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銘小記：偽銘器《趩尊》《圉方鼎》《此鼎》《畯簋》《伐簋》（一）偽銘器《趩尊》被視為懿王二年器的《趩尊》，首見於清末的吳大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內，其銘文曰：『唯三月初吉乙卯，王在周，格大室。咸。井叔入右趩。王呼內史冊令趩，更厥祖考服，賜趩［音戈］衣［韋戈］市冋黃、旂。趩拜稽首，揚王休對。趩蔑曆，用作寶尊彝。世孫子毋敢墜，永寶。唯王二祀。』 按，此銘文講“揚王休對”，而非應採之“對揚王休”，研究者或謂乃為了押韻。按，其他的銘文難道不知要押韻，但偏偏不用，而唯有此銘文用之，乃偽造銘文者為求新奇而為之者。而且，“趩蔑曆”的用法也不對，如果周王要蔑趩曆，就應是先蔑曆，再冊令賞賜，此銘文都已對揚王休謝天子了，天子才蔑曆趩？而且講成“趩蔑曆”，成了趩蔑了天子的曆了，何其好笑。所以為銘文者連周代蔑曆及冊命賞賜程序及行文格式都不曉，而妄為銘文，自露偽情了。（二）偽銘器《圉方鼎》《圉方鼎》說是1975年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M253出土，其蓋有銘曰：『唯王初祓于成周，乙亥，王肜祀在北宗，賜棘[甘犬]貝十朋，用作驫仲彝，揚王休，永寳。』按，此銘器銘文云“永寶”，而而如此重要有紀念性之周王賞賜之祭器，應該被世代子孫“永寶”的，怎會被埋入墓裡以供今人當成真實出土史料來研究？豈非不孝之舉，此斷不出於西周重層層禮教的封建社會。故凡銘文上有“永寶用”者，都不可能真正出土於墓中，凡出者，皆係偽造供出土用之偽銘器了。一如吾人於〈《散季敦》及清代惲敬《散季敦說》揭金石學大弊一文啓示錄〉一文所說的：『被埋於土中的周代王族貴族的青銅器，日常器血或明器者不算，那些需“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器，都不會被子孫陪葬於墓中，而保留在子孫手中家祭用而“永寶用”，不然就是違背祖訓的不孝子孫了！』（三）偽銘器《此鼎》被當成宣王十七年器的《此鼎》，乃1975年出之於岐山董家村，但實為偽銘器，吾人於〈青銅器偽銘文舉隅〉內曾初揭其明顯之偽曰：『●此鼎（1975岐山董家村一號,《集成》2821,2822,2823西周晚）：『王呼史翏冊命此曰：旅邑人膳夫』,用語不當,應直接叫名“此”,故係偽銘.』按，此銘器的銘文曰：『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周康宮徲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嗣土毛叔右此入門，立中廷，王乎史翏冊令此曰：旅邑人膳夫，易汝玄衣黹屯，赤市，朱黃、鑾旂。此敢對揚天子丕顯休令，用作朕皇考癸公尊鼎，用享孝于文神，用匃眉壽。此其萬年無疆，畯臣天子霝冬，子子孫孫永寶用。』且此銘末對於其亡父的敬稱用了其前清初偽銘文裡所創出實無此種對祖先的敬稱的“日名＋公（伯、仲、叔、季）”之偽稱，今此銘文亂抄前偽銘裡的偽造敬稱方式，而編寫出亡父的敬稱叫做“癸公”的，一見即知乃偽銘了。（四）偽銘器《畯簋》《畯簋》，係收錄於2012年出版的《銘圖》05386內的來歷不明之銘器，朱鳳瀚拿此作為西周金文曆日的新資料，並據以定為懿王器。但其實，此係偽銘器，銘文： 其偽之因如下：（一）首先，使用了“般宮”（“周般大室”，指周京的般宮裡的大室）一辭，一如吾人〈[金文揭秘(10)]“新宮、般宮、射廬偽銘器群”～～《師遽簋蓋》《師湯父鼎》《匡卣》《七年趞曹鼎》《利鼎》及《十五年趞曹鼎》〉一文裡所析，“般宮”是清末方濬益的《綴遺齋遺器款識考釋稿本》裡“王年月偽器”《利鼎》內所偽創的宮室名，今《[田允]簋》抄之，自承係今出偽銘了。（二）使用了“幽叔”的“幽”的惡謚。“幽”字在西周屬惡謚，像西周的幽王乃亡西周之天子，而被謚為“幽王”，不可施之於應心懷敬意的對亡父亡祖的謚稱上，但偽銘作者不知西周事，而妄抄引用偽銘器《即簋》《柞伯鼎》《師丞鐘》裡的“幽叔”而致誤現偽了。（三）此銘器係偽器，王沛姬有〈畯簋銘文析疑〉己就其所發現諸多不合金文慣例的疑點者揭之了（五） “王年月偽器”《伐簋》《伐簋》乃2012年朱鳯瀚見於文物販之處，而引介之，但實為偽銘器。其銘文曰：『唯王七年正月初吉甲申，王命伐遺魯侯，伯[彖頁]蔑厥老父伐暦，賜圭瓚、彝一肆， [津酉]尊以厥備，賜小子惠一家，伯曰引以友五十夫。伐拜稽首，敢對揚朕公子魯侯丕顯休，用作呂薑○寶尊簋，其用夙夜享於宗室，用祈屯魯，世子孫孫永寶用。』朱鳯瀚猜此銘文裡的魯侯乃魯獻公，認為乃厲王七年器。但實際上，一見此銘文上紀年月有“王”字，即知此係不知西周紀年月不得用“王”字，而紀年月用“王”字者，此始用於春秋時期尊王的諸侯，故知乃今人在2012年前偽造銘文之“王年月偽器”。其編的魯侯等等之內容全非真實史事，而是今之作偽銘文者的臆造，不是什麼厲王器，而是偽銘器而已。而且銘文文辭不通，說“蔑…伐曆”，但“蔑”不就是“伐”嗎？而重複出現反映作偽者連“蔑”即“伐”都不曉而下筆即致露偽。（202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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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銘小記：偽銘器《趩尊》《圉方鼎》《此鼎》《畯簋》《伐簋》

