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大河口M6069出土二銘器《兌盤》《兌鼎》皆偽&nbsp;《文物》2020年1期 介紹2010年山西省翼城大河口村M6069墓發掘簡報，出土物裡惟二有銘的青銅器各名叫《兌盆》（M6096: 21)及《兌鼎》（M6096: 34)，但其實全係今人偽造的偽銘器，而該報告依之推定此墓乃屬厲王時期自屬不實。此二銘器之偽分解如下： （一）《兌盆》的銘文如下： 『唯王二祀，王令應伯征淮南夷，兌從，率厥友搏于為山，休有擒，無尤。用對作食簋，兌拜稽首，用祈永靈佟于厥文祖敔季。』 此篇銘文一見即知必非西周當日所寫，一定偽於今人。因為用了“王”字，且不倫不類，還用成了“唯王二祀”，遠離了“唯王二年”的巢臼，仿偽銘器《吳方彝蓋》作偽但開創了新局，因為偽銘器《吳方彝蓋》的“唯王二祀”擺在銘末，還有商代之遺，而此《兌盆》把“唯王二祀”挪成銘首，遂淪為笑柄了。 “王”字，一如吾人在各辨偽諸作裡再三申言之，西周並無在紀年月時用“王”字，因為西周乃大一統的天下，不必如春秋時代起，周天子地位下墜之下，擁周的諸侯才要在尊王之下，在紀年月時用上“王”字，而商代紀年月法，把“祀”放在全篇銘文之末，而且商代使用“祀”字乃與其祭祀制度大有關連，恰好在一年完成一趟全部的祭祀，故不用“年”而用“祀”有其使用上的意義。故一見此偽銘文，不但不曉西周紀年月法，而且還弄巧成拙，立馬露偽。&nbsp;（二）《兌鼎》銘文：『兌作旅鼎。』&nbsp;而此一《兌鼎》之作，也是畫蛇添足而露偽。《兌盆》全篇的劇情已是偽造者心裡編造的虛假人物“兌”隨應侯出征了，而且為他出行中作了一個“旅”器，以示陪他出行赴戰，不過，“旅”器不一定是如後人望文生義，以為的活人行旅之中所用器，有研究者指出乃埋入墓中在陰間行旅之器的陪葬之器。此作偽《兌盆》者用他以為的行旅之器的“作旅鼎”來強調一下“兌”真正有去出戰，却似此地無銀三百兩之舉了，自承兩器皆連體並偽之器了。&nbsp;所以，看來此山西翼城大河口M6069墓，實不是什麼可以證明是何人之墓，也不足以證明“兌”是霸國的貴族墓或還去和應侯扯上什麼關係，因為都是偽造者蓄意造假此墓係霸國墓，並把霸國扯成和應國有來往而已。吾人曾於〈青銅器偽銘文舉隅〉及〈翼城縣大河口偽銘器舉隅〉言及《兌盆》之偽，今併Ｍ6069墓內偽器綜論之如上。（2026,4,14）

