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本名不具
我張開一雙翅膀，背馱著一個希望，飛過那陌生的城池，去到我嚮往的地方……
電影《原鄉人》的主題曲，演唱者是鄧麗君。歌曲旋律清柔、詞意深遠，描繪一種跨越地理與命運的離散情懷。年輕時觀賞這部電影，只覺得鍾理和的身影有種模糊的熟悉感；多年後，在臺北市議會圖書館偶然取閱《藍明谷案史料彙編》，我才驚覺，原來那段銀幕上的故事，並非單純的文學改編，而是深藏歷史暗流的再現。
藍明谷，本名藍益遠，出生於一九一九年，是日治時期鳳山岡山街的一名青年。他自小資質聰穎，公學校高等科即擔任級長，後進入台南師範，畢業後任教於屏東地區。後來，他懷抱求學夢想前往東京，與一群台灣青年成立「興漢會」，激發漢族意識，並以東亞經濟學院為橋梁，進入戰時的中國北平，也是在那裡，他結識了來自美濃的客籍青年作家鍾理和。
他們的相識，不僅是兩位青年文人的交流，更是兩條命運路線的交織。鍾理和後來成為鄉土文學先驅，而藍明谷則走上一條更險峻的道路。在戰後混沌的局勢中，他選擇返回台灣，進入教育界，受聘於基隆中學任教。當時的校長正是鍾理和異母弟鍾浩東。這些看似巧合的連結，構成一幅近代知識分子的網絡，而他們共同的語言，是對土地與人民命運的關懷。
二二八事件之後，這些知識份子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迅速轉化為行動。他們成立地下組織、編輯地下刊物《光明報》，並以戲劇與文學作為啟蒙工具。藍明谷不僅是組織成員，也是核心撰稿人之一。他將魯迅的《故鄉》翻譯成日文，企圖讓台灣青年透過雙語文本反思現實；他的小說作品如〈一個少女的死〉，也揭露時代的不安與壓抑。
但理想與現實從來難以兩全。隨著情治系統的滲透與清洗，「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爆發，許多教師與學生陸續遭逮。藍明谷帶著懷孕的妻子與兩歲兒子連夜逃亡，足跡遍及岡山、美濃、屏東與那瑪夏山區。他曾藏匿於鍾理和弟弟鍾里志的家中，甚至躲進後山的林間。這些行蹤背後的，不是一個逃犯的心虛，而是一名知識分子對生命、理想與家庭的掙扎與權衡。
一九五〇年底，面對親人被捕、情勢壓力四伏，藍明谷選擇自首。次年三月遭判死刑，四月二十九日於馬場町刑場遭槍決，年僅三十一歲。遺體送往國防醫學院泡製，數日後其三弟才將遺體從福馬林池撈出。據傳頸部除兩槍槍傷外，尚有不明刀痕，令人悚然。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那個時代對異見的機械性剷除，對文學、理想與自由的無聲絞殺。
電影《原鄉人》由中影製作，秦漢主演鍾理和。秦漢，是國民黨將領孫元良之子。如此身世背景，卻能演出那樣一位曾與共產黨接觸的作家角色，本身就是時代的複音與矛盾。而當年《原鄉人》的上映，也正是在戒嚴體制未解之時，其能觸及家國、離散、身份議題，本身或許已是體制縫隙中的一種文化讓步。
然而，在那部片中，從未提及藍明谷這樣的存在。他既是鍾理和的至交，更是共同經歷戰後文化洗禮與政治理想追尋的同路人。當銀幕上的鍾理和以筆耕鄉土，他的友人卻在現實中命喪刑場，遺骨至今無墓、聲音無碑。
如今，藍明谷的名字被刻於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碑」上，成為中共國安部追認的「烈士」。對岸記憶著他，島內卻幾乎遺忘他。這樣的落差，是政治的選擇，也是歷史的殘酷。我們習慣從勝者書寫歷史，卻鮮少讓失敗者說話。我們將白色恐怖納入轉型正義框架，卻常忽略那些既非「外省精英」、也非「本土主流」的複數身分者。藍明谷，是其中一人。
他的犧牲不是為了某一政黨的榮耀，而是為了知識份子的尊嚴與信仰。他用筆記錄時代，用身體經歷恐懼。他的選擇無法簡化成「背叛」或「忠誠」，而是歷史交叉口上，一位文化人所做的道德選擇。
所以我們回到那首歌──「我張開一雙翅膀，背馱著一個希望……」
藍明谷的翅膀，從未真正飛離這片土地。他飛過了陌生的城池，穿越了時代的禁忌，試圖去到那個他嚮往的地方──一個思想可以自由流動、文學不被箝制、信仰得以安放的地方。
而我們這一代呢？是否願意停下腳步，翻開史料、閱讀名字，聆聽那些在福馬林中沉睡的故事？是否有勇氣讓他們不再無名，讓歷史不再沉默？
誰是今天的原鄉人？也許，就是那些願意記住、願意說出，並願意在歷史的空白處，寫下真實的人。