辨銘小記：偽銘器《師道簋》《龏姒觚》《大鼎》&nbsp;（一）偽銘器《師道簋》&nbsp;1996年出土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寧城縣甸子鄉小黑石溝的《師道簋》，其實是當日偽造的偽銘器，其銘文曰：&nbsp;『唯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康宮，格於大室。益公入佑師道，即位，立中廷。王呼尹冊命師道：“賜汝賁朱衡、玄衣、黹純、戈、琱胾、緱柲、彤沙、旂五日、轡。”道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朕文考寶尊簋。余其萬年寶用，享于朕文考辛公。用迄得純和、恒命靈終。』&nbsp;一見此銘文裡把北宋“王年月偽器”及“夙夕偽器”的雙料偽器《牧簋》裡虛構的“益公”搬進此銘文裡當個佑者的角色，也是“益公偽器群”之一，即知其偽情一也。後之作器稱其亡父做“辛公”，以“日名＋公（伯、仲、叔、季）”係不存在的敬稱方式，都是誤拿清代偽銘器裡的始創的偽稱當成實有其稱所致（此吾人有另文專論其偽），即如偽稱的“辛公”，像1976年在陝西扶風法門寺出土連同不少偽銘器如《史墻盤》、“夙夕偽器”《興簋》等出土的偽銘器之一的“夙夕偽器”《興鐘》裡的”高祖辛公”，清末的吳式芬的《攗古錄金文》裡，收入的《師晨鼎》“文祖辛公”都是相同於此《師道簋》裡的“辛公”，而《師晨鼎》《興鐘》《師道簋》三者全係因其他理由而現偽知係後人所作偽銘器內才會去用“日名＋公（伯、仲、叔、季）”。（按，爵位的“公”，此有之，指王畿高官受冊封的，“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虢公”等等。而“日名＋公”的諸侯，有但罕見，如齊國的姜尚之子“丁公”，再來是“乙公”，再來是“癸公”皆為“日名＋公”，亦只此三任而已。）&nbsp; &nbsp;（二）《龏姒觚》(龏[女司]觚,《集成》7311及《銘圖三》0884)&nbsp;吾人曾於〈1981年天馬曲村偽商銘器《寢孳方鼎》及談“賞賜”偽器《龏姒方鼎》〉一文裡提到有偽銘器《龏姒方鼎》，而云：&nbsp;『其實往年也有這種偽銘之例，如被認為係殷商或西周早期，傳出自河南的《龏姒方鼎》(龏[女司]方鼎,《集成》2433,2434)，其銘文乃：『龏姒賞賜貝于司，作父乙彝。』完全後人口吻，以東周春秋時代開始的後人習語“賞賜”入銘文而自現其偽於今人。』&nbsp;按，不論《龏姒方鼎》或今談及之兩件《龏姒觚》，雖說傳出於河南輝縣，但顯然出土後被加上偽銘文賣出國，以圖賣個好價錢之下，都因銘文裡有“賞賜”或故意倒過來寫成“賜賞”連用而露偽。有研究者或據以談河南輝縣西周有個“共”國，即銘文上的“龏”就是“共”。而銘文上有“姒”字，故共國乃姒姓諸侯國，無疑是把偽銘文當真，連推論都是錯誤的了。應是寫偽銘文的金石家廣讀古籍，知《水經注》卷九有“共縣故城……即共和之故國”的記載，而今之輝縣乃漢朝的共縣，於是假造“龏”的“姒”，以“龏”通於“共”而假設西周有共國亦如漢朝在共縣，而且乃姒姓國，以之假造銘文，如是而已。&nbsp; &nbsp;（三）偽銘器《伯大祝追鼎》&nbsp;被視為厲王卅二年器的《伯大祝追鼎》，是上博徵集到的一件銘器，其內壁鑄銘文曰：&nbsp;『唯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巳，伯大祝追作豐叔姬將彝，用祈多福，伯氏其眉壽黃耇萬年，子子孫孫永寶享。』&nbsp;其實乃吾人於〈[金文揭秘(13)]“大祝”偽銘群～《大祝禽鼎》《長甶盉》及《申簋蓋》〉一文裡所指出的：&nbsp;『“大祝”於先秦史冊未見，到了秦漢有“大祝”乃屬官。到了西漢劉歆成《周禮》而予以體系化，周代只有“祝”，像春秋時代常以“祝、史”並言，如《左傳‧桓公六年》『祝、史正辭，信也。』而《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因祝史揮以侵衛』則以揮此人兼“祝”“史”之職。像漢代《儀禮》《禮記》也常言“祝”，在《禮記‧曲禮下》裡則是書冊裡首見“太祝”兩字，講『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nbsp;所以“大祝”一辭，實西周所未見及未有此一職官，而今所謂西周厲王器的不知來歷的《伯大祝追鼎》銘文竟有後世的“大祝”，還讓他是宗子“伯”，有需要講出他是“伯”嗎？依銘文義，伯大祝追作器給豐叔姬，祝她“伯氏”一宗子孫綿延，當是巫師“伯大祝追”娶的老婆叫做豐叔姬的，而讓她多生以便讓伯大祝追的伯氏家族人丁興旺歟？總之，此銘文用了“大祝”一辭，即屬“大祝”偽銘群之一了。（2026,3,16）