劉有恒的沙龍

山西翼城大河口M6069出土二銘器《兌盤》《兌鼎》皆偽

1984年江蘇丹徒北山頂春秋偽徐王章羽墓的誕生 在1984年，江蘇丹徒縣大港至諫壁一帶的沿江山脈，屬寧鎮山脈的一個分枝的山頂及山下有不少土墩的墓葬，故而展開發掘，由趙青芳領隊，鄒厚本任工地總負責。而其中的大港至諫壁間的最高峰的北山頂由南博負責，工作人員張敏及劉麗文。在北山頂發掘到一個墓葬84DBM，有長方形墓室及長條形墓道。看來此墓葬也應係層級不低的貴族。在墓坑兩側平台上似有人祭的男女各一殉人。墓道內有一女性年青殉人。在墓道的底部則有青銅禮器、兵器、樂器、車器、馬器、工具等陪葬。 以青銅禮器而言，有大中小三鼎，及青銅缶二件，有石磬12件，另有編鐘含鎛鐘5件、鈕鐘7件。依吾人以下所考，其實，裡頭雖《甚六鼎》一件及《尸祭缶》一件及《甚六鐘》《甚六鎛》有銘文，但全部都是今世施加於其上的偽銘文，以便把此墓當成末代的徐王章羽墓。其實根本就不知道此墓是誰的墓，或許是吳國貴族或徐國貴族墓，因東方的吳國仍是有人殉，徐國乃東夷之國，或亦有之。然而，此墓內沒有任何文字顯示此墓係誰人之墓，如此一來，此次考古豈無成果了，於是，造假最快，此墓乃徐國之末代國君“甚六”（章羽）之墓就靠造幾件偽銘器就可以立馬辨成了。以下乃這些偽銘器及其銘文： （1）《甚六鐘/鎛》5件，皆有銘文：『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孫，儀楚胡之子甚六，擇厥吉金，作鑄和鐘，台享于我先祖全甚六是○允唯吉金，作鑄和鐘，我台夏台南中鳴［女是］好，我台樂我心，宅宅巳巳，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2）《尸祭缶》（蓋）銘文：『吾君之孫，剩之元子弟尸祭，擇其吉金，自作盥缶，眉壽無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3）《甚六鼎》銘文：『唯正月初吉丁亥，甫尸昧賂夫蹶疇，擇厥吉金，作鑄飤鼎，余台鑄台饗台伐四方，台逹攻吳王世萬子孫永寶用鬲。』 其實，《甚六鐘/鎛》《甚六鼎》銘文之偽，一眼就可以看出，因為，銘文裡作器不是用周人在戰國中期之前所用的“作”，反而是那些不曉周代作器用辭的今人誤用了後世作青銅器講“鑄”字，寫進了銘文內，如《甚六鐘/鎛》銘文講“作鑄和鐘”，而較晚說是拼造碎塊而出的《甚六鼎》銘文作“作鑄飤鼎……余台鑄”等，一見即知偽於當時的南博人員。而《尸祭缶》未講“鑄”字，但內文完全配合構造假徐國國君而講“吾君之孫，剩之元子”，也是當日的附造偽之一夥同質銘文。故此墓裡完全沒有任何文字以證實此係何國何人之墓，就靠造假成徐國末代國君章羽之墓了。 由於此墓乃無主之墓，必須讓它成為有名字的墓，而且最好是造假就造大的，於是因為此地在春秋乃在吳國及徐國之地界，就選徐國吧。因為《左傳‧昭公四年》有言『徐子，吳出也』，講徐國的國君，和吳國有姻親關係。而《左傳‧昭公五年》又言『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這個吳子壽夢的庶子，即余昩之弟，《韓非子》則把“蹶由”寫作“蹶融”。於是，造偽者由此靈感乃生，在《甚六鼎》裡寫出了『甫尸昧，賂夫蹶疇』，講在吳王余昧時，甚六（章羽）到吳國，作鼎以賂蹶疇（蹶由、蹶融）。賂鼎其事，也是依《左傳‧昭公十六年》『齊師至于蒲隧，徐人成行，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父甲之鼎』編劇情。而“甚六”被偽造者以雙聲疊韻的伎倆，因“甚”字是章母侵韻，“章”字是章母陽韻，“甚”、“章”聲同韻近，而“六”是來母屋韻，“羽”是匣母侯韻，侯屋陰入對轉，“甚六”與“章羽”雙聲疊韻，於是“甚六”即“章羽”（《左傳》作章禹），即徐國末代國君章羽，因此“甚六”即是徐王章羽啦！而甚六成了儀楚之子，也是根據《左傳‧昭公六年》『徐儀楚聘于楚』裡的“儀楚”其人。而且偽銘作者認為“儀楚”乃“甚六”之前的徐王，才有銘文裡有甚六是“儀楚”之子的橋段了。 如此即知，1984年江蘇丹徒北山頂春秋無主墓的華麗變身成了徐王章羽墓，其來龍去脈真是考古界之常之一例了。（2026,4,9）

