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距離我前往韓國long stay還剩不到幾週。家族LINE群組傳來一則訊息： 「韓國好像出事了。」 因為受夠了社群平台上的雜訊，所以我早己把所有新聞媒體都封鎖了，這時才開始搜尋網路資訊。 起初從文字訊息中，還感覺不到事態的嚴重性。直到一段段未經後製處理的現場影片陸續在網路上流傳，才驚覺大事不妙。 從一開始看到人群被擠得動彈不得，不少人已經閉上眼睛、嘴唇發紫；到零散倒臥地面的男男女女，警消與民眾試圖為其中幾人進行CPR，但更多人的胸口已無起伏。我最後看到的一段影片，是一個個排列整齊的屍袋，數量遠遠超過在任何一部災難電影裡看過的場景。這些畫面透過現代手機的高畫質攝影功能和高速網路，毫無遮掩地迅速傳送到世人眼前。 「今天的網路用夠了。」我趕緊放下手機。 當晚， 遠在他處的我們，都可以像我這樣用「選擇不看」，來免於心理繼續遭受重擊。 但，如果你人就在現場呢？ 1990年生的金初瓏（김초롱），那晚就在那條窄巷裡。她被朋友拉了一把，身體沒有骨折、沒有流血，提前走出了煉獄。 但即便過了數日，他所目睹的煉獄場景在腦中依舊清晰，她如同新聞中毒一般，不吃、不喝、不睡，只盯著相關新聞，試圖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直到友人發現了她的異狀，鼓勵她接受心理諮商。 「老師，我算是災難倖存者嗎？」 （선생님, 제가 참사 생존자인가요?） 金初瓏之所以困惑，是因為在傳統認知裡，「倖存者」通常指的是那些歷經九死一生、身體受創的人。而她，四肢健全，甚至連擦傷都沒有。這種「完好無缺」反而成了她的罪惡感來源： 「那麼多人死掉，但我卻沒事，我憑什麼難過？」 而諮商師給了她一句當頭棒喝：「你自己經歷過了還不明白嗎？就算是透過新聞間接目擊的我們，大家都是倖存者。」 為了對抗PTSD與伴隨而來的憂鬱症狀，她開始在韓國網路社群上連載名為《老師，我算是慘案倖存者嗎？》的文章。她把那些無法對人言說的創傷症狀，包含對聲音的恐懼、對人群的戰慄、以及無止盡的愧疚，全部轉化為文字。出乎她所預料的，這些文字成為了無數隱形「倖存者」的避風港，之後由報章媒體正式連載，最後集結成冊，正式出版。（台灣譯為《#活下來的我們》，木馬文化出版） 災難發生後，韓國社會湧現指責年輕人「愛玩」、「去那種地方活該」的「受害者有罪論」。金初瓏也曾因此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但她在書中不用描寫悲傷換取同理，而是用理性找回尊嚴。 在治療過程中，她翻出了2017年萬聖節在同一地點、同一條巷子拍的照片。那時她笑得很開心，背景也是人山人海，但那天晚上大家帶著美好的回憶回家了。 看到這張照片她突然驚醒：她的行為完全沒變，有改變的是「國家安全系統的失靈」。 金初瓏在書中沉痛地指出，比起網路上的酸言，更讓她最受傷的，往往是那些掌權者說的話。 行政安全部長官李祥敏在災後隔天說：「這不是提前出動警察或消防人力就能解決的問題。」暗示這是受害者不可避免的命運；當一名倖存的高中生因承受不住心理創傷而輕生時，國務總理韓德洙竟然說：「如果本人想要接受治療的想法更堅定一點就好了。」將之歸咎為個人的軟弱。 金初瓏認識到，如果她的痛苦只停留在私人領域，那就只是個體的悲劇。但如果她把這些對抗PTSD的過程、對抗政府官員冷血言論的紀錄寫下來，這些就會變成「社會的資源」。 這本將痛苦「資源化」的紀錄，除了讓未來不幸出現的倖存者知道自己不孤單，也是為了時刻提醒未來政府「你們曾做錯過什麼」的一份警惕。 ＝＝＝＝＝＝＝＝＝＝ 🔗線上試閱連結