辨銘小記：偽銘器《師道簋》《龏姒觚》《大鼎》

辨銘小記：偽銘器《吳虎鼎》&nbsp;偽銘器《吳虎鼎》&nbsp;1992年出土於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申店鄉徐家寨村黑河引水工地的偽銘器《吳虎鼎》，而說是直到1997年除繡時倒是發現了銘文。其銘文曰：&nbsp;『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宮夷宮，導入右吳虎，王令膳夫豐生、司工雍毅，申剌王命：付吳萾舊疆付吳虎。厥北疆涵人眔疆，厥東疆官人眔疆，厥南疆畢人眔疆，厥西疆蒡姜眔疆。厥俱履封：豐生、雍毅、伯導、內司土寺儀。吳虎拜稽首，天子休，儐膳夫豐生璋、馬匹，儐司工雍毅璋、馬匹，儐內司土寺幃、鞭。韋書尹友守史囟，儐史賁幃兩。虎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祖考庚孟尊鼎，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依謝明文隸定）&nbsp;“庚孟”一如吾人於前《師道簋》時所說，以“日名＋公（伯、仲、叔、季）”並不是西周的對亡父祖的敬稱格式，因抄襲偽銘文裡的自創敬稱所致，凡使用此種敬稱的銘器經統計無一不偽。故此一偽銘文寫手也因為去抄了實無其敬稱的“日名＋公（伯、仲、叔、季）”格式的“庚＋孟（長子妾所生曰孟，長子妻所生曰伯）”而露今人於1992年偽造後埋入施工區內，讓施工機械挖出地下孤埋的此一青銅器，以讓偽銘器出土攬功。而且一如吾人曾於〈《散季敦》及清代惲敬《散季敦說》揭金石學大弊一文啓示錄〉一文裡指出，凡是銘文末有“子孫永寶用”之辭的銘器，其子孫都不會埋入土下，而是謹守祖上的訓誨要“永寶用”，除非國亡族滅，被敵方取去融掉另用，故此一被埋於土下的銘器上，竟然是把祖先誨示要寶用的銘器置祖先訓誨不顧的大不孝，西周重禮的封建社會會有這種事情嗎？故只有今人不曉西周事，而妄做偽銘器，所以招招皆誤。&nbsp;而且銘文乃作器者記其受冊命賞賜事，大多至簡，此銘文竟連作器者虞官名虎者回贈各辨理的官員贈品若干都一一記下來，此非銘文體而是史官的記事體了。故絕非西周當日之銘，而是今人故意偽造當成偽史料用的假銘文。來假造西周周王賜地後的假偽辦理步驟及參與的官員及回贈官員的後謝之類，都非西周實事，而是今人偽造的。&nbsp;但今之研究者反而據此偽銘文大談西周晚期土地制度，王室賜地的過程或以之當成西周斷代的宣王重要標準器，係敲定西周斷代史的晚期的重要支點，緣木求魚，必然終究無成了。&nbsp;而且此銘文裡的“申刺王令”係引起後來2003年出現偽逨器群的原因之一，以杜悠悠之口。其原因乃有研究者不認為李學勤等以“剌王”即周厲王，而反對把此器當作宣王器，主張應把此器作為厲王器，而且此時期又有研究者張聞玉依其對青銅器型制及銘文等的考索，力主西周王的排序不是《史記》的『共王——懿王——孝王——夷王』排序，而是『共王——孝王——懿王——夷王』的排序，於是2003年藉由陝西眉縣楊家村的偽銘器《逨盤》《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等偽銘文裡寫出『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的排序，來用偽造出來的地下出土物的“第三種證據”，以敲定西周王排序《史記》正確，並在偽銘文裡也故意出現“刺王”來等於厲王，以杜眾口，而用假造的偽銘文當依據定出了西周王排序及西周斷代史。此吾人早已於2020年就揭其偽情於〈談陝西偽造青銅器銘文精品之傳統〉〈從陝西出土的〈逨鐘〉到偽青銅器〈逨盤〉等偽青銅器〉〈從〈逨鐘〉“ [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看〈逨盤〉、四十二年及四十三年逨鼎〉各文。&nbsp; &nbsp;（2026,3,16）

