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所偽青銅器《禽簋》《大祝禽鼎》係後人偽造&nbsp;清代學者錢大昕之侄，乃乾隆嘉慶年間的錢坫（1744～1806年）在其《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裡首先收入此二相關之器《禽簋》及《大祝禽鼎》，從以下分析裡可以知此二器上係清代當時金石家之偽銘。《禽簋》該器上有銘文如下：&nbsp;『王伐奄侯，周公謀禽祝，禽有脤祝，王賜金百寽。禽用作寶彝』&nbsp;但是“禽”又是何人，於是此造偽銘者於另一鼎上把答案銘之於其上，即同樣首見於《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裡的《大祝禽鼎》裡，銘上四字“大祝禽鼎”，表示了那個《禽簋》裡的“禽”就是職為西漢《周禮》一書裡的“大祝”，等同於掌祀神及祝禱的巫師身份。所以《禽簋》的銘文就很容易解出來了，原來此銘文的白話乃： 周王伐奄侯，周公找到“大祝”名叫禽的，問他怎麼辨。大祝就用脤器致祭。王就賜了銅百寽，大祝禽就作了器。（按，有關”脤祝”一辭，研究者各有說法，吾人同意馬承源之釋） 吾人於《青銅器偽銘文舉隅》文內舉隅而指出：『禽簋（上博,《集成》4041西周早）：『王伐蓋侯，周公謀禽祝，禽有祳祝，王賜金百鋝，禽用作寶彝』，按，所謂王伐蓋侯，指成王初伐叛，時周公就是代替王執政，何來又有王與周公分成了二角色，故不合史實，乃後人之編劇而已。』今詳論各偽證如下：&nbsp;（一）按，其中的“謀”字，金文原作“某”，並不作“謀”字解。而且周初並無金文裡出現過此字。而西周金文也並沒有“謀”這個字，到了東周戰國時代鮮虞人建立的中山國，始有“謀”這個金文字，《中山王鼎》裡“謀”作似上母下心之字。而金文裡的後來出現的“某”字，都是當作否定詞義。此《禽簋》會出現的此“某”字的字形，原來乃是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裡的“某”的小篆字形。故由此字的來路，乃出於秦代始出現的小篆，自知此銘文自非西周之文字了。（二）“奄侯”的“奄”乃自商代以來即為商人東方之地界，而且《竹書紀年》記載奄係商人之舊都之一，在盤庚遷都到殷以前的南庚遷都到奄，所以後世常以“商奄”連用，如《左傳‧昭公九年》。到了西周立國，此地仍是商人故地，與西周一點都沒有關係，則其“奄”地的首領，何時竟然被稱做諸侯裡的“奄侯”去了。如果奄君真是西周所封的侯，何至於周成王時要討伐自已剛封的諸侯“奄侯”。此“奄侯”完全不見於史料，而且是根本不能置信的囈語了，因為史料裡，如《竹書紀年》記載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史記‧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可以看出，“奄人”或“伐奄”、“入奄”、“殘奄”等字眼，可知奄人乃周人之敵對的一方，何以以“侯”之美稱稱之，而各史料裡只稱“奄君”，說奄君是侯，那到底是誰封的“侯”。所以一見此“《禽簋》的內容，即知不倫不類，乃是後人所偽造銘文的青銅偽銘器。 （三）“大祝”之職稱，出於西漢劉歆組織班子完成的《周禮》一書裡，先秦史料無見此一職官，故乃此偽銘作者的清代金石家從《周禮》的“大祝”用來編銘文劇本用。故而《大祝禽鼎》首先現偽。而《禽簋》裡的“禽”擔任“祝”亦由《大祝禽鼎》間接確認，故此二偽銘器的銘文皆出自一人的構思，皆同一清儒所偽。 （四）即吾人於《青銅器偽銘文舉隅》文內指出的，所謂王伐蓋侯，指成王初伐叛，時周公就是代替王執政，何來又有王與周公分成了二角色，故不合史實，乃後人之編劇而已。所以，此《禽簋》《大祝禽鼎》兩器皆係清代乾隆年間出自民間的金石學者的偽銘，為何寫偽銘的一定是金石學家呢，因為要寫偽銘文，一定要連同偽金文一起寫成，才能找偽銘高手複製在青銅器上，此所以凡是青銅器偽銘，其作者一定是精通金文在內的文字學及史學方面的能寫金文及編偽銘上的偽史的學人才能寫的出來。（劉有恒，2026,01,06）&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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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所偽青銅器《禽簋》《大祝禽鼎》係後人偽造

