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資本主義－超政經好書選#15

一、右派心目中的資本主義典範－香港

在一場研討會上Patri Frieman 和一個Google 工程師Brad Taylor 提出一個增加 政治單位的辦法: 把海外鑽油技術重新利用，然後建立海上聚落，變成一個不受任何陸地上擁有領土國家的管轄這叫Seasteads。這會是一個政府類型的寒武紀大爆炸，也就是出現類似新創公司般的國家。

 Patri Friedman的爺爺就是去幫獨裁者當顧問的Milton Firedman。祖孫兩人的共同之處是都對民主無感，認為民主不是答案。Patri曾寫到，民主政府只是目前的產業標準。爺爺Milton Friedman 2002年《選擇的自由》第十四版書中，他寫道”經濟自由是公民與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政治自由雖然是好的，但並非經濟和公民自由的必要條件”。

在赫爾辛基創立Seasteading 研究所的Patri Friedman

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在1978年9月年世局很亂時，Milton Friedman跑到香港去開會，他說香港就是對當前亂局的解答，是個免於大眾主權週期性爆發的寶地。他甚至覺得香港模式不但可取，還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終點。畢竟從一戰後 到七零年代宰制政治想像的民族國家可能只是一個短暫的光點。

 Milton Friedman在88年的訪談還說他有證據，民主社會一旦建立會毀壞自由經濟。在1949年之後，香港冒出很多六層樓的”分層工廠大廈”，這是政府建造以促進貿易的建築。到了1972年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出口地，到70年代晚期 香港變成全球最大的成衣出口地，成為全球第二十大經濟體。

 然後又從製造中心變成金融中心，70年代香港銀行數目加倍，資產跳升了六倍。Friedman就在這時到了香港。他去是受到保守派金主的贊助，如Getty Oil 公司、Sarah Scaife基金會。他去幫PBS拍後來非常受歡迎的紀錄片《選擇的自由》。他當時已在學術生涯的尾聲，他在新聞周刊雜誌的專欄，被幾百萬美國人閱讀，他剛在1976年得諾貝爾獎。

這部紀錄片後來在美國、英國播放，文字版書籍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停留51周。紀錄片的片名是《市場的力量》，但實際上是要找出如何限制國家的擴張，如何不讓政府擴大福利政策，增加社會補助，還有在環保、健康、公共教育、節能上多花錢。這些都是Friedman在70年代覺得引發通膨和失業的因素。他覺得香港是個綠洲：在一個全球的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都被大眾主權淹沒的年代。

當時人民離婚、生下非婚生子女、在大學閒晃讀馬克思和馬庫色(Marcuse)的自由都花掉了大筆政府預算。在香港沒這麼討好人民的事，香港能堅守紀律就是沒有民主、沒有工會，也沒有選舉。香港的財政司長甚至比特首還重要。這個英國殖民地比較像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在營運而不是一個國家。

 Friedman的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同事Alvin Rabushka稱讚香港是最接近教科書上因為沒有選舉才可能出現的新古典市場經濟體的範例。這種體系下，人民的生活並不舒服、穩定。但這邊的人接受市場力量的裁判，而這種自由企業的體系是靠其殖民地地位的持續。

 從50年代末期開始，港府可以自行決定貿易與稅收政策。這和在英國母國正被打造的福利國家很不同，而且香港人都沒有投票權，他們是不會搞很有破壞性的自覺運動的子民而非公民。而且香港都把稅都保持得很低，關稅不存在。

1978年英國的最高一級所得稅稅路是78%、美國是70%。但香港沒有資本利得稅，沒有遺產稅，只有單一的15%所得稅。其實Friedman到香港除了拍紀錄片之外，還有另一個目的：來開Mont Pelerin學會的會議。這是海耶克所1947創立的組織，以對抗步步進逼的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是一個知識份子、政客、智庫人士和記者組成的私人俱樂部。海耶克是創會會長並一直擔任會長到70年代初期。本組織的成員到了50年代，都稱自己是neoliberals。

朝聖山學會早期開會的照片

這個新自由主義群裡面還有很多支派，但核心信仰是需要保衛資本主義在大眾民主時代不受民主的侵害，不管各種支派的分歧，它們一致相信，政府的任務就是保護市場，而不是去擁有資產和管理資源、公司或是去提供健保、住房、公用事業和基礎建設。政府的主要是任務是維護內外的安全、保護私人財產和合約的神聖性。

當時James Clavell寫了本1200多頁的小說，在紐約時報的排行榜上霸佔榜首數月，書中就在寫香港，裡面還把香港的傳奇商人Jardine Matheson變成了Noble House。這本書被書評稱為 80年代的Atlas Shrugged（Ayan Rand的經典名作之一），作者還寄了一本給Ayn Rand本人。小說後來被改編成戲劇 Noble House 由皮洛斯布洛斯南飾演。

但實際上香港大量湧入的難民都擠進像是臨時性的彭屋，在1967年嚴重暴動後政府開始回應人民的需求：政府開始蓋公共房屋，在已經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和教育之後。在70-72年間政府的支出成長五成， 到了73年香港的420萬人中有三分之一住在公屋。所以有個專欄作家曾提醒1978 朝聖山協會的這些基本教義派，很難過地在研討會上的論文發現，香港政府有租金管制，還有不少政府蓋的房屋。

總之Friedman和他的合作者把香港當作可攜式行李：微小、沒有任何內部緊張與複雜性、沒有階級與文化的差異，他們去各地宣傳把香港變成一個可移動的樣板。總之，香港是個能從本世紀中期民主帶來的矛盾和壓力中逃脫的希望。  後來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問題，一開始的提議是從商界借來的：把香港先還中共再重新租借。中共不同意這個方案。但中共面對的頭號挑戰是如何緩和商界情緒。