辨銘小記：偽銘器《吳虎鼎》

辨銘小記：《邾公華鐘》《陳逆簋》《趙孟介壼》《越王差徐戈》&nbsp;（一）偽銘器《邾公華鐘》 此清末傳出土於山東鄒縣，舊藏於清末潘祖蔭，今在上博，但實偽銘器，當乃清末金石家偽銘，其銘文曰：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華擇厥吉金，玄鏐赤鑪，用鑄厥龢鐘，以作其皇祖皇考。曰：余畢龔威忌叔穆，不墜於厥身。鑄其龢鐘，以卹其祭祀盟。以樂大夫，以宴士庶。子昚爲之名，元器其舊哉。公眉壽，邾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享。』&nbsp;銘文記載了作器者是邾國的邾宣公之父邾悼公（邾公華，前555- 541年），但是卻使用了“鑄”（“ 鑄厥龢鐘”“ 鑄其龢鐘”）字，而未用春秋時代還應採用的“作”字，顯似後人偽造銘器。&nbsp;（二）偽銘器《陳逆簋》&nbsp;春秋時代器的《陳逆簋》的銘文裡有“冰月”的說法，這是清末金石家所知之事，如吳式芬《攗古錄金文》認為：『冰月即十一月，「冰月」當以十一月始冰得名。』因為像是講齊國故事的《晏子春秋 內篇 諫下》：「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當臈冰月之間而寒…』、『冰月服之以聽朝』。而此銘器的銘文裡講作器作“作為”，應使用“作”單用一字，故此乃清末金石家所作，因偽作齊器，以齊俗用的“冰月”也入銘文，其銘文曰：&nbsp;『冰月丁亥，陳氏裔孫逆作為皇祖大宗簋，以匄永令眉壽，子孫是保。』&nbsp;（三）偽銘器《趙孟介壼》(趙孟庎壼,禺邘王壼,趙孟壼)&nbsp;據傳1920年代出土於河南輝縣，目前在大英博物館，依銘文故事，乃指春秋晚期的吳國與晉國的黃池之會。研究者一般同意陳夢家的看法，此“禺”即“吳”字，而“禺邗王”就是吳王夫差。也有認為“禺”就是“遇”字，“邗王”即“吳王”。而其中的“趙孟”研究者指即“趙鞅”。不過，此銘文卻無作器者，陳夢家就疑之了，指出：『作器者無主名，西周以下，決無其例。』但不只此也，作器未用春秋時代當用的“作”字，而寫如“以為”，乃民初金石家偽造之銘文，而於是露偽。其銘文曰：&nbsp;『禺邗王于黃池，為趙孟介，邗王之賜金，以為祠器。』&nbsp;（四）偽銘器《越王差徐戈》兩件&nbsp;說是1990年代，在浙江紹興出土兩件《越王戈》，其一有12字銘文曰：『戉王差[余阝]以其鐘金，鑄其拱戟。』&nbsp;2004年曹錦炎曾考釋之，並訂名為《越王得居戈》，釋“差[余阝]”為“佐徐”，指佐助徐國，而或認為此為越王的私名，乃是《紀年》的“初無余之”，後來研究者通訂名為《越王差徐戈》。&nbsp;而另一件則銘文乃：『戉邦之先王未得居作金，就差[余阝]之為王，司得居作金。差[余阝]以鑄其元甬戈，以守其邊土。』&nbsp;其釋依研究者的看約做：越國先王得到了姑蘇的銅（按，因有研究者把“得居”釋成姑蘇），到差[余阝]繼任為王之後，拿來鑄作戈，來守疆土。曹錦炎認為得居就是允常，差[余阝]可能是某一位後來的越王。或有認為得居即勾踐，而差[余阝]就是繼勾踐為王的其子[鼠石]與。也有認為父為王翳，子為初無余（王之侯）。&nbsp;但不論研究者如何猜謎，但是這兩件戈，一見就是今人偽造銘文的東西，因為兩件戈的銘文都在用“鑄”字談作器。第一件的銘文曰：『……鑄其拱戟』；第二件戈的銘文曰：『…鑄其元甬戈…』。若是勾踐及其子都是時當春秋時代，而即如王翳及初無餘也在戰國中期時之作器，延續殷商及西周，都應是使用“作”字於作器之用字，此兩戈誤用了“鑄”字，實乃1990年代偽造而再出土之之偽銘戈而已，全無討論價值，因為內容都虛妄不實，乃偽造者腦中的臆想。（2026,3,15）