談清儒偽造的“王年月偽器”《散氏盤》偽銘文 《散氏盤》是清代中期出現在世上的一件西周大青銅盤，一度被阮元看到後，還去鑄了兩件相同的偽銘器，坊間也有流行其他的製品。到了清朝嘉慶皇帝五十大壽時，聽說是當時大官兩江總督阿林保為了拍馬庇，向楊州鹽商處弄到其中之一件，獻給了皇上，由此進入清宮。後來在清亡後，一度被傳說從清故宮消失，但後來發現又回來了，而且當時故宮院長馬衡在倉庫找到了一份《散氏盤》的昔日故宮拓片，比對之下，認定就是昔日送進宮的那一件，於是認為即為真品了。 不過，有關此《散氏盤》自出世後，當日的清儒間就有紛訟，也有一位寫過《中國金石學講義》的陸和九（1883～1958）後來在民初寫過一篇《散盤真偽辨》，因今日難見，故全錄此文如下： 『散盤文字之解釋，歷來金文家各持一說，而學者靡所折衷，此固為治金文者極感困難之事也。於是有以為真者，有以為偽者。其以為偽者，則持陳氏寶琛之說，而謂阮氏元嘗翻沙鑄二器，一藏北湖祠塾，經赭寇之亂，流徙入泰州，歸蕭山任氏，上虞羅氏叔蘊曾借拓者，此偽器之一也。一藏阮氏家廟，後為長沙某氏所得，以為真器，重價鬻諸海外，此偽器之二也。其以為真者，則主吳氏士鑑之說，而謂吳氏士鑑，與王氏懿榮同值。嘗聞諸潘鄭齋、陳簠齋諸老，言散盤自阿林保督兩江時，於嘉慶十四年，睿廟五旬萬壽之期，購諸鹽商，以入貢者（按阮氏積古齋欵識書成在嘉慶九年，其時盤尚在洪氏也），即今日故宮博物院之所謂真器之一也。余所見流傳拓本有三：一為故宮博物院所拓，一為吳熙載所藏，一有徐戊生所藏，三本文字，大略相同，而點畫微有異處，是否有阮氏元翻鑄二器，羼入其中，未見原器，殊難懸斷其真偽也。竊以為金器之真偽，當以其流傳之文字，可通與不可通為斷，可通者則信其為真，不可通者則信其為偽，此一定之理也。今取散盤各拓本之文字，參考各家學說，而為之校訂，知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散盤，決非《揚州畫舫錄》所載江藩解釋洪氏所藏之散盤也。且疑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散盤，或為阮氏翻鑄偽器之一也。何以云然也？首段用夨僕散邑自錢大昕、趙秉沖，以至羅振玉、王國維諸氏，皆無異說，惟江藩謂為周太僕散邑，此可疑者一。末段誓曰，我遂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賦則爰千罰千，又誓曰，我遂付散氏溼田牆田，余有爽［糸言糸］，爰千罰千。自錢大昕、趙秉沖，以至羅振玉、王國維諸氏，亦無異說，惟江藩釋文，於廼界西宮襄戎誓曰，句下，只有戎父則誓，而少遂付散氏以下數字，此可疑者二。考《揚州畫舫錄》成於乾隆六十年，阮氏元作序，在嘉慶二年，其作《積古齋欵識》在嘉慶九年，阿林保購此盤貢入內府，在嘉慶十四年，何以《積古齋》所釋盤文，與江藩所釋盤文，其不同竟至於此，豈阮氏元作《揚州畫舫錄》序之時，未注意於江藩釋文耶？此可疑者三。如以故宮博物院所藏盤為真，則揚州洪氏所藏者即偽器也；如以揚州洪氏藏盤為真，則故宮博物院所藏者即偽器也。如以阿氏所貢，購自揚州洪氏，而非鑄自揚州阮氏，何以文字不同若是。一真一偽，鑑賞家必有能辨之者矣。更進而論其器名，錢趙江三家皆定為鬲，羅王二家，定皆為盤。今審其形，盤似也，而其花文，則非蠟模所鑄也。論其官名，豆人之虞，名考，［工隹］人之有司，亦名考。考名或同也，而小門人，則非周代官制所有也。論其地名，《周金文存》之說剛若各地，隸屬於蜀，《觀堂集林》之說夨散各地，隸屬於秦，而濾沽各地，究竟屬蜀屬秦，今為何地之水，亦殊堪研究也。以名言，則近偽，以器言，則失真，吾不敢言故宮博物院所藏之盤，定為阮氏翻鑄也。吾亦不敢信其為揚州洪氏所藏之原盤也。願以質之海內外治金文學家。』 他在文裡明白指出了『以名言，則近偽』，是指《散氏盤》銘文裡的不論是出現的西周官名或是西周地名，都有後人假造的成份，如所謂西周的有官名“小門人”根本就沒有這種官，或一些銘文裡的地名，分屬陝西與四川風馬牛不相及之地，故其實，他己明白證明不論存世的哪一器的《散氏盤》都是後人之作了。 而且，吾人只要一見今日《散氏盤》上的銘文，不禁失笑了。因為，在青銅器上作銘文，所依據的必是作器者的一篇墨書，由造器者鑄造時複製在青銅器上，不論早先鑄造或東周有用刀刻出的方式。但此《散氏盤》的銘文，一見其珠圓玉潤，其銘文的作法，必係依據偽此銘文的清代金石家的手書的墨書，以工具另行模仿而照樣子來刮出或匏出來作鑄模，如今日有半圓形美工匏刀的類似工具為之。此《散氏盤》的字體全是粗圓狀，不是墨書可為，而是二次作業出來的。偽情十足。 更加好笑的，也是不明不可用“王年月”於西周銘文上,在由清代乾隆年間由金石學家所著的《散氏盤》銘裡最後一段裡，用上了“唯王九月，辰在乙卯”而露其偽饀。故由誤用“唯王九月”並加上其字形後人工具所為，顯係後人之偽作，及昔人陸和九所指出的，用西周所無的官制及地方寫及陝西及四川此蜀道艱難之地的不合理地界，故其偽其實己昭然於世。（劉有恒，2026,01,06）

