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千年首訪伊拉克，傳遞多少政教密碼

3月5日，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飛抵伊拉克首都巴格達（Baghdad），開始為期4天的訪問行程。由於伊拉克疫情防控未穩，又甫於3月3日發生火箭彈襲擊美軍基地的事故，局勢動盪不言可喻，出訪由此蒙上「最高風險」的陰影。

然就宗教層面而言，此次出行意義重大。這不僅為教宗疫後的初次外訪，亦是基督教創發千年以來，首度有教宗踏足伊拉克國土。繼3月5日於巴格達主持彌撒後，方濟各持續走訪納傑夫（Najaf）、埃爾比勒（Erbil）、摩蘇爾（Mosul）及巴赫迪達（Bakhdida）各城，既與伊拉克什葉派最高領袖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會面，亦探訪受極端組織ISIS摧殘的加拉古什（Qaraqosh）基督社區，顯然意在宗教交流外，提振當地教徒士氣。

自歷史角度觀之，基督教雖於中東創發，但伴隨傳教途徑流轉、政體覆亡，其宗教重心已轉至歐陸羅馬，耶路撒冷則成了「失落聖城」，基督社群亦在歷史遞進中逐步消融。放眼當今中東，除伊朗、黎凡特地區（the Levant，約為今日黎巴嫩、巴勒斯坦、敘利亞、約旦、以色列），以及北非埃及尚有一定基督人口外，各國的基督社群皆不甚活躍，伊拉克亦然。

然回顧歐洲的基督版圖，經歷政教分離的民族國家崛起、教派分裂、世俗化力道洗禮，其信仰基礎已不如過往牢固，當今羅馬教廷所面臨的困境，亦有幾抹教徒流失的幻影在其中，恰似中東基督社群的艱難。何以凝聚全球信仰版圖、強化羅馬的特殊宗教地位，漸成歷任教宗的肩頭重擔。

上述脈絡交織互融下，方濟各擇定伊拉克做為疫後首訪地，自是意義重大。

首先，伊拉克作為基督經典的文本背景，重要性僅次於以色列。根據記載，先知亞伯拉罕（Abraham）來自伊拉克南部的納西里耶（Nasiriya），利百加（Rebecca）、但以理（Daniel）、以西結（Ezekiel）等人亦在伊拉克出生、成長、活躍；在眾多伊甸園候選地中，伊拉克南部的風土地貌亦被認為是文本的參考源之一。

此外，伊拉克雖有古老的基督社群，但時至今日已是羸弱不振。就當地教徒人口結構觀之，自公元1世紀起便基督化的亞述人堪為多數，然諸多亞述人已在幾波伊斯蘭化力道下，喪失原初信仰，如今伊拉克最大教派乃是17世紀後傳入的迦勒底天主教會（Chaldean Catholic Church），加上敘利亞東正教等少數教派，基督徒整體約在50萬左右，佔伊拉克總人口1%。

回顧過往，伊拉克基督徒在1950年代約佔人口的10%；根據1987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基督徒人數縱有所下降，卻仍佔1,630萬人口中的8%；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時，全伊拉克約有150萬的基督徒。美軍入侵後，大量基督徒淪為難民與「西方代罪羔羊」，在暴力與死亡陰影下喪命、外逃；2014年伊斯蘭國崛起後，眾多基督徒被強制剝奪財產、逐出家園，離亂的命運再次降臨。

經歷上述衝擊，伊拉克基督徒大多湧入敘利亞、約旦、伊朗等地，或是就近逃至庫爾德斯坦，尋求庇護，羅馬教廷也因此在2005年後屢屢捐款庫爾德斯坦，共構了主權國家體系外的特殊互動關係。

由伊拉克本土立場觀之，方濟各此次到訪，既有經典上的朝聖意義，亦有拜訪庫爾德斯坦首長、聯絡政治感情之用，地點的挑選也頗具深意：巴格達為伊拉克政治首都、納傑夫為什葉派聖城之一、摩蘇爾曾受「伊斯蘭國」肆虐、埃爾比勒則為大量基督家庭湧入避居的城市。方濟各有意鼓舞伊拉克教徒，亦對伊斯蘭、庫爾德等非基督勢力釋出善意，顯然欲避免「十字軍再臨」的標籤，並倡導戰火後的和諧共生。

而由梵蒂岡自身視角觀之，教宗出訪尚有基督世界的地緣考慮在其中。

在世俗化浪潮淘洗下，歐洲的基督信仰亦出現了精神危機，教宗們終由教廷踏入大眾媒體，盼能藉此再喚信仰的黃金年代，從而維繫羅馬教廷的影響力，出訪由此成了教宗要務之一。自教宗保羅六世（Pope Paul VI）起，外於意大利的「使徒之旅」（Viaggio Apostolico）漸成新傳統。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為例，其在位26年間共出訪104次，走踏127國，此般驚人數據縱有冷戰背景催化，卻始終奠基在教廷自身的生存需求上。

繼若望・保祿二世後，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雖只在位7年，亦出訪多達24國。綜觀其行旅足迹，有16國集中於歐洲與中東，前者多為中南歐國家，除卻教宗故鄉德國外，法國等傳統天主教國家佔比不高；中東則分別由土耳其、黎凡特諸國（以色列、約旦、巴勒斯坦、黎巴嫩）雀屏中選，本篤十六世與團隊大抵選擇具三教交匯意義、基督人口穩定的中東國家，既實踐朝聖任務，亦於出訪期間同猶太教、東正教領袖展開對話。

於本篤十六世而言，聚焦於中南歐與中東的行程規劃，折射了對「天主教身分」受西方世俗主義與東方政治伊斯蘭共蝕的焦慮；然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繼任後，「使徒之旅」目標再次轉向：中西南歐比重降得更低，中東、巴爾幹半島、高加索、美國、古巴、東南亞、非洲反成出訪新重點。如此轉變，突顯方濟各的新天主教全球身分思維：當中心幾乎崩塌，邊緣即為新中心。

自2013年起，教宗已出訪49國。在傳統中西南歐區中，僅有法國、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瑞士各一次，其餘行程多分散於巴爾幹與五大洲，中東出訪地更由傳統的黎凡特諸國與土耳其，擴張至埃及、阿聯酋、摩洛哥與此次的伊拉克，比起歷任教宗走的更廣更遠。

眼下疫情未滅，但方濟各已重啟出訪行程，面對中東與全球共有的基督社群流失危機，教宗的挑戰仍在繼續。

2021年3月8日《香港01》：

2021年3月8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