辨銘小記：《邾公華鐘》《陳逆簋》《趙孟介壼》《越王差徐戈》

《散季敦》及清代揮敬《散季敦說》揭金石學大弊一文啓示錄 《散季簋》（散季敦,《集成》04126）首先被記載於宋代的金石書裡，被稱做“散季敦”，其實是件偽銘器，乃“王年月偽器”之一，其銘文曰： 『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叔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孫永寶。』 在銘文裡用了“王”字於紀年月之文字內，即知乃是宋人受了孔子在《春秋》裡講“春，王正月”的尊周天子的思想，以為在銘文裡加上了“王”於“唯四年八月初吉丁亥”內是合於孔子的想法，自為真理。不料事實是，此乃係因春秋時代以來，周天子勢衰，只有尊王的諸侯及貴族之後如孔子，會在紀年月時使用“唯王年月”，故“唯王年月”始於春秋時代，到戰國中期以後七國征戰，人人想當天子，沒人再把周天子放在眼下，連尊天子的諸侯都沒有，而“唯王年月”的使用也罕見了；像是當戰國的蘇秦合縱而六國封相後，途經周室，連周天子都嚇的親自相迎，可見一般。 此一偽銘之偽，其實直到今日都沒有研究者看出，但這不是重點，而是在清代中葉，有一學者惲敬，對於親戚買來的所謂《散季敦》，寫了一篇《散季敦說》，裡面講到了：對於古代文獻裡的各種記載，其實其中的講法互有矛盾，釋者各說，所以想推明古制，始終無定。而流傳下來的古器物，存在著不同時代形制差異，有真品與贗品，有完整與殘缺的銘文區別，卻想依據某一方面來判定是非，這就是研究金石學的最大弊病（『況古器之流傳者，有時代之異制，有真贗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所以他的文章結論是指出了：『君子之于學也，舉其大而略其小，用心于有益而不用心於無益焉。』 他的觀點，應是自王國維以來，真以為地下出土物會給研究上帶來第三種證據的樂觀想法，在人性面前實被擊潰而完全走向遠離理想。因為，自從清代以來，金石學大盛，又有鉅利在前，而有銘文的青銅器甚至以字計價，故清初以來，金石家知出土青銅器大都無銘，於是在巨利之下，金石家夥同古玩商、盜墓者玩起在出土無銘青銅器上紛紛加上偽銘文，於是偽銘器自清初起大出，開啓第二波立基在偽銘文之上的偽古文運動，到今天，絕大多數有討論研究價值的較長篇的銘文皆是遠自北宋，但大盛於清初以來，至今仍綿綿不決的偽造銘文。雖則其銘文裡有瑕疵者能被揭發者已可以有不少，但也有其銘文中規中矩，實屬揭發不易的偽銘文，仍無法只從銘文上判斷出來的仍不在少數。 那麼就要說到，為何真實的較長篇記事的銘文那麼少呢？原因之一，那就是其實，那些較長篇銘文屬於記事性質的真器，在兩千年中多己被消失，因為，有這些有紀念價值要保留給後世子孫的銘器，在國亡後被銷融製成新器或做其他器物，如秦滅六國，集中六國兵器等全部融化製成金人。而被埋於土中的周代王族貴族的青銅器，日常器血或明器者不算，那些需“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器，都不會被子孫陪葬於墓中，而保留在子孫手中家祭用而“永寶用”，不然就是違背祖訓的不孝子孫了！於是在國亡族滅時，這些有史料記事價值的銘器也就被敵方擄去融掉另做它用了。也可以知道，今天大多數有“子子孫孫永寶用”銘文字句的長篇銘器為何大多數是假銘文之故了。 因為每一次的考古挖掘，能出土有長銘文的記事銘器實可遇不可求，像清代出土的《小盂鼎》就可謂其中之寶了。於是從事考古者為求表現，於是紛紛造假銘器以求考古成果，此所以不少考古成果都是偽器充斥之故。因為，偽銘之製作，絕不是像坊間一些金石研究者出的辨偽等書，因為只是能辨那些極低水平的仿造品，所以灌輸大家偽銘文至多都是粗糙不堪，那些《毛公鼎》《散氏盤》及所有出自清初以來的精仿偽銘歷歷在目而全然不曉，能如張之洞之洞察《毛公鼎》《大盂鼎》之偽的在金石界決無其人，所以可惜哉，張之洞乃不得不為讀書種子了！ 所以惲敬講從出土金石來研究古制，因為有時代之異制，有真贗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而認為是從事金石學乃是“無益”之學。吾人檢視其學，補充之，此乃因偽銘器過多，金石學實處在雞肋的地位，棄之可惜，但要是想從事的結果，都是替偽學張目，除非明辨真偽，但也著實難矣。故金石之學今日實己走入死胡同。想研究周史，還是得回到傳統古籍去，《詩經》《今文尚書》是西周史的惟一可信史料。至於講竹簡，也是不堪，偽簡太多，吾人已另言之了。（2026,3,14） &nbsp;&nbsp;