1984年江蘇丹徒北山頂春秋偽徐王章羽墓的誕生

所謂三門峽虢國墓M2001系虢季(虢石父)墓質疑 1990年代由己死的從事考古的王龍正主持發掘的所謂虢國墓M2001裡到底埋的是哪國的哪位貴族，只能靠有沒有文字在墓中寫清楚。於是在此墓裡出現了一堆有銘器計以下40件，個個都清清楚楚寫清楚了，作器者個個是“虢季”，好像急於向世人表明這是虢季之墓。吾人可以統計一下： 虢季鐘（M2001:45,49,48,44《新收》1,2,3,4），銘文是：『唯十月初吉丁亥，虢季作為協鐘，其音肅肅雍雍，用宜其家，用興其邦。虢季作寶，用享追孝於其皇考，用祈萬壽，用樂用享。季氏受福無疆。』 虢季鐘（M2001:50,51, 《新收》5,6）『虢季作寶用享追孝』 虢季鐘（M2001:40,47, 《新收》7,8）『虢季作寶』 虢季鼎（M2001:66,71,72,82,83,106,390《新收》9,10,11,12,13,14,15）『虢季作寶鼎，季氏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虢季簋（M2001:67,146《新收》16,21）『虢季作寶簋永寶用』 虢季簋（M2001:75,86,94《新收》17,18,19）『虢季作寶簋永用』虢季簋（M2001:95《新收》20）『虢季作旅簋永寶用』 虢季鬲（M2001:68,69,70,73,74,85,110,116《新收》22,23,24,25,26,27,28,29）『虢季作寶鬲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小子吉父甗（M2001:65《新收》30）『○○○小子吉父作○○○寶○○○寶用享』 虢季盨（M2001:79,81,91,97,78《新收》31,32,33,34）『虢季作旅盨永寶用』 虢季簠（M2001: 78《新收》35）『虢季作寶簠永寶用』 虢季鋪（M2001:105,148《新收》36,37）『虢季作寶簋永寶用』 虢季壼（M2001: 90,92《新收》38,39）『虢季作寶壼永寶用』 虢季盤（M2001: 99《新收》40）『虢季作寶盤永寶用』 分析一下其中的銘文，除了像《虢季鐘》有較長的銘文以適於大鐘外，其餘的都是簡簡單單，而且其上有銘文的青銅器品類眾多，眼花撩亂，有鐘、鼎、簋、鬲、甗、盨、簠、鋪、壼、盤，一應俱全，也是各單一墓藏內出土文物裡所少見的。不過，此堆銘文的領頭羊的《虢季鐘》銘文，一看就知道是1990年當時加在無銘樂鐘上的銘文，不是西周銘文，因為，但見其銘文於作器曰“作為”（“ 作為協鐘”），沒有單使用西周到戰國中期前應使用的“作”字而露偽。主帥《虢季鐘》八件的銘文都已是當時的考古人員作的偽，那麼，其他的依附的三十多件也全部都是當日所偽造的。包括那件有點特別，銘文裡講到有“小子吉父”但銘文故意不全的《小子吉父甗》，末尾也是“寶用享”，也是今人故偽之銘器，不會是其親人不“寶用享”而丟入墓中陪葬品。 而且其全部系偽造的銘文的另一理由，則看一看這些銘文，儘管有減字傾向，以求文字上減字以求變化（如“永寶用”減成“永用”），不過還原之下，一看，全部都屬於銘文末尾有“永寶用”的交待子孫要珍藏寶貝，那麼，怎會在虢季死後，其子孫下葬時全部把亡父交待要遵行寶用的禮器全部丟入墓裡，埋掉了？如此不孝，是西周重禮教封建親親為大，孝道為先的貴族上層社會會有這種大不孝的行為發生嗎？或是，今人只知狂抄古代偽銘文的格式，把“永寶用”抄了進去，弄在無銘銅器上，充當這是虢季墓的充份證據？ 如今吾人來推斷一下，為何把所有銘器個個都把假造的“虢季”寫上去，豈不因為，挖開此墓發現都是只有無銘的青銅器，一個有字的都沒有，根本無法證明是不是哪個國君或貴族的墓了，這樣，考古挖掘成果難看，無以交待，於是作假最快，尤其，河南也是偽文物之鄉，民間自有偽銘高手可以弄出水準不錯的偽銘。於是，人為設計這是虢國墓，發明“虢季”其人當墓主，寫了各偽銘金文讓偽銘高手造假銘器成就了成果？ 王龍正後來還立主此墓之所謂“虢季”乃是西周末年幽王時的虢石父，當然，連“虢季”都是無中生有的虢國貴族，還談他是何人，盡屬胡謅了。（2026,3,30）