過去的港府都是讓商業很開心，滿足它們進入政府的願望又不對大眾開放。也就是一個靠協商和非正式特權的非正式體系，會選擇特定菁英進入政府當橡皮圖章，所以出現了一個名詞來描述這些進行政府的商界菁英：非官守。之後的中英協商因為一個現象變的容易些：中共和香港商界都重視經濟而非政治。商界菁英是中共統戰的優先目標，佔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七成成員。但香港人民照《重返天安門》作者林慕蓮的看法，變成了自己命運的觀眾。

後來的基本法有了對本地大亨和中共都有利的內容，如保證預算平衡、低稅率。有些條文，根本像是從Milton Friedman的書中拿出來的。基本法的起草人會直接引用朝聖山學會成員 Buchanan和Rabushka的想法。總之，中共和香港商業要的東西是一樣的：法治、銀行帳戶隱密、很弱的勞工法、合約的執行得到保證和穩定的貨幣。

這讓香港變成國中之國，有律師認為香港比一省或是聯邦所屬的單元自主性還大，但又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除了國防交給中共，香港管理自己的內部事務： 包括貨幣、稅收、法官、警察、法院、還有其他外部事務如護照和移民程序。北京不對香港收稅，而且香港在法律上維持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還可加入某些國際組織。

而當Friedman在香港開會時，鄧小平也在謹慎的設計他的改革。當時智利政變的皮諾契將軍，搞了震撼療法改革經濟，還有後來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瞬間大爆炸般的價格改革，都和鄧小平設想出來的摸者石頭過河不同。這帶動了深圳的成功，本來規劃深圳的官員在1980年預期，到了2000年，深圳會有30萬人湧入，結果實際上湧進了1000萬人，到了2020 年人口又翻了一倍。深圳就是個中國式飛地(Enclave)的樣板或是把中國分成各種特區的範例。

總的來看Friedman和鄧小平其實有其相似之處：兩人都不高，兩人都是高舉以類似想法大旗的巨匠，不讓民意形成在某些分割出來的地區形成壓力，讓私營的市場參與者，在政府合作性的幫助與法治下，自己採取行動便是全球市場中獲得優勢的方法。所以在90年代Friedman說東歐這些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模仿對象，不是美國、英國或瑞典，而是香港。資本主義不需要民主才行得通，而通往成功的道路要靠特區。

 的確，在幾年內，就有21個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採行了15%的單一稅率。Rabuska所寫，在香港出版的The Flax Tax一書，被認為稅務改革的聖經。另一個就是平衡預算，防止凱因斯式的擴張式預算，這在德國變成債務煞車器的規定。於是預算平衡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橫掃歐洲。另外一個就是沒有政治自由的經濟自由或是自由威權主義。

Fridman講過”民主本身絕對不是目的，相信自由的人不會依靠數鼻子”。所以後來 Rabuska和Friedman召開一系列工作坊，在80年代末期，制訂出了世界經濟自由指數(World Economic Freedom Index)。去和已存在的Freedom in the World 排行榜做出區別。這個新的排行榜是看稅負多寡、對跨境貿易的開放程度和經商容易度等指標來進行排名。

本年度最新的經濟自由指數排名

香港一開始就在榜上居冠，還在接下來的二十年盤據榜首。這指數中的自由不是指民主而是指穩定，只要擴大社會服務，排名就會下滑。他們把對食物、衣服、醫療、住房、基本工資的需求，看成是執行強迫勞動的所需要件。他們還把再分配稱為奴工、課稅式偷竊，就是這麼簡單一回事。

後來他們又和智庫CATO研究所合作在2016年弄出人類自由指數。除了之前的指標外，還有其他衡量公民社會自由程度的量化指標:公民自由度、結社的自由程度、自由表達意見等。這是對世界自由度指數的重新定義，其中自由選舉被自由市場所取代，而自由市場的核心就是私有財產和所有權的不可侵犯性。這可以說是一種自由世界政府的概念被管理所取代、用CEO取代民選官員。

但後來香港還是出現了民主潮，鄧小平也被批評是讓租界重現，而這批評並沒有錯。在全球各地出現的特區根本是有助於一國兩制在全球各地出現。因此香港這種奇特的混合體，最大的意義是顯示了並不是只有帝國變成民族國家的單向道而已。

 另外資本主義被認為是能產生對人類有用的東西，真的是如此嗎? 經濟自由指數沒有考量到生產力、投資的性質、失業率高低、社會安全、大眾的福利和經濟平等，如果考量到這些香港還會高居第一嗎?香港的十大富豪 佔了香港GDP的35%。美國的比例才只有3% ，而且實際上香港從開埠以來並非一個對所有人都開放的市場，真正的受益者是少數洋行，後來是和政府關係很好的財團和大亨。有研究指出香港的十大財團控制了一半的企業部門，而且經濟學人所編製的 Crony Capitalism指數香港也一直名列前茅，這根本是個缺乏競爭的資本主義天堂：沒有遺產稅，所以財富可以代代相傳。

經濟學巨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Thomas Piketty的一個研究發現，香港最有錢的15%不支持朝向民主轉型。換言之，香港模式絕非抽象的經濟自由 而是把一小塊土地畫分出來，裡面沒有或是只有很少的民主，由一小群精英和政府密切合作，透過最大程度的對外開放和稀少土地的持續增值來從這個被控制的市場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