《散季敦》及清代揮敬《散季敦說》揭金石學大弊一文啓示錄

辨銘小記：殷商偽銘器《小臣邑斝》《我鼎》 （一）殷商偽銘器《小臣邑斝》 被收錄於清末端方《陶齋集金錄》裡的一件殷商有銘青銅器《小臣邑斝》，其實是清末金石家偽造銘文的偽銘器，其銘文曰： 『癸巳，王賜小臣邑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唯王六祀肜日，在四月。亞[匕矢]。』 按，殷商的紀年月方式，乃先日後月再年，即如卜辭《珠》391的： 『丁未卜，貞：父丁祊，其牢，在十月又○，茲用，唯王九祀。』 先“丁未”，再“十月又○”，最後是“唯王九祀”。 又如卜辭《庫》1672的： 『甲午王卜，在滆餗，貞：今日步于畨，十月二，唯十祀彡。』 先“甲午”，再“十月二”，最後是“唯十祀”。 但一看此《小臣邑斝》的紀日月年，先日後年再月，形如： 『癸巳，……，唯王六祀……，在四月。……』 像被吾人〈從訂殷商銘器《戍鈴方彝》係真器談銘文辨真〉一文判為真銘器的殷商銘器《戍鈴方彝》的銘文係：『己酉，戍[余令]尊宜於召，置庸（鏞）、[兮帶]九律[兮帶]。賞貝十朋，萬剢用造（？）丁宗彝，在九月，唯王十祀協日五，唯來束。』也是『己酉……在九月，唯王十祀……』的先“日”再“月”最後“年”的正確殷商紀日月年法。 故一見此《小臣邑斝》的銘文不符合商人的紀年月日法，此銘斷係清末金石家偽造。 （二）殷商偽銘器《我鼎》 收錄在民初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及《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續編》的殷商銘器《我鼎》（《集成》2763)實乃清末或民初金石家偽造的銘器，其銘文曰： 『唯十月又一日丁亥，我作禦、[血丂]祖乙妣乙祖己妣癸，誕礿、[祟又]二母，咸與，遣福二○，貝廿朋，用作父己寶尊彝。亞若。』（依趙平安釋） 按，趙平安指其中的“禦”乃禦祭，“[血丂]”乃“寧”祭，“礿”乃礿祭，“[祟又]”乃[祟又]祭。“[血丂]” 及[祟又]”的釋法，此趙安平個人看法，其它研究者也不相同，或不釋，故此二字究係何字也未定論。 但一見此銘文的紀月日法，即知，不是殷商的紀法，而是周人的紀法，像“唯十月又一日丁亥”就是標準西周銘文裡的紀月日及干支法，非殷商的日月年以次出現的紀日月年法，若是殷商真銘，寫此故事，當刪去“一日”，而應曰： 『丁亥，我作禦、[血丂]祖乙妣乙祖己妣癸，誕礿、[祟又]二母，咸與，遣福二○，貝廿朋，用作父己寶尊彝，在十月。亞若』之屬。 由此可見，此銘文就是清末或民初金石家所偽造的。（2026,3,13）

辨銘小記：殷商偽銘器《小臣邑斝》《我鼎》

辨銘小記：用“揚”字而露偽的殷商偽銘器《小子省壼》&nbsp;被視為殷商銘器的《小子省壼》實乃清末民初金石家所偽造的偽殷商銘文器，收錄於羅振玉的《貞松堂集古遺文》裡，其偽銘文曰：&nbsp;『甲寅，子賞小子省貝五朋，省揚君賞，用作父己寶彝。』&nbsp;用了殷商不用的“揚”君賞的“揚”字，此到了西周才有“對揚”“揚”的用語。在商銘文裡，都是在受了商王的賞賜後，直接就講作器事，沒有這種西周重禮之下的禮數。而此銘文用了西周繁文褥節的“對揚王休”式的“揚……賞”，知乃是把周禮用到了商代去了的偽銘文。&nbsp;而且商代甲骨文字是並無後來所說的“揚”字的，乃是去掉“手”的利下似“易”但字中間多一橫畫，乃今“揚”字的右半部，此字乃後來如“陽”“揚”的初字，而其原義，各甲骨文研究的看法也有不同，或謂乃“可，“柯”系列之初文，或認為乃“陽”字的初文，或認為乃“日月相交”或“雲開日現，光線下射”之本義，總之，商代甲骨文並無可以做為西周金文上那個“揚”字釋，故商代出現的金文竟可以出現“揚”字，此乃抄了西周金文裡的“揚”字，故知此分明自招乃後世的偽銘文了。（2026,3,13）

辨銘小記：用“揚”字而露偽的殷商偽銘器《小子省壼》

中山王墓裡《兆域圖》的驚天奇跡 本身就是奇跡的《兆域圖》，據報導是於1977年秋出土于河北省平山縣三汲公社戰國中山王厝墓的槨室中的其中的文物中的一件。說是出土時已碎裂成78塊，銅版扭曲變形，後經文物修復專家劉增坤修復得以復原。&nbsp;說是出土時己碎裂成78塊，本身就十分的傳奇，要知道此一被刻繪在一塊銅板上的葬區佈置圖，圖的本身還不是傳奇的重點（當然也十分玄疑），重點還是那塊銅板。據考古人員的表示，此一塊銅版在墓內因被大火焚燒和巨石、卵石的壓砸，以致於扭曲變形而且有破碎，甚至還有灰燼和卵石牢固地粘附在表面，正面只有個別處露出文字和圖形，當然這些話聽聽就好，其故何也？整塊銅版有32公斤重，銅版厚度0.7~1.2公分，長約96公分，寬約48公分，可見是其重無比而且厚度也厚達至少0.7公分以上。如此一塊巨重的銅版，如何能碎成78塊？若說被大火燒，應是被燒融成一圫，不可能燒成78塊！若是說被巨石、卵石的壓砸，也可能壓砸成凹凸有致，怎可能壓成78塊？若是被盜墓賊破壞，一塊那麼重的銅版，在捉分搶秒的盜墓過程裡，還有閒情逸致來個焊鎗切成78塊，為了把銅版減重以便盜走賣廢銅？那但也沒盜走，又多此一舉何為？所以，分析案情，分明有不可告人的隱情，後來所謂的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張守中，表示他在被調回河北文物管理處，一回來，他就被面前這件完整的銅版所震撼。這時，劉增坤老師傅告知這78件碎片就是被他親手修復的。當然，有此種異次元才能，吾人是不相信玄怪幽奇事件的，它應有一個能說服人的合理解釋。但從理工角度來分析，即知完全不可能有一厚重銅版可以自然被碎成78塊，那就得請相信者提出具體事證，把同樣長寛厚的銅版，用各種人為力量但不能初割，而讓它碎成78塊的破天荒實驗成功驗證再說。當然更不要談又有三件中山王的長銘青銅器出現的不合理，及其上的銘文應是某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所偽造的，而字體又很有當年1977年曾侯乙墓裡的文字幾分雷同，令人好奇不置。更不要談曾侯乙編鐘及鐘架上被塗鴨了一大堆偽造的樂律的文字（難不成曾侯乙生前是樂律家？），真是千百年出土編鐘裡見所未見，也是待解的玄秘事件了。（2026,3,12）

