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談敦煌：騰身卻放我向青雲裡

我原在台灣淡江大學主持中文系所時，系中即有老敦煌研究院出身的敦煌學家蘇瑩輝先生，時相過從，飫聞緒論。故對敦煌與敦煌學略有所知。一九八九年又率台灣教授團訪問敦煌，與段文杰先生有些交往，後來還安排過其公子赴台展畫。辦佛光大學時，又邀高爾泰、蒲小雨夫婦來為學校做了敦煌風格的壁畫。

此類因緣甚多，因此雖不常寫敦煌論文，卻頗遊敦煌，對敦煌之關心不敢後人。然亦因此，對敦煌之發展有些愚見，冒昧提出，幸勿以骨鯁見斥。

首先，我覺得敦煌的發展應身腦合一，其次應扭轉端線，三應調整方向。

敦煌學興起業已百年，研究成果當然十分豐碩，但內行視之，不免仍多遺憾。榮新江先生說：「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擁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敦煌學史，沒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敦煌學史，更沒有『評判高下，辨別優劣』的敦煌學學術史。」可為一例。這是指整體概括性的學術通史類作品目前仍不饜人意，而在這整體之內各個分部分支，成果也都尚有亟待發展之空間。

此中有個結構性的問題就是：所謂敦煌學，其實主要是針對十七號窟中發現的四萬卷左右寫本文件進行研究，洞窟本身與壁畫向來不是重點。

許多敦煌學家根本沒到過敦煌，也沒必要到敦煌；許多敦煌學研究重鎮更不在敦煌。一九八一年，謠傳藤枝晃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曾引起許多人不快，可是事實上敦煌學在巴黎、在倫敦、在日本、在北京、在上海、在杭州、在四川、在蘭州、在台灣、在聖彼得堡，在許多地方，而確實不在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先生們很努力、很辛苦，但敦煌學的主體，畢竟在經卷而非洞窟。洞窟及其藝術，在歷來研究中也是最少的。

造成這種現象，原因甚為複雜，其歷史我們也不必去追究。我們面對的問題，乃是如何去調整，設法把敦煌學研究的重心拉回到敦煌來。

拉回，不只是為敦煌考慮，更能在結構上改善敦煌學的內在性質，讓敦煌學可以發展得更完善。

藏經洞所藏文件，原屬敦煌所有，其內容是與敦煌史、地、社會、宗教及洞窟營造不可分的。可是如今，文獻既不返家，敦煌也對這些文件無甚繫念。數十年來，《英藏敦煌文獻》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獻》、《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是上海古籍出版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是江蘇古籍出的，《浙藏敦煌遺書》是浙江教育社出的，《敦煌寶藏》是台灣新文豐出的，僅一種《甘肅藏敦煌文獻》由甘肅人民社出版過，敦煌本身與此類大規模文獻整理工作無關。

文獻整理是過去敦煌學之主要工作內容，敦煌未能於此貢獻氣力，自然也就使其地位在整個敦煌學中居於旁支，未能「預流」。

敦煌本身在壁畫、雕塑之研究及洞窟保護方面當然有其貢獻，但未結合文獻的研究，事實上難以深入，成果其實甚為有限。

敦煌地方政府雖倚洞窟為旅遊產業發展之資，卻不知借重早已形成世界學術網絡的敦煌學，亦是缺乏見識的。以致受敦煌學震懾、感動而親赴敦煌的旅人，在敦煌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學術氣氛，為之悵悵不已。一般遊客，走馬看花，在洞窟之間晃一晃、逛一逛，匆匆瀏覽瀏覽壁畫便走，也完全不了解敦煌深厚複雜的文化內涵。

讓敦煌與敦煌學重新合體，方法很多，一是延伸並擴展「藏經洞」概念，發展成文獻中心，供人參訪、做研究、辦講座、開會（這是目前網站、資料庫所不能比擬或替代的）。一是改造目前粗俗浮淺的文化旅遊產業模式，將敦煌變成一處教育、學習的文化藝術聖地。三是提升、擴建敦煌的學術機構。缺乏學術力量的敦煌，如何將敦煌文化表彰於天下？

其次，敦煌之被發現、獲得重視，是由外國人開始的。探險考古者，由西域進入，一路掠劫考察而抵敦煌，其動線由西而東。因此敦煌文化乃整體西域考古之一部份，敦煌的洞窟藝術與文書，一向也被倂到「敦煌吐魯番學」這個大概念底下看。敦煌，是這一路西域考古的東端。

