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遺跡——日軍戰俘營（四）

金瓜石戰俘營舊地遺址，現僅存門柱及部分圍牆，新北市政府已將其整修為「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一座名為「夥伴（Mates）」的塑像立於其間，象徵當年形如骷髏的盟軍戰俘，彼此扶持，共渡難關。

朋友（mates）塑像

幾百公尺山路之外，人潮湧動，人們逛「九份老街」，或是沿街吃小吃，或是探尋九份在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中的場景；

金瓜石「黃金博物館」裡那塊碩大的黃金、山間的黃金瀑布，吸引著絡繹不絕的人們，似乎沒人會去探究黃金開採的血淚史，遑論戰俘在戰爭鐵蹄下充當奴隸礦工的悲慘世界——

不遠處的金瓜石戰俘營舊地，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內人跡罕至。

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

如何保護「負面文資」？

準確來說，目前已知的二戰時期台灣戰俘營有十五處，分別是：金瓜石戰俘營、新店戰俘營、三峽有木戰俘營、臺北木柵戰俘營、臺北大直戰俘營、臺北臨時戰俘營（今民生國中）、台中戰俘營 、斗六戰俘營、員林戰俘營、員林臨時戰俘營、白河戰俘營、花蓮港戰俘營、玉里戰俘營、麟洛戰俘營、高雄戰俘營。

此外，還有拘禁盟軍飛行員的「臺北刑務所」，此處實質是監獄，加上前述十五個戰俘營，共十六處，至今皆未獲得法定文化資產身分。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清晨，日軍將十四名被俘的美國飛行員，以「轟炸平民」的罪名處決，兩個月後，日本宣佈投降，關押在「臺北刑務所」的另外十一名外籍飛行員逃過一死，得以返國。

二零一五年，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在「臺北刑務所」殘剩的圍牆（已被臺北市文化局劃為文化資產遺跡）旁舉行追思紀念儀式，但臺北市文化局對此處圍牆獲得文資身分的理由，隻字未提二戰這一段歷史。

二零一三年，時任馬英九政府文化部部長的龍應台，在參訪金瓜石戰俘營遺址，曾信誓旦旦承諾，將跟新北市府合作，透過影像、文字記錄這段歷史，但事過境遷，不僅當時的歷史依舊沒有在園區內被完整呈現，且新北市府花了將近一億新臺幣建立的「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目前全台唯一的戰俘紀念園區），因不是法定文化資產，竟然直接將招牌釘在金瓜石戰俘營唯一留存的門柱遺構上，破壞了文化見證物。

文史工作者蕭文杰認為，早期國民政府不懂「負面文化資產」的價值，不聞不問，不少還被公部門拆除改建，象徵晦暗、負面歷史、不義遺址不受青睞，有的甚至被刻意隱瞞、毀滅，只能在荒煙蔓草中找出遺構。現在，從二戰遺跡石頭營，到這十六處二戰時期的拘禁地，仍然沒有因二戰不人道的歷史事件，而獲得文化資產身分認定。

關於「負面文化資產」的概念，蕭文杰舉例說明：

日本學者荻野昌弘（Masahiro Ogino）在二零零二年提出「負面文化遺產」（負の歴史的遺産），指十九至二十世紀中，許多因工業化或戰爭而衍生的遺產，檢討人類所犯下的悲劇，且警惕世人絕對不可重蹈覆轍者。

學者Samuel Merrill和Leo Schmidt在二零零九年提出「黑暗遺產」（Dark Heirtage），或稱為「不舒服的遺產」（Uncomfortable Heritage），針對戰爭歷史、人類悲劇或暴力事件，具有強烈負面情緒的遺產，為了反省、避免再度犯錯，提供正確的理解和正面的影響。

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一九七九年將前納粹德國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一九九九年將南非在有色人種隔離政策中的監獄島羅本島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皆是為了保存歷史中的錯誤與負面記憶，以作為未來永不再發生的提醒。

蕭文杰指出，台灣對於「負面文化資產」保存概念落後，原因有二：一，造成歷史錯誤的政黨依舊擁有政治勢力，他們不願意這些負面歷史再度被提起；二，台灣在關於文化資產知識追求上，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與國際脫節。

一九七一年，蔣中正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二年聯合國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稱《世界遺產公約》）。當一九七九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奧斯維辛集中營這類負面記憶地景，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時，台灣連《文化資產保存法》（簡稱《文資法》）都沒有，即使一九八二年《文資法》終成立，仍是以「發揚中華文化」為宗旨，遑論負面文化地景當中的戰俘營。

