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悲情的不只是城市—3 種角度談 《悲情城市》 的悲情基調

賈樟柯曾在侯孝賢導演的訪談集《煮海時光》中，這麼評價悲情城市：「複雜而多情，悠長而克制。」時至 10 年後的現在，我有幸在大螢幕上重看這部被譽為「台灣人必看的經典」，回想起這句評語，真是貼切至極。此次 4K 數位修復的呈現，彌補了當時用圖書館小螢幕看 DVD 的缺憾 — 儘管往後的 10 年間，我曾在大小螢幕上重看了無數遍，而無論幾遍，心總是會被梁朝偉的那句「我，台灣人」給震懾個千次萬次。

這回再看修復版時，還是能望見畫面中不曾察覺的細膩與悲涼，以及那近乎詩意的留白，因此很想在這篇雜談中，和大家分享。

電影開場，林家長男林文雄在黑暗的房間裏焦急地來回踱步，房間裏不時傳來其小妾臨盆前的呻吟，此時，收音機剛好傳來日語與戰敗國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廣播。一個男孩的哭聲劃破天際，電終於來了，照亮了漆黑的房間，男孩便取作林光明，而林文雄這時還不知道，林氏一族迎接的並不是更光明的明天。

日本戰敗後，林文雄的「小上海酒家」重新開張。老二被徵召至南洋參軍，至今生死未卜；老三文良戰後返台，活躍於上海人的非法生意；老四文清後天聾啞，在九份金瓜石開了一家相館謀生。後來結識知青好友寬榮的妹妹寬美，進而相戀。

當時，苦難的生活還未拉開林家的帷幕。

戰後，百廢待舉，老三文良捲入本地角頭「金泉」與「上海幫」的幾起假鈔與販毒交易，被哥哥文雄發現，與上海幫協調不成，文良遭人以「漢奸條例」之名構陷被捕，全家奔相走告，終於將其贖回，只可惜瘋病復發，再無法清醒。老四文清也曾被捕，幸運從地獄歸來，卻目睹好友寬榮與其他無數同窗的生離死別。林家的悲劇至今仍未結束，文雄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向上海幫靠攏，卻在一次與上海幫的搏鬥中死亡。電影尾聲，文清處理完哥哥的喪事後，與寬美結婚。

我們並不曉得，與妻子寬美、兒子阿謙拍的全家福，是不是他最後一張照片。

文清拍下這張全家福後三日被捕，寬美再無他的消息。林家廳堂的燈再次亮起，此刻的林氏三子卻各自凋零，只見畫面中剩下目送黑髮人無數次的老父親林阿祿（李天祿 飾）、癡呆的林家老三文良。不久，大陸易守，國民政府遷台。百姓們努力生存，悲劇卻持續上演⋯⋯

熟悉侯導作品的人應該都曉得，他最喜歡、也最常拍的是「小人物」的故事，從《兒子的大玩偶》到《風櫃來的人》，從《童年往事》到《戀戀風塵》，在他的鏡頭下，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一部傳奇的舞台劇，篆刻在大時代的背景中，用自己的生命譜寫自己的劇本。悲情城市中關於角色的隱喻也是如此，甚至說是一幅集大成之作。

林家老大文雄（陳松勇 飾）代表的是那年代的地方草莽，早年是逞兇鬥狠的地方角頭，成家後開始安份守己地做生意，在導演心中，這樣以大哥為首的「幫派」、「流氓」家庭，其實是當時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一種地方上的勢力，基本功能是解決地方問題；老三文良（高捷 飾）從中國大陸的戰爭中歸來，心智受損，並患有砲彈休克症（長期作戰引起的精神疾病），暗喻戰後一生身負心靈創傷的族群；老二（片中從未出現過）至南洋擔任軍醫，自此渺無音訊，意味著時代戰火之下，打著不屬於自己的仗、最終隨「祖國」、「敵國」凋零的男兒。

最後是老四文清（梁朝偉 飾），在我眼中，他最像失語的台灣 —— 四兄弟中，他與煙硝距離最遠，原本能夠置身事外，抵禦二二八的烽火，最終卻還是深陷在政治的漩渦中，難以倖免。