談清儒偽造的“王年月偽器”《散氏盤》偽銘文

辨偽宋人《周公方鼎》(文王鼎,魯公鼎)偽銘器 在北宋人曾鞏的《金石錄》裡記載在北宋哲宗的紹聖年間，宋的宗室仲忽得到了《周公方鼎》(文王鼎,魯公鼎)而進獻宋帝，其銘文乃： 『周公作文王尊彝』 可惜也是個宋人所寫偽銘文的青銅器，何以知之呢？因為： （一）如果周公作鼎之時，他是攝政王，那麼他就是“王”的身份，王對於其祖先的祭祀有祖廟的祭祀行之，不必作個鼎在家裡祭拜。所以沒有作鼎的理由。 （二）如果他是退下來，奉成王為周天子時，那麼，雖然他的生父是文王，但他不是文王的長子，因此沒有合法的宗法的繼承大宗的身份，所以他是無法把文王當成宗法社會下的那個大宗之子的武王及其大宗之子的成王的考及祖的身份。也就是，在武王或成王經過儀式讓周公成為分立之宗之後，他會是新的氏族之大宗之長了，他死後，是他的長子伯禽那封於魯的魯公的“考”了。所以，他是沒有理由去作雖是他亡父文王的祭器的。而在他未受分立氏之前，他祭其先父文王，乃一齊參與在武王或成王祭祖廟祭祀先王的祭禮上，而不是降低身份去與其他貴族一樣，在家作器祭祖考。 （三）周公乃是文王死後，武王予以其弟旦的畿內重臣的封號，對於文王而言，他仍是文王的兒子，退一步而言，若他仍是可以作鼎紀念亡父文王，那麼他的自稱怎會是“周公”此文王死後才得到的封號？他不是應稱自己是文王那第三子的名“旦”嗎？怎會是“周公”兩字呢？ 如此一看，即知，此《周公方鼎》(文王鼎,魯公鼎)的銘文分明是北宋人的產品，也沒有一提的價值。（劉有恒，2026,01,06）

辨偽宋人《周公方鼎》(文王鼎,魯公鼎)偽銘器

偽銘器《小臣單觶》銘文辨偽 1956年河南省上蔡縣田莊出土的西周饕餮紋銅觶，被稱為《小臣單觶》，其上有銘文： 『王後返，克商。在成師。周公錫小臣單貝十朋，用作寶尊彝。』 其文義，唐蘭在《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裡釋如：王後到了，打勝了商邑。在成師，周公賞給小臣單十掛貝，用來作寶器。 說起來，此銘器也應屬宋人偽造神話《禹鼎》銘文裡的陰兵的“殷八師”的衍生的偽銘器之一了。因為，像其中的“成師”也是”抄了“殷八師偽器群”裡用到“成師”的1926年河南出土，由當時儒者以清末由清儒寫成銘文上市成為端方藏器的《錄[戈冬]卣》、《錄[戈冬]尊》偽銘文裡的『成周師』寫出了新銘文的《兢卣》：『惟伯遲父以成師即東，命戍南夷』，啓用了“成師”。而且唐蘭也釋此《小臣單觶》銘裡的“成師”是『成師可能是殷八師之一』，所以其偽證如下： 也屬“殷八師偽器群”之一：見吾人之〈［金文揭秘(1)］被宋儒在偽銘文裡虛構的西周“殷八師”---西周兵制的真相〉一文。 所謂清儒依宋儒金文話本《禹鼎》故事裡偽造的陰兵“殷八師”，將之設定在位於“成周”，所以清代金石家首先寫出在清末上市《舀壺》上的銘文『唯正月初吉丁亥，王格于成宮。邢公內右舀，王呼尹氏冊飲舀曰:更乃祖考作塚司土于成周八師.賜汝…』(《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頁100) 而後來清末由清儒寫成銘文上市成為端方藏器的《錄[戈冬]卣》、《錄[戈冬]尊》：『王命[戈冬]曰:[虘又]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戍於葉師』，把“成周八師”濃縮成“成周師”，到了1926年河南出土，由當時儒者以《錄[戈冬]卣》、《錄[戈冬]尊》偽銘文裡的“成周師”寫出了新銘文的《兢卣》：『惟伯遲父以成師即東，命戍南夷』，又縮寫成“成師”，而如今1956年河南省上蔡縣田莊出土的《小臣單觶》，再度抄了《兢卣》偽銘文裡的“成師”。 但“成周”一辭，是在成王死後，對於成王時在洛陽造新邑的尊稱，以紀念成王造此東都而立的名字，“成周”的“成”乃成王的謚號，在成王死後才有“成周”，如此一來，此偽銘文就露饀了。請問，此銘記了如在目前的王伐商而返，到了“成師”，按依《尚書》，成王至少有一時期是與周公同在伐奄的途中的，則其返回，是在周公還在攝政時，洛陽新邑在建立中，而此時，成王都還沒有當政，也不會已死，怎會當時出現了“成周”此依成王謚號而己建成由新邑改成“成周”的稱呼呢？所以當王克商（周公克叛）時，不會有什麼成周八師，因為沒有“成周”之稱，也不會有“成師”之簡稱。而且在西周史實的《詩經‧豳風‧破斧》裡都明文講『周公東征，四國是惶』了，是周公用其周人部隊的本部，即《尚書‧大誥》裡周公東征出師之誥裡講『爾惟舊人……朕誕以爾東征』，指周公親率舊時自己的周人部隊東征討叛。當時克叛時也沒有任何殷商人組成的殷八師的史實可言，當然也不會什麼在八字不成一撇的“成周”駐紮什麼“成師”的《禹鼎》偽造出來的陰兵“殷八師”部隊了。 如此一分析，知道了此1956年河南省上蔡縣田莊出土的《小臣單觶》上面的銘文，原來是出自當時金石學者之手筆。（劉有恒，2025,01,05）