反觀其他國家和地區，有不少保留了集中營、戰俘營、拘禁監獄這一類不美的、帶有警世意義的負面文化資產，有的成為世界遺產。即使已經被拆除的場址，有些地方也動用政府的力量豎立紀念碑，講述這段歷史。

而臺灣目前為數不多的戰俘營遺址所立紀念碑，是由一群外籍人士及外籍戰俘家屬組成的「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所立，並非由臺灣各地文化局發起。

多數的不義遺址不具法定文資身分，概因地方政府文化局沒有主動提報審議這些歷史地景，或是委員對這類文化資產認識陌生，不願意給予正式文化資產身分。而在台灣的不義遺址當中，戰俘營是冷門中的冷門，關注度更少，因為受害者是二戰盟軍的戰俘。

新店戰俘營即使擁有紀念碑，但因幾年前發生走山、崩塌，戰俘營建築體大多消失，現場雜草過膝、遺構已難以尋覓。

新店戰俘營紀念碑。蕭文杰 攝

斗六戰俘營現址是溝壩國小，亦設有紀念碑，學校過去保有戰俘營改建的教室，卻因官員欠缺文化保存觀念，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遭拆除，成為文化保存的一大遺憾。

木柵戰俘營於戰後劃歸國有財產，出售給建商，興建成「兆璞之歌」大樓，只有「荒謬」兩字堪能形容。

戰俘營若經歷大幅度改建、重建，其實已經很難找到蛛絲馬跡的證據，蕭文杰認為，台灣戰俘營的歷史長期來一直被忽略，臺灣社會也似乎缺乏勇氣去面對暗黑的歷史。一年一度的紀念追思儀式仍在進行，而參與活動的一些台灣政治人物，參加完馬上罹患政治失憶症，忘了承諾。

二零一九年，屏東縣政府為了興建流浪狗收容中心，竟然在上百處公有土地中，選中了麟洛戰俘營，在屏東縣文化處缺席的狀況下，屏東縣農業處官員對外表示該址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事實上，因地緣關係，二戰後期日軍在東南亞戰事虜獲的戰俘都先送至屏東麟洛，再轉送各處戰俘營分所，所以，麟洛戰俘營是台灣先後收容過最多國籍、最多高階將官戰俘的戰俘營，但也因水土不服、傳染病叢生，是台灣死亡率最高的戰俘營。

戰後，麟洛戰俘營成為部隊營區，場域相對保存完整，與花蓮港戰俘營同屬台灣目前保留較完整的二戰戰俘營。

對於屏東麟洛戰俘營的爭議，蕭文杰認為，目前的屏東縣文化處有怠惰失職之嫌。二零一七年，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主任曾表示，將以史蹟認定為歷史建築的方式，協助保留紀念空間，如今文化處處長換人，屏東縣府竟然否定之前的說法與承諾，實不應該。蕭文杰建議，麟洛戰俘營園區應該考量整區的歷史脈絡，進入實質文資審議，未來園區的規畫，可參考澳洲考拉（Cowra POW Camp）戰俘營，保留遺構、設計展覽，而非剷除歷史痕跡。

戰後的日本每年邀請英美澳荷等國原戰俘訪日，而二戰末期的臺灣是被盟軍轟炸的對象，戰前、戰後分屬不同政權，故臺灣立場尷尬，孰是戰勝方？孰是戰敗方？

如何看待戰前日軍設於臺灣的戰俘營、在臺灣史上該如何爲戰俘與戰俘營定位，實是相當複雜的問題。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鐘淑敏認為，在反省戰爭的殘酷之餘，仍須忠於史實，還原歷史真相。她指出，日軍建立的俘虜收容所，數目絕非目前找到的十五所，還原歷史真相，仍有待繼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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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蕭靄君（Cindy  Sui）：《二戰：記錄消逝中的台灣戰俘營和這裏的被俘盟軍》

威克：《台灣的抗戰：差點被遺忘的二戰盟軍戰俘》

新頭殼newtalk：《在亞熱帶的島上 有淒風冷雨之地—金瓜石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

蕭文杰：《談負面文資的保存：請守護僅存的台灣戰俘營遺址》

陳韻聿：《記錄台灣戰俘營血淚史 何麥克：永不遺忘自由可貴》

侯千絹：《阿凸仔－何麥克 撰寫戰俘台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