所謂三門峽虢國墓M2001系虢季(虢石父)墓質疑

徐中舒談《周公方鼎》之偽&nbsp;學者徐中舒在1930年寫作的〈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一文裡曾指出：&nbsp;『銅器中之周器不見周成王以前之物，傳世“周公作文王尊彝”諸器，皆偽作。』&nbsp;他所說的銘文係“周公作文王尊彝”者，即今世多稱作是《周公方鼎》。按，《周公方鼎》係偽銘器，吾人亦有〈辨偽宋人《周公方鼎》(文王鼎,魯公鼎)偽銘器〉一文辨之了，其要曰：&nbsp;『（1）如果周公作鼎之時，他是攝政王，那麼他就是“王”的身份，王對於其祖先的祭祀有祖廟的祭祀行之，不必作個鼎在家裡祭拜。所以沒有作鼎的理由。（2）如果他是退下來，奉成王為周天子時，那麼，雖然他的生父是文王，但他不是文王的長子，因此沒有合法的宗法的繼承大宗的身份，所以他是無法把文王當成宗法社會下的那個大宗之子的武王及其大宗之子的成王的考及祖的身份。也就是，在武王或成王經過儀式讓周公成為分立之宗之後，他會是新的氏族之大宗之長了，他死後，是他的長子伯禽那封於魯的魯公的“考”了。所以，他是沒有理由去作雖是他亡父文王的祭器的。而在他未受分立氏之前，他祭其先父文王，乃一齊參與在武王或成王祭祖廟祭祀先王的祭禮上，而不是降低身份去與其他貴族一樣，在家作器祭祖考。（3）周公乃是文王死後，武王予以其弟旦的畿內重臣的封號，對於文王而言，他仍是文王的兒子，退一步而言，若他仍是可以作鼎紀念亡父文王，那麼他的自稱怎會是“周公”此文王死後才得到的封號？他不是應稱自己是文王那第三子的名“旦”嗎？怎會是“周公”兩字呢？如此一看，即知，此《周公方鼎》(文王鼎,魯公鼎)的銘文分明是北宋人的產品。』 至於徐中舒所認為的“，傳世“周公作文王尊彝”諸器，皆偽作。”的其他的“諸器”是哪些？他亦未明言，而且很多後來冒出來的偽器，像1927年加上偽銘外銷的《周公東征方鼎》、1929年出土河南馬坡被加上偽銘文外銷的馬坡偽器群，還未公之於世，包括《作册夨令簋》《作冊令方彝》《作冊令方尊》《作冊[辭刪辛改田]卣》《作冊大方鼎》《士上卣》《士上盉》及一些少字的臣辰器、《何尊》(1956)、《小臣單觶》(1956)等當然他在當日也不曉。但也正如他所料，至今全部號稱周成王之前的銘器，一如徐中舒所說：“銅器中之周器不見周成王以前之物”，因為都無一是真銘器，倒是至今尚未打破的真相。（2026,3,30）