偽銘器《小臣單觶》銘文辨偽

證偽《獻侯鼎》(周獻侯鼎,成王鼎,獻侯作丁侯鼎)係偽銘器 在清宮裡藏有一件《獻侯鼎》(目前在台北故宮)，被清乾隆年間皇室所編成的《西清續編乙編》收入，上有銘文如下： 『唯成王大祓在宗周，賞獻侯囂貝，用作丁侯尊彝。鼋』 像唐蘭就以此銘文說是此為成王生時的記事，所以是“生稱謚”，但此說不通，此必出於清金石家之筆。今析其偽：（一）成王在即位的第五年，周公返政於成王，如果此銘文所謂的“大祓”之祭，是發生在周公攝政時，那麼這個生稱謚也不會有，這個王應是周公之代稱，所以應稱“王”，總不能講“王旦”（旦係周公之“名”）或“王周公”吧？如果成王正式為王了，那麼，“中國之號謚”（楚王熊渠語），即周朝的生為號“王”及死才有謚的“成王”就適用了，因為，所謂周王死後才有謚，這是楚王及秦始皇所親自說出的親見周朝之事實。所以，能說 “成王大祓在宗周”的，只有在成王死後，但成王大祓在宗周及賞獻侯貝，又是成王時發生的時事，則一如吾人曾指出的，在銘文裡凡是談時事，而用了周王謚號的，都是後人偽造的偽銘，因為沒有去讀或沒有讀通《史記》而不曉得周朝死後“子議父、臣議君”（秦始皇語）的謚號而率爾寫銘文。此銘文，於是即知必不是西周的銘文，而是出自清代金石家的文筆。 （二）成王賞了獻侯賜物，於是獻侯就作了獻給“丁侯”的寶鼎了。但“丁侯”是獻侯的什麼人，依“獻侯”的稱號，他應是封於獻的獻國的侯，應是沒有第二種解釋了。“獻侯”可以是謚號嗎？當然不是，因為他活生生還沒死。而獻國在西周初無見於史料裡。但假定真有此國吧，那麼獻國國君因周天子的賜物而作器要獻給誰呢，應該是獻侯的“亡父”及或“亡祖”吧，依“丁侯”來看，此偽銘作者當是認為獻侯作器獻給前任的獻國的侯（他的亡父），而他的亡父的“丁侯”此時應是視為謚號，即，獻侯的前任是丁侯，但如此一來，就自相矛盾了。因為，獻侯勢必不是獻國的侯了，不然，其前任應該是所獻的丁侯了。所以如此一來，“獻侯”不是獻國的侯，此“獻侯”究竟是什麼侯呢？合理的說，獻侯及丁侯分別是某國的前任和現任死後的謚號。但“獻侯”活生生，則“丁侯”不也該還沒死，則“獻侯”又怎能繼位“丁侯”而參與周天子成王的大祓而受賞呢？如此，一個成王的實無其事的“生稱謚”難題不但涉及了成王，還涉及了獻侯，如此一來，只有一個答案，此偽銘作者的清儒，完全沒有注意到謚號在周朝存在的史料，而偽造銘文時沒有去避開這個坑。 （三）天子諸侯原則上是沒有獻給先王的作器：按，作器的目的是貴族為了祭祀及紀念先祖（限祖父及父兩代）的禮器。但周天子及諸侯邦君都有自己的祖廟，可以祭祀自己的前任的亡祖及亡父，不必製作天子及諸侯邦君的祭祀用的祭器，天子及諸侯的祖廟即天子諸侯的大祭器，擺在家裡祭祀的地方供祭先祖父及先父（或也含先祖母及先母）是其他的貴族才需製祭祀用的禮器供自己祭祀禮敬之用。所以，古來的青銅禮祭器，都沒有天子及諸侯祭祀自己先王先國君的青銅器，除非是偽造的偽銘才因不明此理而造出了天子或諸侯祭禮先王先國君的青銅器。於是吾人看到此一諸侯的獻侯，竟然在用此《獻侯鼎》(周獻侯鼎,成王鼎,獻侯作丁侯鼎)在獻給自己的先任的諸侯父的丁侯，即知必為後人的偽銘器了。 （四）而且，如果“獻侯”不是諸侯，則他所獻的亡父“丁侯”當然就不是謚號了，於是請問，“丁侯”是獻侯此貴族該對其先父該有的敬稱嗎？不是應是日名“父丁”之類，或是“氏名＋排次”嗎，而“丁侯”兩字，完全不是該有的亡父的敬稱，故又露其偽了。 如此看來，此係清儒的所制的銘文，是沒有任何從中可以研究出什麼西周史跡的。當然，也不是唐蘭主“生稱謚”，而把此鼎當成成王時的真鼎之史跡之一了。雖唐蘭有志於在其著作《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裡排除掉偽器偽銘：『自宋以來，膺作極多，均不錄』（頁27）。（劉有恒，2026,01,05）

