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粵江對決 - 秩序消長

《南齊書》的這段話描述劉宋孝武帝想要建造新安寺，朝臣紛紛捐錢。張融只捐了一百錢，相比之下他的同僚都捐了很多。於是孝武帝就以張融家貧缺錢爲由，將張融派遣到了交趾的封溪爲官。張融在赴任的路上被粵人抓住，史籍描述道粵人想要殺了張融並吃掉，而張融神色鎮定而寫作出《洛生詠》，粵人覺得他很奇異而放掉了他。漢文史籍對這件軼事的描述裏神乎其神的細節不必糾纏，從這件軼事裏，可以看到其時南粵部族事實統治着他們的領土。

而關於他們與帝國的關係則有如下描述，

《隋書》的這段話描述到南粵邦國豪酋因坐擁生口、翡翠、明珠、犀角、象牙等豐饒物產而統治一方，帝國朝廷授予他們刺史銜位達成聯盟以交換這些物產，自宋、齊、梁、陳以來都一直如此。“王化”即是帝國與南粵邦國的聯盟關係的表述，“各隨輕重”即表示帝國與諸邦國的聯盟有強有弱。從帝國的視角來看，這樣的聯盟關係也可以說是帝國統治體系邊緣的多樣的權力層次。

公元三世紀開始直到七世紀初的數個世紀裏，兩河之間的南粵部族之間經過不斷博弈，演化出了更復雜的社會結構，逐漸從林立分散的部族轉化爲擁有世襲制度的、聯合更多部族的邦國，進而產生了擁有跨地區號召力的豪酋，因此使得南粵的政治實體的領地規模擴大、跨地區的組織能力增強。到了這一時期的後期如六世紀，南粵諸邦國的領地規模以梁帝國的行政單位的領地大小規模來比較，已經到了相當於一個州到數個州的規模（儘管梁帝國開始“州”的規模也比漢帝國時期大大減小）。而在漢帝國時期，南粵酋豪的領地規模與帝國的行政單位“郡”的地域規模相比是相形見絀的。建康的帝國政權所給予他們的虛銜也從過去漢帝國時期的郡級別的如都尉，提升爲州級別的如刺史。爲了獲取兩河之間地區這片土地上的利益，建康的歷代帝國政權仍像漢帝國時期一樣選擇與他們合作，比如爲了取得他們的物產供應，或者取得這裏某些貿易運輸路線的使用許可。這也是這一時期從漢文史籍看起來，南粵邦國酋豪與帝國指派的州刺史比較難分辨的原因，他們擁有州刺史頭銜，看起來就像是帝國世襲的州刺史。然而毋庸置疑，他們對自己領土的有效統治帝國無能干涉。而在粵人的世界裏，權力象徵仍毫無疑問是銅鼓而從不是帝國的虛銜——只有在漢語世界的士大夫文化語境的敘事裏，外族接受帝國的虛銜才被解讀成不以武力而以恩德服化“蠻族”來聊以自慰。漢帝國以後的東亞諸帝國與兩河之間的南粵邦國長期聯盟的局面反映了帝國無能以武力控制南粵邦國，而只能與南粵邦國聯盟來交換兩河之間地區的物產，並且帝國仍須謹慎小心避免與南粵邦國發生武裝衝突。在這樣的博弈對局中，優勢的一方不是帝國而是南粵邦國。

從東晉帝國時期開始，建康的帝國政權對紅河三角洲的控制力不斷減弱，其中的原因既有建康帝國的實力相比漢帝國弱而無力南顧，也有因南粵諸邦國對兩河之間地區的有效統治實際構築成了一道屏障，令建康帝國對紅河三角洲的秩序輸出停止，再而令紅河三角洲本地的政治力量有機會崛起，這也成爲日後越南最終脫離東亞帝國統治的其中一個原因。而相較之下，建康帝國對粵江口輸出的秩序卻伴隨着帝國中心與廣州城的互動聯繫不斷升級而增強。嶺南自從漢帝國後期開始，地方上的士家大族或豪酋以世襲制擔任州長官等官職統治地方。交州或廣州的這樣的先例是以士氏家族爲肇始，其後還有交州的陶氏家族、杜氏家族，以及廣州的滕氏家族等，而這樣的州長官職位的人選在漢帝國前期，都是由帝國直接指派，而非由士家大族世襲的。然而再到了後來，廣州刺史也沒有再由地方家族壟斷，而都改由帝國直接指派。對比之下，儘管交州的州長官還需要向帝國請封，但是交州的政府機構實際已處於半獨立於帝國的狀態。而且林邑從交州南方襲擾不斷，建康帝國無力以軍隊策應，輸出不了保護能力，因此令建康帝國在交州的威望更弱，進而使得交州的自治趨勢愈發發展。隨着交州的自治趨勢不斷發展，到了梁帝國時期和陳帝國時期，建康帝國政權都沒有能力再對交州做有效控制，以致於公元 516 年到公元 541 年交州刺史職位都空缺。即使其後梁帝國派遣帝國家族成員蕭諮到交州擔任刺史，也被交州的南粵豪酋李賁趕走。相較之下，廣州刺史卻可以持續由梁帝國派遣其帝國家族成員擔任。這都反映了嶺北帝國對紅河三角洲平原和粵江口的控制力此消彼長。

而這一時期隨着阿拉伯海運商船的到來，廣州已是富實非常。

僅廣州一地獲利竟已可“軍國所須，相繼不絕”，而梁武帝嘆道“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則又不隱諱地表露出帝國在嶺南征斂財富的目的。此後的陳霸先正是在嶺南依靠廣州這樣強大的經濟實力崛起。據稱陳霸先軍團因此北上建康的時候軍糧充足，足有五十萬石。而據《隋書·食貨志》載，梁帝國時期建康城聚集了一百餘萬人口，城內七大官倉貯糧總數也不過五十萬石，可見廣州的豐裕。這時的廣州被殖民者行政控制，成爲建康帝國十分重要的經濟輸血重鎮。

總體而言在這一段時期裏，對於嶺南的三個政治地理板塊紅河三角洲平原、兩河之間地區、粵江口周圍地區而言，與漢帝國時期對比起來，建康帝國時期的帝國在這三個政治地理板塊的影響力變化趨勢是在紅河三角洲平原與兩河之間地區都呈現急速衰退，在粵江口周圍地區則明顯提升。兩河之間地區的南粵邦國也終成長如峯巒並立。到了公元六世紀，這些邦國之中影響力較大的有如東京灣甯氏、高涼馮冼氏、瀧州陳氏、藤州李氏等。而他們也將面對粵人自粵秦戰爭開始的與嶺北帝國的博弈以來，來自嶺北的最強大的對手——鮮卑蠻族。來自內亞卻癡迷於漢魏君統的鮮卑蠻族冒名接續華夏，令華夏依託他們年輕的軀殼生存。由此，雖然他們建立的隋唐帝國擁有非常鮮明的突厥——伊朗色彩，但由於儒家士大夫壟斷文字記錄，將這樣的色彩遮蔽並簡化爲“胡風”，使得他們得以打扮成了華夏正統帝國而著於漢文史冊。而在鮮卑蠻族最終完成對揚子江南北的征服之後，南粵也將以南嶺爲天險，直面鮮卑蠻族建立的次世代僞華夏帝國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