我們國內的敦煌學，雖名稱上未附入吐魯番，但實際上仍沿續著這個學術傳統，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的《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就顯示了敦煌是與吐魯番並著看的。歷屆「敦煌學」會議中，談吐魯番文書的論文亦不罕見，誰也不會覺得不自然。

由此端線發展下來，敦煌吐魯番學之重點自然在於西域民族與文化如何延伸到敦煌、敦煌成為各民族文化交流之地、瓜沙史事中不同民族之表現等。這個重點後來因中日學者參與日多，漸有調整；但主要是想對整個東洋史的「中古」時期有所解釋。如就其視野之端線看，仍是將敦煌併入了西域。

敦煌乃玉門關所在地，當然與西域文化極具關聯，但它不是西域，只是入西域之門戶。由過去的觀點看，注目的是由中亞西亞到敦煌這一線。這一線當然很重要。不過，由洛陽、長安到敦煌的這一線，過去就忽略了。

也就是說：敦煌學的興起，令敦煌備受關注，但敦煌學也遮蔽了敦煌的文化身份，使人的視野局限於敦煌及其西線。我所謂扭轉端線，意思就是要把眼光轉過來，注意由長安到敦煌這一線。

這種調整，對甘肅全省之發展至關重要。目前，旅客到甘肅，大多是到蘭州，接著飛敦煌，以入新疆。東線之旅遊與產業發展遂嚴重滯後。

事實上，俗稱的「絲路」，係由長安出發，入甘肅之第一站為涇川，一路西去，經河西走廊，抵敦煌才出陽關、玉門關而入西域。如果我們把端線由「吐魯番–敦煌」拉回到「長安–敦煌」，則甘肅全境由東徂西就都可覆蓋於其中。脫離目前敦煌單點發展之狀況，以點帶線，整體拉開甘肅的文化格局，涇川、平涼、天水以及河西四郡可以整合成一篇大文章。

扭轉端線，實際上便意味著要調整方向。

過去談敦煌，強調它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而且主要是西方或西域文化由此輸入中原這一面。之所以如此，係因前述學術傳統使然，此等視角，大豁心胸，令人對過去不甚了解的中外交通史增益了不少知識，實可感謝。但漢文化西傳，遍及敦煌與西域之聲光，卻顯得黯然了。

敦煌石室是僧人開鑿的，以此修行，其圖畫或雕塑自然以佛教內容為主。但就在這樣的地方，儒道及相關文書卻有大量遺存，其實是令人驚異的。一般佛寺裡，儒書所存皆甚稀，敦煌則很可觀。以巴黎所藏為例，道教文獻占了6.1%、儒家文獻占4.5%、其他文書20%、紀年文獻19.1%，合起來將近40%。其他地方雖無如此高的比例，然其量均高於如今內地一般寺院之儒道世俗文書，於此即可見當時漢文化影響之跡矣。

這些文書，雖有部份各族文字，畢竟仍以漢文為絕大多數。陳寅恪曾說：河西地區「秩序安定，經濟豐饒，既為中州人士避難之地，復是流民移徙之區，百餘年間紛爭擾攘固所不免，但較之河北、山東屢經大亂者，略勝一籌」。漢末年中原戰亂、西晉永嘉之亂，中原百姓為避戰禍，一向長江流域移民，一就向河西敦煌。

敦煌儒家經典，《周易》有4種25件，《尚書》2種52件，《詩經》4種47件，《禮記》8種16件，《春秋左傳》4種57件，《春秋穀梁傳》2種6件，《論語》6種106件，《孝經》6種42件，《爾雅》3種5件，凡39種356件。多為唐以前的稀世寫本。篆書、隸書，草書、楷書、行書均有。篆書在所有敦煌文獻中，僅兩頁殘紙，卻均為儒家類文獻，即P.3568和P.4702兩件《篆書千字文》。

此外還有大量蒙書、文抄、詩賦曲辭、應用文、律、令、格、式抄本，史書抄本，方志抄本，本草抄本，算書抄本等。

另有許多摘抄本、略出本、節抄本和新集本，如《論語摘抄》、《勵忠節鈔》、《新集文詞九經抄》、《新集孝經十八章》、《雜集時用要字》等。

其中甚至還有藏文儒家類文獻：P.T.986《尚書》，P.T.1287《史記》，P.T.1291《春秋後語》，5.T.724、P.T.992、P.T.1284《孔子項托相問書》，P.T.1283《兄弟禮儀問答》等，以及藏漢文字對照的P.3419《千字文》寫本。