證偽《獻侯鼎》(周獻侯鼎,成王鼎,獻侯作丁侯鼎)係偽銘器

[金文揭秘(4)]實無其人的“鄂侯馭方”及相關偽銘器～～《禹鼎》《鄂侯馭方鼎》《翏生盨》皆偽銘器 在宋人的金文話本《禹鼎》裡集人間邪惡要消滅華夏的“鄂侯”其名叫“馭方”的，勾結了南淮夷及東夷侵伐周土，攻伐周朝的南土及東土，並且打到“歷下”要地了。結果周人的“六師”加上殷商的鬼兵“殷八師”都心中懼怕而打不過，於是天神武公相助，派天神“禹”來率武公的天兵下凡助人界及鬼界共擊鄂侯大反派所率領的南淮夷及東夷之軍，而獲大勝，馭方也被抓了。這個邪惡的角色鄂侯馭方只是北宋人的金文話本小說《禹鼎》所設定的一個假角色，影射北宋時的遼及西夏，在史料裡是絲毫無跡可尋的。其詳見於吾人〈［金文揭秘(1)］被宋儒在偽銘文裡虛構的西周“殷八師”---西周兵制的真相〉及〈&nbsp;[金文揭秘(3)]北宋金文話本《禹鼎》偽銘文的神話及現實意義〉二文。不過，這篇實為北宋人假造故事的《禹鼎》偽銘文，被清末有一金石家誤以為真而看不下去了，因為，把鄂侯角色講的太邪惡了，好像夷人都是萬惡不赦。而清末在洋務運動興起後，廢科舉，國學成了落後代名詞，而且，當日有維新保皇之爭，保皇者視維護傳統重要性過於滿漢之分，認為满漢實一家，若是講維新西化則國不國，都西化去了。他們對於像北宋《禹鼎》偽銘文裡的講鄂侯成了十惡不赦十分反感，於是在清末之際，就在金石家之間有人著手寫銘文在無銘青銅器上要平反之，因而出現了一篇銘文，那就是清末在湘軍及淮軍裡工作過的吳縣人的金石家吳大澂首先介紹於清末在世上出現的《鄂侯馭方鼎》銘文而實為翻案文章，為實無其人的鄂侯馭方平反： 『王南征，伐角、遹，唯還自征，在坯，噩侯馭方納醴於王，乃飲之，馭方侑王。王休宴，乃射，馭方會王射。馭方休闌。王宴，咸飲。王親錫馭方玉五瑴，馬四匹，矢五束，馭方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釐，用作尊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講到周王在南征別族返周，在坯地，鄂侯馭方朝王受周王醴酒就飲下了，並且回敬。等宴結束後，射禮開始了，馭方也參與了，等射禮結束，王再宴請，結束之後，周天子親自的賜給鄂侯馭方雙玉五，馬四匹，矢五百，馭方拜謝天子，於是作此鼎。 在銘文裡充滿了馭侯馭方對天子的恭敬，也充滿了周天子對鄂侯馭方的慈祥，周天子與鄂侯相處的如此融洽，不就足以抵消《禹鼎》裡對鄂侯的血口噴人及在後人心目中留下的惡形象了，此偽銘作者的金石家必作如此想。但，鄂侯馭方只是北宋金文話本《禹鼎》作者所構思出來的假人物，只係想滅亡華夏的夷人的一個代辭而己，清儒把假戲當真，予以另造《鄂侯馭方鼎》假銘文澄清洗白，不也太天真了。 但是，在這個時際，看到了吳大澂著作介紹的這個《鄂侯馭方鼎》假銘文，於是在滿清遺老羅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裡，就出現了也是位金石家據《鄂侯馭方鼎》所再創故事的《翏生盨》的偽銘文了： 『王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遹，翏生從。執訊折首，俘戎器，俘金。用作旅盨，用對烈。翏生及大[女員]其百男百女千孫，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在此銘文裡，把《鄂侯馭方鼎》銘文裡的周王南征所伐的『角、遹』，界定成是“南淮夷”的“角、津”及“桐、遹”其中的兩個，在《翏生盨》裡對《鄂侯馭方鼎》的假故事又解釋的更清楚了，但《鄂侯馭方鼎》銘文是清末金石家的案頭小說，則此根據子虛的小說再寫故事的，不也是偽銘文嗎。由此可知，以上講到的從《禹鼎》到《鄂侯馭方鼎》再到《翏生盨》裡的故事，其實全都不是西周史的一部份，而是北宋人及清末金石家的金文小說故事而已。以下此三器的銘文全係後人偽銘文，沒有任何研究價值：（一）《禹鼎》（二）《鄂侯馭方鼎》（三）《翏生盨》（劉有恒，2026,01,02）