撰文／本名不具
我張開一雙翅膀，背馱著一個希望，飛過那陌生的城池，去到我嚮往的地方……
電影《原鄉人》的主題曲，演唱者是鄧麗君。歌曲旋律清柔、詞意深遠，描繪一種跨越地理與命運的離散情懷。年輕時觀賞這部電影，只覺得鍾理和的身影有種模糊的熟悉感；多年後，在臺北市議會圖書館偶然取閱《藍明谷案史料彙編》，我才驚覺，原來那段銀幕上的故事，並非單純的文學改編，而是深藏歷史暗流的再現。
藍明谷，本名藍益遠，出生於一九一九年，是日治時期鳳山岡山街的一名青年。他自小資質聰穎，公學校高等科即擔任級長，後進入台南師範，畢業後任教於屏東地區。後來，他懷抱求學夢想前往東京，與一群台灣青年成立「興漢會」，激發漢族意識，並以東亞經濟學院為橋梁，進入戰時的中國北平，也是在那裡，他結識了來自美濃的客籍青年作家鍾理和。
他們的相識，不僅是兩位青年文人的交流，更是兩條命運路線的交織。鍾理和後來成為鄉土文學先驅，而藍明谷則走上一條更險峻的道路。在戰後混沌的局勢中，他選擇返回台灣，進入教育界，受聘於基隆中學任教。當時的校長正是鍾理和異母弟鍾浩東。這些看似巧合的連結，構成一幅近代知識分子的網絡，而他們共同的語言，是對土地與人民命運的關懷。
二二八事件之後，這些知識份子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迅速轉化為行動。他們成立地下組織、編輯地下刊物《光明報》，並以戲劇與文學作為啟蒙工具。藍明谷不僅是組織成員，也是核心撰稿人之一。他將魯迅的《故鄉》翻譯成日文，企圖讓台灣青年透過雙語文本反思現實；他的小說作品如〈一個少女的死〉，也揭露時代的不安與壓抑。
但理想與現實從來難以兩全。隨著情治系統的滲透與清洗，「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爆發，許多教師與學生陸續遭逮。藍明谷帶著懷孕的妻子與兩歲兒子連夜逃亡，足跡遍及岡山、美濃、屏東與那瑪夏山區。他曾藏匿於鍾理和弟弟鍾里志的家中，甚至躲進後山的林間。這些行蹤背後的，不是一個逃犯的心虛，而是一名知識分子對生命、理想與家庭的掙扎與權衡。
一九五〇年底，面對親人被捕、情勢壓力四伏，藍明谷選擇自首。次年三月遭判死刑，四月二十九日於馬場町刑場遭槍決，年僅三十一歲。遺體送往國防醫學院泡製，數日後其三弟才將遺體從福馬林池撈出。據傳頸部除兩槍槍傷外，尚有不明刀痕，令人悚然。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那個時代對異見的機械性剷除，對文學、理想與自由的無聲絞殺。
電影《原鄉人》由中影製作，秦漢主演鍾理和。秦漢，是國民黨將領孫元良之子。如此身世背景，卻能演出那樣一位曾與共產黨接觸的作家角色，本身就是時代的複音與矛盾。而當年《原鄉人》的上映，也正是在戒嚴體制未解之時，其能觸及家國、離散、身份議題，本身或許已是體制縫隙中的一種文化讓步。
然而，在那部片中，從未提及藍明谷這樣的存在。他既是鍾理和的至交，更是共同經歷戰後文化洗禮與政治理想追尋的同路人。當銀幕上的鍾理和以筆耕鄉土，他的友人卻在現實中命喪刑場，遺骨至今無墓、聲音無碑。
如今，藍明谷的名字被刻於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碑」上，成為中共國安部追認的「烈士」。對岸記憶著他，島內卻幾乎遺忘他。這樣的落差，是政治的選擇，也是歷史的殘酷。我們習慣從勝者書寫歷史，卻鮮少讓失敗者說話。我們將白色恐怖納入轉型正義框架，卻常忽略那些既非「外省精英」、也非「本土主流」的複數身分者。藍明谷，是其中一人。
他的犧牲不是為了某一政黨的榮耀，而是為了知識份子的尊嚴與信仰。他用筆記錄時代，用身體經歷恐懼。他的選擇無法簡化成「背叛」或「忠誠」，而是歷史交叉口上，一位文化人所做的道德選擇。
所以我們回到那首歌──「我張開一雙翅膀，背馱著一個希望……」
藍明谷的翅膀，從未真正飛離這片土地。他飛過了陌生的城池，穿越了時代的禁忌，試圖去到那個他嚮往的地方──一個思想可以自由流動、文學不被箝制、信仰得以安放的地方。
而我們這一代呢？是否願意停下腳步，翻開史料、閱讀名字，聆聽那些在福馬林中沉睡的故事？是否有勇氣讓他們不再無名，讓歷史不再沉默？
誰是今天的原鄉人？也許，就是那些願意記住、願意說出，並願意在歷史的空白處，寫下真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