此等文獻，顯示了敦煌漢式教育發達，科舉盛行，家族禮法也頗講究，故多有家訓、家教、訓蒙材料。而此種思想也影響到佛教，《父母恩重難報經》就有五六十種。

目前敦煌學對儒道方面的關注，遠少於西域文化、佛教，甚至低於回鶻、吐蕃、景教、摩尼教，這與當時漢文化在敦煌居主導地位之情況是極不相稱的。

另據楊憲益《譯餘偶拾》之考證，漢初封建制已傳播至大夏王朝，大夏希臘王尤屠帝摩可能東進至疏勒一帶，仿封建制，分封諸子；又仿郡縣制，一縣分為若干驛亭。漢初皇帝諡號上加孝字，在公元前一八七左右亦被西亞希臘王國諸王採用。可見漢文化西傳仍有許多我們未及注意到的地方。

據我看，敦煌的東西文化交流史，只能說是西來文化融攝於漢文化的歷史，整個大趨勢畢竟仍是漢化。因此，漢文化之向西傳播更值得關注。即以回鶻佛經來說，大抵即非由印度及中亞傳入，而是由漢譯佛經或漢撰佛經（也就是偽經）譯成回鶻文字。壁畫及石窟形制，同樣有由中亞式轉為漢式之情況。

唯有我們注意這種漢文化發展史，平涼天水這些古代華夏文明創生區所生產的文化，經隴上與北方草原民族交融，再經敦煌而深入西域吐蕃、吐魯番的歷程，才能重新被世人所關切，整個甘肅才能孚應「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的期待。

最後，我要談談生態問題。

敦煌文化是綠洲的文化，所以說「春風不度玉門關」，玉門關內應是綠意盎然的。可如今呢？水資源匱乏、植被覆蓋率低、濕地退化日益加劇、土地荒漠化持續擴展。

生態環境退化的原因是「五濫」 — — 濫墾（無計劃、無節制的開墾土地）、濫牧（超載放牧）、濫伐（林木）、濫採（中草藥、草皮等）、濫用水資源（超採地下水等）。

如今黨河上游「引黨濟紅」工程分水500萬m3、月牙泉治理回灌年用水600萬，加上人口和耕地面積的急劇增加，造成黨河斷流。瓜州縣雙塔水庫、玉門市昌馬水庫攔截河水，又造成疏勒河斷流。於是，敦煌市只得每年開採地下水4100萬m3用於農業、工業和生活用水，地下水位遂年平均下降0.43m。著名旅遊景點月牙泉由上世紀60年代13000多平方米，銳減到現在的5 300多平方米；水深由過去的十多米下降到現在的一米。濕地每年遞減。到2005年，境內濕地面積減少了近1/3。綠洲區內的0.07萬餘公頃鹹水湖和66.67餘公頃淡水湖80%已消失。

此外，全市有3.33萬hm2土地沙化。自1994年以來，綠洲區外圍沙化面積增加了1.33萬hm2，平均每年增加0.13萬hm2。而現在沙塵暴以及浮塵天氣也在增加。

莫高窟更是深受風沙的侵蝕以及粉塵的危害。鳴沙山方向的風沙對崖面露天壁畫的撞擊、磨蝕，已導致了壁畫褪色、變色，還使不少窟區、窟頂遺址殘敗不堪。相當數量的窟頂被剝蝕 ，甚至會引起崖體的坍塌。

目前（編按：本文原發表2017年10月），年降塵量已達65.4t·km2，且83%以上為稜角狀、次稜角狀高硬度的顆粒。既能隨湍急的氣流運動對壁畫、塑像進行磨蝕，又能侵入壁畫和塑像顏料的空隙間，攜帶的細菌和化學物質還會對壁畫的顏料產生多種生物和化學作用。

這樣的環境，還要持續擴大開發旅遊，不是自取死路嗎？談什麼敦煌文化的現代復興？

我不是說不可以再開發旅遊，而是不能再以現在的模式發展旅遊產業。改變模式、提升層次、走向綠色生態學術文化旅遊，才是今後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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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1：11月26日為英國探險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生日。

編按2：今年為敦煌藏經洞發現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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