中山王墓裡《兆域圖》的驚天奇跡

金文無西周學制史料～“小學”“學宮”的偽銘器《靜簋》《大盂鼎》《師嫠簋》&nbsp;談西周封建天下的學制，後人往往據漢人史料如《禮記》《大戴禮記》《周禮》裡的漢儒說法為說。而今人認為地下文物會說話，但缺乏考據真偽的前題，於是對於一些青銅器裡後人據後世史料拼湊的假銘文，就認為找到了西周真正的史料了。於是對於西周的學習，尤其是銘文裡所記載的周天子及貴族們的學習制度就認為得到了真相，但實際上，這些銘文於詳細審視後，發現皆清儒拿著漢儒的著作或推敲來下注釋編出來的假銘文，不足為據，反而使學術真相隱沒而不彰。如西周天子貴族的學制問題，即是一例。&nbsp;今人認為在西周青銅器裡，終於找到了記載西周天子貴族的學制，是看到了三篇銘文：&nbsp;（一）出現在清初清宮《西清古鑑》所收藏於清宮的偽銘器《靜簋》&nbsp;其上的偽銘文內有寫著：『王命靜司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尸僕學射。』有關此《靜簋》之偽，吾人於〈青銅器偽銘舉隅〉一文裡指出：『…王在鎬京,…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及服及小臣及眾夷僕學射,…王以吳來,呂剛…射于大池,靜教無斁,…』，其證偽見於吾人〈偽《靜簋》銘文辨偽〉一文.且以《班簋》偽銘裡虛構的和毛公受命出征的“呂伯、吳伯”改成年少時為“吳來、呂剛”，受射訓於學宮的奇譚故事，以《班簋》偽銘再編故事，以偽添偽，故為偽銘。』而此偽銘文裡所謂『王命靜司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尸僕學射』，此段子亦乃清初金石家偽造銘文時想像的故事。&nbsp;（二）清中葉的《大盂鼎》偽銘文：『余唯即朕小學』&nbsp;有關此《大盂鼎》之偽，吾人於〈青銅器偽銘舉隅〉一文裡指出：『大盂鼎(《集成》2837,西周早)“夙夕偽器”『夙夕紹我一人』,作者乃清末金石名家之一,且依詩經二南造出“南公”偽德化之公,其證偽見於吾人〈談“南公”偽器系列青銅器～～《小盂鼎》遭毀銘滅跡探因〉一文.』並另有〈談金文裡不用之辭(3)：“奔走”偽器群(麥方尊,麥盉,大盂鼎,效卣,效尊,邢侯簋,召卣)〉及〈金石辨偽文獻：張之洞評《毛公鼎》《大盂鼎》係偽銘〉〈“金車”“車”偽器群～《牧簋》《吳方彝蓋》《番生簋蓋》《毛公鼎》《大盂鼎》《同卣》《彔伯[冬戈]簋》《獻簋》《小臣宅簋》《三年師兌簋》《保員簋》《叔夨方鼎》《倗伯爯簋》〉文另證。故《大盂鼎》通篇都是清人偽造的故事，偽銘裡講『余唯即朕小學』實乃清初金石家偽造此銘文裡據漢儒想像之辭為說。&nbsp;（三）清末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內收入《師嫠簋》偽銘文：『師嫠，在昔先王小學，汝敏可事』。&nbsp;有關此《師嫠簋》之偽，吾人於〈青銅器偽銘舉隅〉一文裡指出：&nbsp;『師嫠簋（上博,《集成》4324,4325西周晚）：『王曰:師嫠,在先王小學,汝敏可使』.按，師嫠在這裡被設定是西漢《周禮》裡的樂師裡的鎛師鐘師鼓師一類的職務是“小輔鼓鐘”的“官”，按，周王雖冊命親為，但對於樂官，勢必不能親自為每一位樂團裡的人員冊命，只能是領團的大師之類吧！其餘由大師自挑自選自己舉用而己，只是一位鐘鼓隊的師，賜“叔巿（貴族服飾），金黃（馬車衡）、赤舄（貴族紅鞋）、鋚勒（馬車勒帶）”來“用事”也太怪異了，所謂“用事”是指把周王賜物用在你的職務上的意思，那麼這些貴族衣物鞋子或馬車車衡及籠頭等又是作甚？周王要賞應賞樂師要用的演奏的金玉飾的樂師服裝及金玉飾的鼓錘等行頭吧.此偽銘也是亂抄賜物而露偽。』所謂『王曰:師嫠,在先王小學,汝敏可使』，乃清末金石家偽造此銘文時的想像的故事，以東漢末鄭玄的說法：『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是也』，釋《禮記‧王制》內『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來編成師嫠與周天子共入小學的故事，而被吳大澂引介面世，收錄於其《愙齋集古錄》裡。&nbsp;由於此以上《靜簋》《大盂鼎》《師嫠簋》三器，全是清代以來的金石家所偽造的故事，內中穿插的所謂的『王命靜司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尸僕學射』、『余唯即朕小學』、『師嫠，在昔先王小學，汝敏可事』段子，全係清末金石家心裡的臆想假造之西周會有“小學”之臆想故事。迄至目前，未有“小學”“學宮”的西周真實史料見於當日的《詩經》《尚書》裡，世之以偽銘文裡的內容來談西周有“小學” “學宮”提供天子貴族學子就讀者，無乃大上其當而成了癡人說夢了。（2026,3,9）