2022年10月29日，距離我前往韓國long stay還剩不到幾週。家族LINE群組傳來一則訊息： 「韓國好像出事了。」 因為受夠了社群平台上的雜訊，所以我早己把所有新聞媒體都封鎖了，這時才開始搜尋網路資訊。 起初從文字訊息中，還感覺不到事態的嚴重性。直到一段段未經後製處理的現場影片陸續在網路上流傳，才驚覺大事不妙。 從一開始看到人群被擠得動彈不得，不少人已經閉上眼睛、嘴唇發紫；到零散倒臥地面的男男女女，警消與民眾試圖為其中幾人進行CPR，但更多人的胸口已無起伏。我最後看到的一段影片，是一個個排列整齊的屍袋，數量遠遠超過在任何一部災難電影裡看過的場景。這些畫面透過現代手機的高畫質攝影功能和高速網路，毫無遮掩地迅速傳送到世人眼前。 「今天的網路用夠了。」我趕緊放下手機。 當晚， 遠在他處的我們，都可以像我這樣用「選擇不看」，來免於心理繼續遭受重擊。 但，如果你人就在現場呢？ 1990年生的金初瓏（김초롱），那晚就在那條窄巷裡。她被朋友拉了一把，身體沒有骨折、沒有流血，提前走出了煉獄。 但即便過了數日，他所目睹的煉獄場景在腦中依舊清晰，她如同新聞中毒一般，不吃、不喝、不睡，只盯著相關新聞，試圖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直到友人發現了她的異狀，鼓勵她接受心理諮商。 「老師，我算是災難倖存者嗎？」 （선생님, 제가 참사 생존자인가요?） 金初瓏之所以困惑，是因為在傳統認知裡，「倖存者」通常指的是那些歷經九死一生、身體受創的人。而她，四肢健全，甚至連擦傷都沒有。這種「完好無缺」反而成了她的罪惡感來源： 「那麼多人死掉，但我卻沒事，我憑什麼難過？」 而諮商師給了她一句當頭棒喝：「你自己經歷過了還不明白嗎？就算是透過新聞間接目擊的我們，大家都是倖存者。」 為了對抗PTSD與伴隨而來的憂鬱症狀，她開始在韓國網路社群上連載名為《老師，我算是慘案倖存者嗎？》的文章。她把那些無法對人言說的創傷症狀，包含對聲音的恐懼、對人群的戰慄、以及無止盡的愧疚，全部轉化為文字。出乎她所預料的，這些文字成為了無數隱形「倖存者」的避風港，之後由報章媒體正式連載，最後集結成冊，正式出版。（台灣譯為《#活下來的我們》，木馬文化出版） 災難發生後，韓國社會湧現指責年輕人「愛玩」、「去那種地方活該」的「受害者有罪論」。金初瓏也曾因此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但她在書中不用描寫悲傷換取同理，而是用理性找回尊嚴。 在治療過程中，她翻出了2017年萬聖節在同一地點、同一條巷子拍的照片。那時她笑得很開心，背景也是人山人海，但那天晚上大家帶著美好的回憶回家了。 看到這張照片她突然驚醒：她的行為完全沒變，有改變的是「國家安全系統的失靈」。 金初瓏在書中沉痛地指出，比起網路上的酸言，更讓她最受傷的，往往是那些掌權者說的話。 行政安全部長官李祥敏在災後隔天說：「這不是提前出動警察或消防人力就能解決的問題。」暗示這是受害者不可避免的命運；當一名倖存的高中生因承受不住心理創傷而輕生時，國務總理韓德洙竟然說：「如果本人想要接受治療的想法更堅定一點就好了。」將之歸咎為個人的軟弱。 金初瓏認識到，如果她的痛苦只停留在私人領域，那就只是個體的悲劇。但如果她把這些對抗PTSD的過程、對抗政府官員冷血言論的紀錄寫下來，這些就會變成「社會的資源」。 這本將痛苦「資源化」的紀錄，除了讓未來不幸出現的倖存者知道自己不孤單，也是為了時刻提醒未來政府「你們曾做錯過什麼」的一份警惕。 ＝＝＝＝＝＝＝＝＝＝ 🔗線上試閱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