徐中舒談《周公方鼎》之偽

辨銘小記：[虎斤]簋、邢姜簋、段簋、微師耳尊、無箕簋&nbsp;（一）偽銘器《[虎斤]簋》（《銘圖》05295） 此器銘曰： 『唯廿又八年正月既生霸丁卯，王在宗周各大室，即立，毛伯入右[虎斤]立中廷，北嚮。王令作冊憲尹賜[虎斤]鑾旂，用胥師榖司佃人。[虎斤]拜首稽首，對揚天子休，用作朕文考[句欠]父寶簋，孫子萬年寶用。』&nbsp;按，此[虎斤]其人受策命後，作器祭亡父，但對其亡父的敬稱，竟是用生前美名的“[句欠]父”，稱謂不合，非用“謚號＋排次”等正確敬稱，顯係今人作偽銘文者之不學所致。故露其偽。當然像朱鳳瀚訂成穆王器，也是完全風馬牛。&nbsp;（二）偽銘器《邢姜簋》 說是在1975年10月，發現於內蒙古哲裡木盟劄魯特旗巴雅爾吐胡碩公社。論者曰莊公三十二年（前662年）“狄伐邢”，故因內蒙古一帶原為戎狄活動的區域，所以此係戎人從邢國擄去的銘器。而銘文裡的“邢姜”指邢國國君妻子乃齊國姜姓。當然，純屬胡謅了。因為，其銘文曰： 『邢姜太宰已，鑄其寶簋，子子孫孫永寶用享。』&nbsp;一看，即使在春秋時期，作器仍是用“作”，今銘文裡作器用了戰國晚期或有用者的“鑄”字，而知乃今人1975年當時偽作的銘文。&nbsp;（三）“王年月偽器”《段簋》&nbsp;首先出自清代中葉吳榮光《筠清館金文》收錄者實為偽銘器。其銘文曰： 『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在畢烝。戊辰，贈。王蔑段曆，念畢仲孫子，令龏[戈丮]饋大則于段。敢對揚王休，用作簋。孫孫子子，萬年用享祀，孫子…。』 按，此係“王年月偽器”，不但紀年用了春秋時代尊王的諸侯加了“王”字，而且自作新奇，改“年”為“祀”，遂不倫不類。而且，此銘文之作，以西漢劉歆所成《周禮》為編劇參考，其“則”一字，乃是《周禮‧大宗伯》裡”五命賜則”的“則”，即賜采地，但銘文裡也只有此孤例以《周禮》之“則”當采地。而其“饋”字的金文乃是仿北宋字書《汗簡》裡把“饋”寫作“[彳食]”並以彳通於辶，而寫如[辶食]。而且“龏[戈丮]”此人又無職官名謂，無有服事於天子的身份。故此銘文的偽狀不只一端。或作懿王器，或作昭王器，實乃偽銘器而已。&nbsp;（四）偽銘器《微師耳尊》&nbsp;今收藏於故宮的《微師耳尊》，其銘文曰：&nbsp;『唯六月初吉，辰在辛卯，侯格於耳○。侯休於耳，賜臣十家。微師耳對揚侯休，肇作京公寶尊彝，京公孫子寶。侯萬年，壽考黃耇，耳日受休。』 此銘文內企圖面面俱到，於是微師耳對揚了賞賜他的“侯”休美，於是作器獻給“京公”，讓“京公”的子子孫孫寶用，而且又祝“侯”活到長壽（“萬年，壽考黃耇”），最後是自己“耳”日日好事（“日受休”），但反而係刻意而非西周銘文的寫法。此器既然獻“京公”及其子孫永寶用，依文意不像他的亡父亡祖，不然就十分奇怪了，如果“京公”是他亡父，則“京公”的子孫不就包括他自己？後文自己日日好事又成贅文。而且獻了“京公”，如果“侯”和“京公”無關，則此器如何保“侯”長壽？如果“京公”是“侯”之亡父，則作器獻別人的亡父，又係銘文創舉了！總之不論如何推敲，都無一圓的了。更遑論西周天下哪有“京公”這種稱呼？依西周王畿之公，應是封采地於哪兒，即稱某公為主。則要稱“京公”當是封於周都城，但周天子之京城當然是周天子最大，還把周天子所在封給誰？故一見“京公”二字，即知其偽必也。 （五）偽銘器《無箕簋》(無己簋) 清末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收錄之，其銘文曰： 『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人。王賜無箕馬四匹。無箕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魯休令。無箕用作朕皇祖釐季尊簋。無箕其萬年子孫永寳用。』 按，此銘文明顯的偽點，就是“南人”一辭，西周不論史料或銘文，都無此種用法。而銘文裡連講四次“無箕”，無職稱，此器作獻亡祖父，又不合於親親，應獻亡父，如父未亡，則只能是由其父作器獻無箕的亡祖父。如要一併獻亡祖父及亡父時亦可，但不能直獻其亡祖父。而且若父未亡，則其器之作乃直述用作寶尊簋子孫永寶用即可。（2026,3,26）&nbsp;

