潔泓、黃浩銘等，「青年新政」前議員梁頌恆、游蕙禎，皆曾繫獄。另有許多青年運動者身上背著待判官司，照目前形勢，亦難免牢獄之災。

但其實這並不是香港的特殊現象，歷史上在各個社會中，年輕人往往都是受抗爭感召又因抗爭受難的先頭部隊。

點燃整個阿拉伯之春的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身亡時才26歲，跟梁天琦同齡；韓國的光州事件和中國的八九學運，青年學生都是主要參與者，現在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也仍在付出巨大的代價；傳奇的南美抗爭領袖切格瓦拉，加入反抗團體時是25歲；台灣異議者、後來曾任民進黨主席的施明德，被判處無期徒刑時才23歲。

廣東話有句俗語說「莫欺少年窮」，無非是說，今日窮酸少年，他日難保不會飛黃騰達，得罪他們沒好處。同樣的道理，在政治中也適用。

少年，也就是初出茅廬，還沒有既得利益和社會地位的年輕人。好的政治，一方面應該不欺少年，另一方面是要給少年飛黃騰達的機會，不管在經濟上還是政治權力上，是謂社會流動；而不準備給少年上升的機會，把少年按在地上受辱的政治，當然是最壞的政治。

或者反過來說，特權政治必然是「欺少年」的。而「莫欺少年窮」的粗俗道理，遲早也會應驗在特權身上，前面舉例那些欺少年的專制政權，並沒有哪個真的可以千秋百代。

然而，隔著一條「歷史長河」去看政權更迭，數十上百年的興衰都顯得輕巧，但對於「少年」呢？彈指間就改變了一生，有時甚至就搭上一條性命，有時甚至是數十上百條性命、一波又一波的數十上百個人生。香港人於青年運動者之悲嘆，許多不就出自對這些港大、中大精英犧牲安穩前程之扼腕。

對於少年，這種命運的轉折其實是幸與不幸的交纏，端看從哪種角度看，及更重要的，他是哪種人。

如果這位少年是因為簡單的正義感而加入抗爭，一步一步被推向重大激烈的抗爭前線，最終卻難逃打壓報復，必須附上超乎預期的代價。那麼，他很有可能是不幸的，突如其來的憤怒、悲傷、恐懼、徬徨，很可能會淹沒他，無論人前還能說出怎樣不畏犧牲的豪言壯語，人後要維持自己心性和理性完整是非常非常痛苦艱難的。

從現有的公開資料來看，梁天琦或許更接近這種情況，他毫不掩飾對自己被當作「英雄」的疏離感，對自己的政治影響力的期望也在不斷降低：從「時代革命」，到「我只是想確定，放監時會有人在等待我」，再到「至少我能讓人們相信，我不是，我們這一代本土派也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投身政治的」。這種赤裸的真誠一方面令人動容且安心——他不易成為變質的政治人——另一方面也令人擔憂，敏感赤誠的人最易受傷。

從各個國家的政治犯的經驗來看，沒有準備好的年輕人，成為政治犯後，並非不可能在獄中轉化，成為接下來要討論的另一種「少年」。但也有可能他並不會轉化，在出獄後亦選擇不戴起政治光環，而是淡出政治，過普通人的生活。這後一種情況，或許相比於「終身革命家」，從個人生活的角度是幸運的。

至於另一種少年：對政權判斷準確，知道自己的抗爭就是要負上高昂的代價，做盡量充足的心理和身體準備，決心將自己的受難轉化為日後的政治資本，持續抗爭。那麼，他有可能是幸運的，尤其遇上信息開放且有一定民主基礎的政權的話，例如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南非（曼德拉）、印度（甘地）、六七十年代的美國（馬丁路德·金）甚至黨禁報禁開放後的台灣。

但如果他身處信息嚴密管控的社會，或許就是不幸之中的不幸。

劉曉波遇上八九學運時，是被譽為「文壇黑馬」的青年才俊。命運驟變後他多次入獄，成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第一個中國人，卻也並沒有多大比例的中國人知道他。劉曉波曾認為：「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然而，當他因《零八憲章》被囚八年後病死獄中，無私殉難，中國人的靈魂卻沒有多少改變。

並非中國人都冷漠到了哪個極點，而是所有關於他的信息，包括「六四」的信息，早在20多年前就被嚴格禁止了。劉曉波死去的那天，微信對話裡收不到這三個字，朋友圈裡發不出他的照片，知道他的人互相傳送隱晦的信息，不知道他的人依然不會知道。

受難的殘酷與無用，有時超乎人的想像。

說了這麼多，似乎推算過種種情況，少年們的前路，荊棘苦難是必然的，而日後能被記住的、能成為領袖的，或者只是其社會能如願走向民主化的，機率比中六合彩沒有大多少。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抗爭有用嗎？還要去抗爭嗎？

對此，答案或許只能是一句話：不知道，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