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類的同理心其實非常侷限。
讓道德範圍擴張到陌生人、弱勢族群的，不是感性，而是理性，能抽離本能、客觀判斷「什麼是更大的善」的能力。
當情緒常被政治、媒體、社群演算法操控，唯有公開辯論、理性推論、制度化的流程機制才能抵抗偏見，讓人類集體行為變得更文明。
2. 我們並沒有活在最暴力的年代，卻比任何時代更怕暴力。
多數人真心覺得當代充滿暴力，其實原因不是暴力變多，而是「可被想起的暴力變多」。認知心理學早就指出，人類會把容易想起的事情誤判為更常發生，讓我們以為世界正在崩壞，形成一種「錯覺的危險感」。
「歷史短視」讓我們把最近一百年看到的戰爭放大，而忽略人口基數、統計密度與更古老的暴行。事實上，以人口比例計算，古代的部落戰爭遠比世界大戰更殘酷。
3. 同理心不是天生的，它更像是一種演化後的合作技術。
和平並非從天而降，而是人類在更大的市場、更密集的交流、更強的制度之間「被迫學習合作」的結果。但正因為我們容忍暴力的標準變嚴、道德感提高，才會覺得暴力更常見，這代表文明正在進步。
核武國家之間最常見的不是戰爭，而是 “nothing happens”。因為任何使用核武的行為都會自我毀滅。所以核武越多，全面戰爭機率越小。
在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穩定不是因為競爭少，而是因為「每家都知道開打會兩敗俱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