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系列文章,關於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 (一)誰是「後89」? (二)「後89」怎樣做社運?(本文) (三)成為運動者的路有多長? (四)我們會死在冬天嗎? 三、「後89」的運動 (1)「去政治化」的雙刃劍 成長經歷和環境的差異,釀造了「後89」與前輩們的第一個、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同:他們的運動意識不是政治反對,而是改變社會。 或許很多人會說,要求改變就會帶來反對,但在現實中,兩種意識之間存在著邊界模糊但難以逾越的鴻溝,兩者塑造的運動是異質的。 具體地說,「後89」很少從反對執政黨、要求政體變革的角度,開始接觸和參與運動,而往往是從自己身邊的不滿出發,尋求改變現狀的方法,從而接觸到社會運動。因此,他們關心的主要是社群/社會議題,比如健康、環保、性別、殘障、市政等等,對於廣泛的人權、民主議題雖然有基本的認同但相對冷感,除非專政的壓迫到達了他們的社群和夥伴,否則較少深度參與對受難者的救援。 從理性上,「一切社會問題的背後都有政治問題」對於「後89」近乎共識,但「體制作為一個強大的現實而存在」,使他們較少思考宏大的「如何改變政治體制」,也許是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去思考或改變,也許是覺得想得太多也沒有用,還不如先針對眼前的問題做點什麽。 因此,他們往往會首先考慮使用體制和法律框架內的行動手段,如法律訴訟、信息公開、人大代表建議信等等,為擴大關注或升級行動時才考慮更為「運動」式的手段。 政治意識較淡,使得「後89」對「泛89」熱衷的對「對手」的分析、形勢研判、路徑討論並不感冒。在「泛89」反對者中,相當一部分人充當著知識分子式的分析者/論述者/設計者角色,而「後89」有類似定位的人極少。部分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有認同民主政治的傾向,會針對公共議題發表分析文章,但與「後89」運動者結合的現象基本仍未出現。 舉例而言,一個應對政治打壓的救援行動討論會,「泛89」可能會先花上40分鐘到一個半小時交流對形勢的觀察和理解,再簡單地討論要做的事情。而「後89」有NGO工作的訓練,會直接開始頭腦風暴行動方案,然後分工,提出需要需要關註的行動細節,並排出時間表,他們某程度上在運動中的表現更為「職業化」。 至於形勢研判,「後89」對待它的方式就像寫項目書中的「風險評估」,會有一定討論和表達,卻不是關鍵部分,或許會對行動方案的選擇有一定影響,但遠遠不會當做一門學問來認真鑽研。 「後89」的政治意識淡薄,並不是一個能簡單評判好壞的特征。一方面,這讓他們不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在研判、爭論和分裂中而行動遲緩,也不會因負面研判和恐懼而止步不前,從而具有強烈的直接行動傾向,這是極為重要和珍貴的。關心各種議題的人也更容易被吸納進運動中。 另一方面,不把當局作為對手,是否符合現實呢?恐怕不是,2015年接連發生的「女權五姐妹案」和「公益老男孩案」顯示,對於青年行動者和社會議題,當局同樣不吝於使用專政手段——一切權利運動都是民主運動,這一在「後89」中的潛在公理,中共當局同樣心知肚明。 然而大多數「後89」並沒有做好準備承擔「專政」級別的打壓——拘留、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甚至判刑。即便他們曾憑借行動的直覺和專業能力,在幾次政治反抗行動中表現出色,卻不可否認在過程中也有放大風險的驚慌表現。 更深遠的是,相比於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一個人為「改變社會」所願意作出的犧牲是相對有限的。「泛89」在遭受打擊後有一定的受難、時代責任、前赴後繼的意識,而「後89」則不然。在多個案例中,遭遇「專政措施」後獲釋的「後89」選擇暫停和轉換工作領域、進一步降低風險和對抗性。 總體而言,「後89」的去政治特徵,使其在運動者的角色上呈現四個特點:行動力專業性較強;加入運動門檻低較高;缺乏戰略性的思考和設計;風險承受能力較弱。 (2)網絡思維與傳播戰 上述四個特徵,加上街頭行動當前在中國的風險,決定了「後89」的行動主戰場就是輿論場,運動的目的往往就是傳播。無論是使用制度內的手段,還是街頭行為藝術等手段,其目的都在於引起傳播和輿論壓力。 在理想狀況下,「後89」發起的運動應該是,多核心、低成本、低風險、高動員能力、高傳播力。這與傳統上重在「數人頭」的社會運動截然不同,卻更貼近於新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的作用方式。 因此「後89」設計的行動方式和傳播文案旨在吸引眼球和參與,不同於「泛89」更註重道義感召力。年輕一代的運動物料,無論圖像、文案、編輯,往往精美有賣點,如槽點、雷電、笑點、煽情點之類,參與形式註重有趣、門檻低。「後89」經常使用的一人一照片、寄明信片、小額眾籌、快閃、行為藝術等等,都采用這種思維和操作方式。 「後89」發起的社會運動,運動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設計行動並且傳播出去,基本不需要思考大的運動圖景,也不需要對運動進行嚴密組織,這種形式降低了發動者事先暴露的可能,但發起者對運動的發展、後果甚至參與者要付出的代價,基本是不控制也無法控制的——「阿拉伯之春」早期的群眾運動,就提供了「傳播戰」能量最大化的一種想像。 這種運動形式轉變了對運動者的能力要求,從「泛89」註重的組織能力、道義感召力和犧牲精神,轉變為反應速率、行動設計能力和技術運用能力。 傳統上,一場完整、成功的運動分為三個大階段:發動與升級、斡旋與談判、交代與收場。其中第二第三個階段被視為對組織者的真正考驗,也就是能否「帶多少人上去,帶多少人下來」。但從以上描述不難發現,「後89」常用的運動形式,發起者基本只能控制「發動」這個環節,之後的各個階段很可能需要別的人用別的方案完成,而這個人和方案不一定會出現,於是成了「不知道會帶多少人上去,除了自己帶不了任何人下來」。 這種情況必然產生對運動倫理的嚴重沖擊,運動者可能面臨無法解脫的負疚和對自身的拷問,他們無法替被卷入的參與者負責,而能夠付上的最高道義代價也就是自身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但在高壓高風險的極權環境下,或許發動就是第一目的,「短視」和「不負責」或將成為運動者們「難以避免的惡」。 目前「後89」發動的運動還處於熟練、效果和烈度都相當低的程度,他們的運動能否專業化,並對社會和現實政治產生深遠影響,仍遠未可知。而且在大數據監控、審查不斷升級的情況下,「後89」的技術能力提升領先於當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筆者對「後89」的「傳播式」對中國未來發生重要影響的可能性,抱非常悲觀的態度。 (3)兩極化、地下化、碎片化、网络化 2015年後,由於政治環境緊縮,許多「後89」工作的NGO遭遇壓力或被迫關閉,迫使「後89」們重新思考自己的前路,除了一部分選擇暫時離開公共領域的年輕人,選擇留下的人,不得不朝兩個方向調整自己的工作:第一個方向是溫和化;另一個則是政治化。 溫和化,意味著保持社運議題的可見度,但降低行動和訴求的抗爭性。比如「女權五姐妹案」之後的女權運動,很少再採用多人參與的街頭快閃的運動方式,而是把行動方式儘量限制在線上傳播和制度內手段,如寄送建議信,訴求也集中在社會文化改造方面,如對眾籌投放反性騷擾廣告。不過,溫和化不代表就能免於官方的壓制和騷擾,女權行動者社群仍不斷面臨逼遣、刪貼、封號等壓制,不過沒有再遭遇拘留等刑罪化打壓。 至於政治化,則意味做這種選擇的「後89」開始打破「去政治化」和「低風險承受力」的特徵,他們直接面向政治打壓進行工作,比如做政治犯聲援、政治犯家屬支援及提供突破信息封鎖的服務。事實上這些工作也僅是非常基礎的人權和支援性工作,但由於直接觸及政治打壓,敏感性較前一種選擇大大提升,很有可能面臨刑罪化打壓。如2017年9月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現在仍在監禁中的甄江華,他就是做了這一種選擇的「後89」運動者。(由於他已經被抓,在此不避諱他的名字) 無論做哪種選擇的「後89」,工作方式都急遽地地下化了。如果說「泛89」中,人們往往能知道幾個核心運動者的名字和TA們所做的事情,如劉曉波、郭飛雄、胡石根等,「後89」則沒有這樣的幸運,年輕人在建立聲名之前,打壓的烈度就不允許他們在公開身份的情況下維持工作。