[金文揭秘(4)]實無其人的“鄂侯馭方”及相關偽銘器

[金文揭秘(3)]北宋金文話本《禹鼎》偽銘文的神話及現實意義 在宋人金石書裡，記載北宋出現了一篇青銅器上的銘文，那就是宋人偽造的筆記小說風格的《禹鼎》偽銘文： &nbsp;『禹曰：丕顯桓桓皇祖穆公，克夾紹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遐忘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肖朕祖考政于邢邦。肆禹亦弗敢惷，錫朕辟之命。嗚呼哀哉！用天降大喪於下國，亦唯鄂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於歷內。王廼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鄂侯馭方，勿遺壽幼。肆師彌怵匌怵恇，弗克伐鄂。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車百乘、廝馭二百、徒千，曰：于將朕肅慕，惠西六師、殷八師伐鄂侯馭方，勿遺壽幼。雩禹以武公徒馭至於鄂，敦伐鄂，休，獲厥君馭方。肆禹有成。敢對揚武公丕顯耿光。用作大寶鼎。禹其萬年子子孫寶用。』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講鄂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大舉入侵南土，打到了王畿內了。王命西六師及殷八師要攻打馭方，把鄂地勿遺壽幼（『撲伐馭方，勿遺壽幼』）。結果軍兵都心中畏懼而打不勝，於是神武的穆公之孫的禹，在武公不忘其亡祖父、亡父的幽大叔、懿叔，就命禹率其戎車百乘，廝徒二百，徒千人，幫西六師及殷八師同伐鄂侯，勿遺壽幼。於是大勝鄂侯，捕獲鄂侯，為表彰有成，並光揚武公，於是作大寶鼎。但由於宋儒造此偽銘裡，沒有查清楚“幽”是惡謚，不可施之於祖先，結果用了“幽大叔”而露偽了。通篇話本小說裡滅了鄂國，不過，事實上的鄂國却一直存在到春秋時代，才亡於楚。 其實其這個金文上的話本，不是史實，但卻反應了其中的神話及現實上的意義。吾人分述其意義如後： （一）金文話本《禹鼎》銘文的神話意義： 在這個北宋人所創寫的金文的話本裡，創了一位“禹”，這個“禹”不是現實上在西周存在過的一位貴族，而是歷史及神話裡的那位治水的“禹”。為何如此說，在話本背景裡，當時是西周天子在統治華夏神州，他轄下有“六師”，這在西周史料《尚書》《詩經》裡明文記載從周初到西周末年的幽王時代都只一直只有“六師”，但是當偽造的威脅華夏，甚至打到王畿，要滅亡華夏的夷人大興時，聲勢及軍力都強大到連西周的“六師”都無法抗衡了，於是金文話本作者就搬來了救兵，那就是周朝的先朝的殷商了，這時這位金文話本作者給予此陰兵更加大的聲勢，那就是比人世間的周朝更加強盛的武力的“八師”，號稱“殷八師”的陰兵助陣，一齊浩浩蕩蕩前往對付以話本創出的實無其人的鄂侯馭方所率領的華夏之敵的夷人了。結果周朝的“西六師”加上了先商的“殷八師”陰兵心中畏懼而且也都敵不過了。於是上天武公命令夏朝的創祖“禹”下凡了，下凡的“禹”帶著天兵，即天神武公的軍隊，其實也沒有太多兵馬，只有“戎車百乘、厮馭二百、徒千”而己，但天兵由天神禹統率之下，就不同凡響了，於是夏商周聯軍，在周人、商鬼及夏神三界聯軍之下，終於平息了夷人滅華夏的危機。“禹”及“殷”的八師就是此一金文的話本《禹鼎》裡神禹的神話故事裡為何要創出天神身份的“禹”及殷商的鬼兵“殷八師”的神話意義了。 （一）金文話本《禹鼎》銘文的現實意義： 在北宋那個文化鼎盛的年代裡，最弱的一環就是軍事了，北方有契丹的遼國，北宋打也打不過，於是每年送銀送帛給遼國，北宋仁宗時想抗遼，但又失敗，更增加了進貢的歲幣及帛；而西北又興起了更加有野心的西夏，不時侵擾，即時貢幣帛也緩解不了其野心。當日有主戰者，但也打不過。而這篇金文話本就反應了當時對於北方的遼及西夏的無可奈何下的一個願望。北宋就是那個面對化身鄂侯率領而侵犯華夏土地都打到了『歷下』要地的夷人之下的西周，西周的“六師”就是北宋的軍力，打不過鄂侯率領的夷人，於是籍助於《禹鼎》金文話本的想像力，聯手了鬼，即先商的陰兵“殷八師”，但夷人勢太盛，於是再加上天神武公的相助，命神將“禹”及天神武公的天兵出山，率神人鬼三界共同打敗夷人，恢復華夏的美好願景。 於是，吾人可以發現，這篇北宋人所寫在青銅器此的這篇金文的話本，其實背後是代表了北宋時人面對遼及西夏的無奈心境下的反射所寫出的話本故事了。（劉有恒，2026,01,02）

[金文揭秘(3)]北宋金文話本《禹鼎》偽銘文的神話及現實意義

清儒《虢季子白盤》銘文質疑 超過二百公斤重的西周大盤的《虢季子白盤》據都市傳說是在清道光年間出土在陝西寶雞虢川司，被時眉縣的縣令徐燮鈞取得，後來帶回常州，在太平天國時，被太平天國的護王陳坤書拿到手，後來，劉銘傳攻克常州，在護王府發現此寶，送回其安徽老家，日後還研究了此盤而寫作了《盤亭小錄》。所以說起來是在清末才上市的此盤的銘文。這件銘文有些特殊，可以說，幾乎說是一首近乎《詩經》格調的四言詩的詩人的創作，不像是那位銘文上的威武將軍的手書銘文，其銘文一百一十多字，不算很長：『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寶盤。丕顯子白，壯武於戎功，經維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獻馘于王。王孔加子白儀。王格周廟，宣榭爰饗。王曰白父，孔顯有光。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 分析此銘文：（一）“正月初吉丁亥”，此系千載難逢的吉日，每五年才會出現一次。所以，虢季子戎功受賞十分不可能正好是這一天，則他必須等到下一個特定最佳吉日“正月初吉丁亥”，最多等五年才可作此盤了。也就可說，凡在金文裡出現是“正月初吉丁亥”的，其偽銘率是極高的。也就是說，五年間只有少數天數裡會有好事會剛好發生在此最佳吉日前以便作器的？比較合理的說法，是選此黃道吉日來寫偽銘文，以求萬世不被揭穿。（二）“丕顯”，首出於《尚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 ，克明德慎罰。』此一辭語舊乃頌祖先的英明偉大的意思，如今《虢季子白盤》裡，竟謂“丕顯子白”，表示我子白是英明偉大的死了的祖先。（三）“經維”到了春秋時代才有的用法，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四）用了《詩經》裡的用辭”戎功”“四方”“桓桓”“蠻方”“無疆”等，可以看出在模仿《詩經》，而且銘文格式也模仿《詩經》，乃金文裡惟一一篇四句詩格的銘文，當然是清儒之仿《詩經》之仿作。（五）“宣榭”首見於春秋時代，《春秋‧宣公十六年》：『夏， 成周宣榭火。』杜預注：『《傳例》曰：宣榭，講武屋。』公羊曰：『宣榭者，宣宮之榭也。』啖子曰：『按宣王之廟毀已久矣，縱失禮不毀，止當在城，不當在成周也。』而谷梁傳則說：『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此典故也被清儒取來寫此銘文，可能銘文作者設定虢季子白乃宣王時人，所以講宣王在宣王的“宣宮之榭”設饗，如此一來，就偽情露矣，試問，宣王乃諡號，生時哪有什麼宣王之榭？故銘文內講“宣榭”乃偽銘文之鐵證了。如此看來，此出現在一西周大青銅盤上的文字，也是清儒四大長篇偽銘名作《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虢季子白盤》四大偽銘文之一，彰顯了清儒在學術史上的第二次的偽古文運動在於金石上的成就的一筆，而源自宋儒的偽金石古文而到清代發皇成顯學，今之出現於清代的青銅器銘文其係清儒之成就者舉手一查俯拾皆是，一直到如今都在繼續中。在偽金石竹帛裡求古史之真，真還不如好好從先秦《尚書》《詩經》等著手才實在，除非盡明各篇銘文或各篇簡帛文裡何者係真古文，何者係假古文！（劉有恒，2025,12,30) 後按：有關《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之偽銘，已釋於拙著〈青銅器偽銘文舉隅〉內：●大克鼎(清末光緒初年,&nbsp;《集成》2836,西周晚)：和《小克鼎》《克鐘、克鎛》同出同主角膳夫克,《小克鼎》既是偽銘,則此《大克鼎》《克鐘、克鎛》亦併偽,同時,銘末稱謂祖父沒有用敬語,仍用生前“師華父”,乃因不曉西周對祖先敬稱用法的清末金石名家所作,其證偽見於吾人〈《大克鼎》解秘：膳夫克有三位祖父？～～小談銘文末對祖父及父親的敬稱〉一文.而銘文裡賜地裡有“寒山”兩字,非西周地名,其實乃今蘇州的“寒山”,故此一偽銘作者乃籍貫乃蘇州的金石名家也.●大盂鼎(《集成》2837,西周早)“夙夕偽器”『夙夕紹我一人』,作者乃清末金石名家之一,且依詩經二南造出“南公”偽德化之公,其證偽見於吾人〈談“南公”偽器系列青銅器～～《小盂鼎》遭毀銘滅跡探因〉一文.●毛公鼎(《集成》2841)&nbsp;：出於清代偽銘高手蘇氏兄弟之手,作者乃清末金石名家之一,“夙夕偽器”『恪夙夕敬念王威』,其證偽見於吾人〈談《毛公鼎》的神秘出土事件〉、〈『惠』東周天子『一人』的虢公——揭秘《毛公鼎》〉、〈發見《毛公鼎》失落的拼圖———詩經《秦風‧小戎》〉、〈揭秘《明公簋》的“遣三族”～～《班簋》《毛公鼎》銘文獻疑〉各文.