金文無西周“小學”“學宮”偽《靜簋》《大盂鼎》《師嫠簋》

絳縣橫水2022號墓偽銘器: 《凌伯盤》《凌伯盉(蓋銘)》《我卣》《芮○甋》 《考古學報》2022年4期公佈了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2022號墓發掘報告，指出了2022號墓應是西周中期偏早一座國君級別的墓葬，甚至有殉人、狗，內中有一千零四十五件(套)青銅器，其中只有六件有銘文。其中的詳細如下： 1.《膚鼎》(M2022:201)：『膚作父甲寶將彝。』 2.《芮○甋》(M2022:200)：『芮○作倗姬旅甋。』 3.《量簋》(M2022:195)：『量肇作父乙寶尊簋。』 4.《我卣》(M2022:191)：『唯五月初吉辛卯，王[宛廾]氐宮，○我肇進从多邦君即事，王賞邦君，○我蔑曆眔賞十朋，對揚王休，用作寶彝，子子孫孫永寶。』5.《凌伯盤》([木夷]伯盤)（M2022：194），銘文如下：『[木夷]伯蔑休于王，賜截巿、榮衡、翟㫏。又蔑休于王，賜赤巿、金勒、旂、肇作盤，以懌大事，延邦君，用登朕烝祀。 [木夷]伯受休于王，其永寶用。厥唯曰：我繄王休祜福，于宗彝大鼎，肆厥銘祜于盤。我親無金畀我，萬年襄我。廼其于宗彝大寶肆厥銘。』（隸定參考侯乃鋒及謝明文先生之看法並參以己見）。 以其銘文裡有“凌伯的親人早已去世，家室乏人，故感嘆鑄造此等青銅器時，沒有親人饋贈金屬銅料，但他們會永遠佑助於我”的內容，吾人已有〈新見偽銘器《凌伯盤》([木夷]伯盤)辨偽〉一文，指出『因為，西周作器是天子及貴族始得為之，而其所需的青銅是管制物質，王室掌控，不是要作器就可以買到青銅，必須王室同意發給或賞賜，和貴族的親人死去，家室乏人與否都無關，其親人也不可能饋贈什麼青銅料，故此銘文的寫手，完全不了解西周實況，率爾為銘文，不出差錯者幾希矣！』故而鑑其係今人之偽銘文。6.《凌伯盉》(M2022:197)：蓋銘『凌伯作縈』；器銘：『伯作縈。』由於《凌伯盤》乃偽銘文，探討為何有人要作偽之因，乃是因此墓中的青銅器不少，又有殉人，甚至不遠處尚有車馬坑，顯示此墓埋葬者的貴族也非等閒，但應非主持此考古之人員認為的國君？應是至多墓中的一位“伯”，或非周族，故尚有殉人。但也止於此，至多就算是《凌伯盉》蓋銘文的“凌伯作縈”不是偽造的，那至多只有一位“凌伯”此一非周族的貴族埋於此。於是造作《凌伯盤》([木夷]伯盤)的銘文，把此位凌伯定性為被周天子賞賜，像是一位國君一樣，以便結論為此墓的凌伯乃國君？並認為光是此銘還不夠，再加一偽銘器《我卣》內造一個虛構的“我”乃凌伯之臣，而隨凌伯此一“邦君”，也一併凌伯受周天子賞賜，來加強一下此墓乃凌伯此一“邦君”之墓，藉此《我卣》來確定凌伯就是“邦君”，即一國之君。所以橫水墓地又是倗國墓，又是凌國墓混處，難不成倗國乃凌國？不亦盛哉！西周史於是更加添多彩多姿了！但有《凌伯盤》之偽，亦併見《我卣》之偽其出有因。也見證了《我卣》乃《凌伯盤》的攣生兄弟！如此看來，連《芮○甋》(M2022:200)的『芮○作倗姬旅甋』亦都是偽銘器了。因為要在此不知名的“伯”的墓裡，讓這位編織成的“凌伯”的外交且發展至於周王室的芮公（？），還有凌伯可能與周王或晉國姬姓國聯姻，並與倗國有外交，故也造出了一位“倗姬”（？）。 如此推度一下，乃見絳縣橫水2022號墓內有銘6器裡，《凌伯盤》([木夷]伯盤)、《凌伯盉》、《我卣》、《芮○甋》皆偽，於是此墓裡有一千餘件青銅器，只有二、三件有銘，分別是《膚鼎》(M2022:201)：『膚作父甲寶將彝』及《量簋》(M2022:195)：『量肇作父乙寶尊簋』而已，或兼《凌伯盉》器銘的『伯作縈』而已了。因為，只有“膚”與“量”實無爵稱，和墓葬實不相匹配，若《凌伯盉》的器銘為真，至多如此，以顯似此墓係一位非周族的“伯”之墓而已。（2026,3,6）

Huuhang L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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