因此,大部分「後89」不會用真名活動,不會公開承認自己從事過某個行動,也不會公開論述自己在進行的行動。 工作方式的地下化,導致兩個年輕運動者可能合作了一些行動,但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名,不知道對方以前做過什麽,現在在做什麽,他們可能很少見面,商討都是在線上完成,甚至可能不知道彼此的相貌。 「後89」經常交流網絡安全技術,他們不再使用電話,也幾乎不使用任何中國公司的通訊軟件交流,而必須通過匿名的安全通訊軟件彼此聯系,他們會相互提醒哪些工具已被證明有安全漏洞。 「後89」盡力讓自己生活在國內外媒體和官方都無法洞悉的地下,很難有誰有「運動明星」的光環加身,這一方面幫助了他們延遲被抓的時間,保持僅有的行動空間,但另一方面,也讓他們一旦被抓,就面臨無人知曉、無人聲援的困境,因為誰都難以說出他們是誰,他們做了什麽,他為什麽被抓。 在這一點上,女權運動相對特例,她們在打壓之前就積累了一些運動明星,打壓使得一些明星某程度上具有了國際知名度,打壓之後這些運動明星仍公開從事相對溫和的工作。 但除此之外,過去中國抗爭者被抓後可獲得外媒報道和國際聲援的情景,或許一去不覆返。「後89」難免有越來越多人,成為「被遺忘的政治犯」。甄江華被抓後國際關註寥寥,即是例證之一。 「後89」,尤其是做了政治化選擇的那一部分人,越來越少交流彼此的生活和愛好,基本只進行必要的事務性商討,他們不像上一輩人那樣經常見面,吃飯喝酒、談天說地,每個人往往相當孤單地面對自己的運動創傷和恐懼,還難以告訴同伴自己面對的艱難,他們中的許多人患上抑郁癥。 由於缺少交流,他們的思想往往千差萬別但不見得相互了解彼此的差異,比如他們可能有的人傾向激進對抗的行動,有的人秉持非暴力的理念,有的人是女權主義者,有的人則性別觀念相當傳統,但他們不見得彼此知道這些差異,即使知道也不願爭執,而是繼續在能合作的領域中合作,在對方不會認同的領域則采取信息隔離。 因此,「後89」的社群特征既是碎片式的,也是網絡式的,他們很少形成一個較高組織程度的集體,但往往知道彼此的代號,以及這個代號背後大致的觀點和行動。盡管只是極為模糊地相互識別,但這勉強能讓他在需要合作時知道該去找誰。 一個松散的網絡形成,這個網絡裏有較為關鍵的節點也有較為遊離的節點,但很難說其中有「領導」和「服從」的存在。碎片化和網絡化的特點,讓「後89」很難完成需要嚴密組織的、多人參與的行動,但不妨礙他們分頭完成小型的、旨在傳播的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後89」與前輩們幾乎沒有交集,除了在個別政治受害者的救援案件中有所合作,「後89」與「泛89」幾乎沒有日常交往,更遑論有經驗的傳承和借鑒。「後89」對前輩動輒大談對體制的批判和自身的經歷,往往不以為然,對前輩運動者註重交往聯結的運動方式,也往往不甚認同。 「後89」與「泛89」之間有著巨大的斷裂。 (未完待續,明天的內容關於「後89」的成長歷程) 這是一系列文章,關於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 (一)誰是「後89」? (二)「後89」怎樣做社運?(本文) (三)成為運動者的路有多長? (四)我們會死在冬天嗎? 關於「思樂書」寫作計畫: 我是趙思樂,是出生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女生,是撰寫中國民間抗爭與政治打壓的深度報導記者、非虛構作家,曾獲五項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 我希望通過SOSreader的平台,寫下一些不適合傳統媒體的文字,希望通過這些文字,讀者能看見一個迷茫的中國年輕人——關心社會、關心正義、關心人,但這種關心在中國不被體制允許,因此我時時碰壁,跟其他有「不受歡迎的關心」年輕人們一起徬徨著、疼痛著、苦中作樂著、抱團取暖著。 看「思樂書」的文章不需要付費,但如果你訂閱,就算是對我的工作和存在的一種支持,我會認為這種支持並不僅僅是給我個人的,也是給那些在黑暗中堅持著的中國抗爭者和年輕人的。我會把每個月的訂閱收益都捐出十分之一給中國需要幫助的抗爭者,並在下一個月的第一篇文章公布捐款去向。 上月的訂閱收入中,700TWD捐出給幫忙製作甄江華救援卡片的機構。卡片使用請見南方傻瓜關注群粉絲頁。 訂閱「思樂書」 所有圖片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