清儒《虢季子白盤》銘文質疑

辨偽《宜侯夨簋》偽銘～～局外人的編劇《宜侯夨簋》 於1955年被江蘇丹徒縣煙墩山農民發現於土中，當時也挖到其他一些青銅器，但惟有此器上有銘文：『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東國圖。王涖于宜入大饗。王令[虞刪吳改夨]侯矢曰：遷侯於宜。錫[上掃下豆]鬯一卣、商瓚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錫土：厥甽三百……，厥……百又……，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錫在宜王人……又七姓。錫奠七伯，厥盧……又五十夫。錫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揚王休，作虔公父丁尊彝』。 按，為何此銘文係今人所偽，因為完全不合理：（一）此簋的作器者是”宜侯夨”，是一位受周王遷封於“宜”地為“侯”，那麼他作器，應自稱是什麼？應自稱“夨”。而他原先封為“[虞刪吳改夨]”侯，他應自稱什麼？應自稱“夨”。而這篇銘文故事裡，像是第三者在敍事，於是在銘文裡講他看見了這個冊命的過程，講什麼“[虞刪吳改夨]侯夨”“宜侯夨”，都不是銘文的用法。都應自稱“夨”，偽銘書手明白交待講“[虞刪吳改夨]侯夨”“宜侯夨”，只是在呈現原來的“夨”是“[虞刪吳改夨]侯”，如今王令“遷侯于宜”了。故銘文裡寫“宜侯夨揚王休”也是偽情，應寫如“夨揚王休”。 （二）夨怎麼會對王的舉動瞭若指掌？王在召見冊命前看了什麼“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東國圖”，其後受召入宮的夨又怎會知道，而且這件周王看了什麼圖又和這件冊命有何相干？因為寫偽銘者只是要交待這篇偽銘的時間是“成王”時代，因為在1950年前後，主生稱謚者會將銘文裡有講到“成王”者視為是成王時代的銘文，所以偽銘書手只是把此篇銘文要讓看到的以為是成王時代的珍器。 果然此器一出，研究者於是有認為所謂周初的吳太伯逃往東方，於吳地建的吳國，應就是此銘裡的”宜”國，本來“宜”封於” [虞刪吳改夨]”即“虞”，而“虞”就是“吳”啦，看字形就知道“虞”裡有個“吳”啦，所以說原來吳太伯就是在“虞”地啦，離周土不遠啦，後來其子孫“夨”被改封在《宜侯夨簋》出土的江蘇丹徒一帶，成為“宜”國，就是後來的“吳”國。不過，只要知道此篇乃今人假造的銘文，史上根本不存在什麼吳太伯的“虞”國，“吳”就是“吳”。而《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泰伯之奔<a href="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8A%E8%9B%AE" title="荊蠻">荊蠻</a>，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為吳泰伯』仍是不刋之論。而武王滅商，要找太伯的後代，當時其後周章已是吳的君主了，於是周武王“因而封之”，即由周武王正式冊命吳國是諸侯國，而且另一個逃走的仲雍的後代虞仲也找到了，周武王也封其『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所以讓位王季的太伯後代周章及仲雍的後代虞仲分別正式被列名諸侯國，一為吳國，一為虞國。而虞國乃仲雍之後，吳國乃太伯之後，怎會一如《宜侯夨簋》的“夨”又是祖上原封於“虞”，今改封於“宜”（吳國的前身），讓太伯和仲雍二合一了。一看就知道劇情亂編，偽情火熾！此簋銘文完全背離史實，而且用想像為文，沒有任何研討的價值！（劉有恒，2025,12,20）