林家四子的角色隱喻，就像一齣齣悲劇的引子。悲劇勾勒了林家命運的起伏，顯影了整個時代的痛楚。

若說林氏一族是《悲情》的主角，劇中則以寬美（辛樹芬 飾）的日記、文雄長女阿雪的信件，以及寬美好友靜子的述說，來交代亂世中的劇情發展。為什麼當時決定以女性敘述作為推動劇情的主體？侯導曾在訪談中提及，當時台灣社會多半重男輕女，女性被放在較為邊緣的位置，「女的永遠在旁邊，但永遠知道的最多，永遠看得清楚，這就是邊緣的好處。男的在中心，糊裡糊塗，卻自以為什麼都知道。」

然而迫於形勢，女性角色、乃至於當年的女性群體，被迫選擇不表述—— 此回重看，片中交織的寬美日記、阿雪手書，似乎也帶著某些諷刺的意味——痛苦、暴行與悲傷，都在這些女性的口中與筆下，顯得更雲淡風輕，也反映出身為台灣人的無法言說，以及其所表示的歷史沉默。

最後來談談電影中的有源音樂。

由日本兩人電子樂團神思者（S.E.N.S）製作的電影配樂固然精彩，但令我印象深刻的卻是這三首不同語言的有源音樂：〈流亡三部曲〉、〈紅蜻蜓〉與〈蘿蕾萊之歌〉，深埋在劇情中，發揮承先啟後的作用，也在劇中留白之處帶出角色的無盡愁思，非常值得品味。

日本戰敗，文清、寬榮（吳義芳 飾）、林老師（詹宏志 飾）、吳老師（吳念真 飾）等知識份子群聚酒樓吃飯談天，耳邊倏然響起〈流亡三部曲〉—— 內容描述九一八事變後人民對被日本侵占的東北三省之思念與悲痛。可如同劇中吳老師「青天白日滿地紅，台灣人連人家祖國的國旗都掛反」預言般的笑話，台灣人終究無法理解脫離了 50 年祖國的愁思，歌中的「流亡」二字也間接昭示二二八慘案中，知識份子們至死也不明白、由「祖國」而起的歷史傷痕。

第二首是寬美之友靜子所演唱的紅蜻蜓。〈紅蜻蜓〉一曲充滿主角對姊姊的懷念，也象徵一去不復返的童年往事。場景回到寬美的回憶，〈紅蜻蜓〉更像是寬美、寬榮這代人對於日本文化的懷念——也許對他們來說，日本於情於理，都更像是祖國。此時紅蜻蜓便化身離愁之歌，一如靜子，隨櫻花離枝，隨兩兄妹心中的故國而去了。

最後是文清與寬美筆談時談論的〈蘿蕾萊之歌〉。〈蘿蕾萊之歌〉是德國作曲家 Philipp Friedrich Silcher 譜寫的民歌，敘述船伕們因為過於迷醉萊茵河女妖的歌聲，因而舟覆人亡的浪漫故事。寬美也在此時得知文清八歲失聰、兒時的夢想是戲子的故事。不僅藉歌曲帶出文清傷感不幸的童年，襯著前景的知識份子義憤填膺的闊論二二八事件的不公，我們可以預見這群知識份子在接下來的日子中，如同萊茵河畔的水手們般，為他們理想化的抱負奉獻生命。

幾年前行經柏林與紐倫堡，走訪猶太人紀念碑與法西斯主義犧牲者廣場，連路名也與當時德國的暴行有關。我開玩笑問德國友人，這樣命名真夠絕。友人的回答簡直堪稱轉型正義教育成功的範本：當你不曾親身參與那段殘暴的歷史，唯一能讓後代了解的是我們未曾忘記。

2023 年的今日，很慶幸悲情城市透過另一種詩意的方式呈現當時的歷史、小人物的無能為力，以及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離散的人們。

《悲情城市》之後，不知我們是否會對腳下這片土地懷抱多一分疼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