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363號判決(民國111年03月31日)

【法院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363號判決(民國111年03月31日)

衡諸性騷擾事件之加害人常趁單獨與被害人相處之場合為之，如未經他人目睹，被害人之證詞當為主要證據，而因被害人之記憶常隨時間經過及情境逐漸推移，而趨於模糊淡忘，致發生其陳述之若干細節有不甚精確，或前後不符，或相互歧異之情形，如被害人對被騷擾基本事實已為具體描述，經調查其他補強證據得擔保其真實性，自得採為判斷之依據。

故事實審法院(按編：高等行政法院)經調查相關證據情況，苟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經依一般人正常認知，合理推敲取捨被害人所述被性騷擾之各個情節，可信其指訴具真實性者，自不得不調查相關證據以判斷其真偽，徒挑剔被害人之陳述有細節性之瑕疵，即摒棄其全部證詞不予採信。

復參諸性騷擾事件常發生在隱密處或短暫瞬間，直接證據取得有相當難度，但仍可透過被害人事後反應、周遭親友觀察或其他間接證據綜合論斷。

應以被害人之具體描述證詞為主，但仍應輔以其他之補強證據，才能擔保證詞的真實性。且同時應該參酌被害人的事後反應與其行為模式，以利綜合判斷。

又揆諸前揭規定，性騷擾係指未達性侵害程度之行政不法，則其有無之認定性質上應屬行政調查，關於證據證明力之要求就毋須比照刑事案件程度，但仍須具備「明確合理之法則」，即一般理性之人，在相同證據上，均會認為有此可能時，始足當之，此於被害人陳述證明力之認定尤應如此。

證據證明力無需到「刑事案件」之程度，但仍需要具備「合理明確之法則」，一般人也會有相同認定之情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