辨偽《宜侯夨簋》偽銘～～局外人的編劇《宜侯夨簋》

《大克鼎》解秘：膳夫克有三位祖父？～～～～小談銘文末對祖父及父親的敬稱 都市傳說：光緒十六年的1890年，世間出現了一堆青銅器於陝西扶風縣法門鎮任村，內有《大克鼎》《小克鼎》及《克鐘、克鎛》在內，被研究者認為是厲王時器，還說《大克鼎》於出土後經過寫《新元史》時為進士也是收藏家的柯劭忞得到後轉送給收藏家蘇州人的潘祖蔭。不過事實上，潘祖蔭就死於1890年，而且江標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的乙丑年，就已對《大克鼎》因潘祖蔭（號鄭盦）的交代而釋過了，其言曰：『乙丑六月二日，鄭盦夫子賜克鼎精挩本命釋文，謹考釋如右，寫呈鈞誨，門人江標記上』，可見其中來歷不明的曲折了，1890年出土是假，早就在潘祖蔭手上了！ 《大克鼎》《小克鼎》及《克鐘、克鎛》都是以“克”為主角，所以是同一人。但是祖父卻有三位：《大克鼎》：祖父是“師華父”，故銘文寫『所以用乍文祖師華父寶彝』《小克鼎》：祖父是“釐季”，故銘文寫『克作朕皇祖釐季寶宗彝』《克鐘、克鎛》：祖父及父親是“伯”，故銘文寫『用作朕皇祖考伯寶林鐘』 按，《小克鼎》是屬於“王年月偽器”，即因為其上有“唯王廿又三年九月”，是後世人偽造時不知西周時年月前不加“王”字，而因誤抄其他金石書上的偽銘而致誤，吾人已於〈談青銅器裡的“王年月偽器”〉詳析了。如此一來，此鼎銘文乃屬後人，即清末之時人所偽寫的銘文，則此一系同出於同時同地同窖藏，並係同一“克”為故事主角的《大克鼎》《小克鼎》及《克鐘、克鎛》盡係清末人所偽的偽銘文了。 而且於寫偽銘文時，沒有注意到使用的格式而致誤，於銘文末的作器銘識時，沒有注意到對於祖先稱謂的應統一及恰當而致誤。 而且其誤之一，於銘文末的作器銘識對於祖父及父親，父親的敬稱不上心，不知其對於敬祖的重視，是不能亂稱呼而造成對於祖先的不敬。一來，完全沒注意到“克”的祖先不能稱呼不一，不能《大克鼎》：祖父是“師華父”， 《小克鼎》：祖父是“釐季”，《克鐘、克鎛》：祖父是“伯”，父親也叫“伯”。 而在銘文末，對於祖父及父親的稱呼時，青銅器敬獻亡親的對象標準下，只是敬獻亡父，或亡祖父及亡父親，當然也有亡祖父亡祖母亡父亡母，或亡父亡母。如果一件青銅器是敬獻生父或生父生母的，那就要注意是不是偽銘文了。而致獻對象，至多前推到祖父祖母輩即止，有逾於此者，偽銘也。 而在對於亡祖父及亡父的稱呼上，使用的標準是：（一）謚稱＋排次：如“釐季”指謚稱“釐”，排次“季”。（二）日名（西周初年，或殷商人之後）：如“祖乙”“父丁”（三）被周天子受封的稱號：如“周公”（但只限於父是周公，而且如果祖父是周公，父親未亡，都不可有獻周公之青銅器，周公應由父親致獻）非屬以上標準之銘文，都得逐件一一詳加檢視是否偽作。如像號稱1974年出土於陝西藍田的《應侯見工鐘》，應侯至周，王錫應侯，應侯作鐘致獻其“皇祖應侯”，此稱呼即有問題，首先如果其父前任應侯己逝，按，應該己逝，不然此位應侯不可能繼任為“侯”。如果他作鐘要獻，是不是應獻於像是“皇父應侯”或“皇祖皇父應侯”（假設他祖父也是受封的應侯），故判斷此應為今人假造銘文再置入而後假裝首次出土的青銅鐘偽銘文之器。 但吾人看一看像是此《大克鼎》《小克鼎》及《克鐘、克鎛》，三個對於同一祖父的敬稱都自相衝突，師華父、釐季、伯，再加上《克鐘、克鎛》對父親也稱“伯” 按，“師華父”就不是個“敬稱”，依西周之稱謂，“父”（“甫”）是貴族的美稱，如詩經裡的“尹吉甫” （兮甲）、“仲山甫”，即“尹吉父”（兮甲）、“仲山父”。尹吉甫或是殷商人之後，故有日名，而吾人純以周人的“仲山甫”來看，他生前可以被人美稱“仲山甫”，也可以自叫自己“仲山甫”（仲山父），但他的正式名謂應是“山仲”，“山”可能為名或氏，“仲”是排次。像是若《大克鼎》的克的祖父生前叫做“師華父”，表示他生前可能職業是“師氏”，名或氏是“華”，則死後應是“謚號＋排次”，怎會是叫生前的“師華父”，完全不合於西周銘文敬稱自己祖先的用語，可謂大不敬的鼎銘了。此所以《大克鼎》偽情火熾，完全可笑至極了。 附記：像是一些銘文裡，對於祖父及父的稱謂有“惡謚”的，如“幽”叔之類，也十分要當心係不明謚法的偽銘作者的偽銘了，因為在謚法裡，“幽”是惡謚，像是亡西周的“幽王”的“幽”就是極惡之謂（《逸周書‧謚法解》『蚤孤隕位曰幽。雍遏不通曰幽。動靜亂常曰幽』），施祖父或父親為惡名者，此銘文多應係偽銘了。讀者不妨自行查找一下，就會發現大秘寶了。（劉有恒，2025,12,19）

Huuhang L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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