辨銘小記：[虎斤]簋、邢姜簋、段簋、微師耳尊、無箕簋

辨銘小記：偽銘器《趩尊》《圉方鼎》《此鼎》《畯簋》《伐簋》（一）偽銘器《趩尊》被視為懿王二年器的《趩尊》，首見於清末的吳大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內，其銘文曰：『唯三月初吉乙卯，王在周，格大室。咸。井叔入右趩。王呼內史冊令趩，更厥祖考服，賜趩［音戈］衣［韋戈］市冋黃、旂。趩拜稽首，揚王休對。趩蔑曆，用作寶尊彝。世孫子毋敢墜，永寶。唯王二祀。』 按，此銘文講“揚王休對”，而非應採之“對揚王休”，研究者或謂乃為了押韻。按，其他的銘文難道不知要押韻，但偏偏不用，而唯有此銘文用之，乃偽造銘文者為求新奇而為之者。而且，“趩蔑曆”的用法也不對，如果周王要蔑趩曆，就應是先蔑曆，再冊令賞賜，此銘文都已對揚王休謝天子了，天子才蔑曆趩？而且講成“趩蔑曆”，成了趩蔑了天子的曆了，何其好笑。所以為銘文者連周代蔑曆及冊命賞賜程序及行文格式都不曉，而妄為銘文，自露偽情了。（二）偽銘器《圉方鼎》《圉方鼎》說是1975年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M253出土，其蓋有銘曰：『唯王初祓于成周，乙亥，王肜祀在北宗，賜棘[甘犬]貝十朋，用作驫仲彝，揚王休，永寳。』按，此銘器銘文云“永寶”，而而如此重要有紀念性之周王賞賜之祭器，應該被世代子孫“永寶”的，怎會被埋入墓裡以供今人當成真實出土史料來研究？豈非不孝之舉，此斷不出於西周重層層禮教的封建社會。故凡銘文上有“永寶用”者，都不可能真正出土於墓中，凡出者，皆係偽造供出土用之偽銘器了。一如吾人於〈《散季敦》及清代惲敬《散季敦說》揭金石學大弊一文啓示錄〉一文所說的：『被埋於土中的周代王族貴族的青銅器，日常器血或明器者不算，那些需“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器，都不會被子孫陪葬於墓中，而保留在子孫手中家祭用而“永寶用”，不然就是違背祖訓的不孝子孫了！』（三）偽銘器《此鼎》被當成宣王十七年器的《此鼎》，乃1975年出之於岐山董家村，但實為偽銘器，吾人於〈青銅器偽銘文舉隅〉內曾初揭其明顯之偽曰：『●此鼎（1975岐山董家村一號,《集成》2821,2822,2823西周晚）：『王呼史翏冊命此曰：旅邑人膳夫』,用語不當,應直接叫名“此”,故係偽銘.』按，此銘器的銘文曰：『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周康宮徲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嗣土毛叔右此入門，立中廷，王乎史翏冊令此曰：旅邑人膳夫，易汝玄衣黹屯，赤市，朱黃、鑾旂。此敢對揚天子丕顯休令，用作朕皇考癸公尊鼎，用享孝于文神，用匃眉壽。此其萬年無疆，畯臣天子霝冬，子子孫孫永寶用。』且此銘末對於其亡父的敬稱用了其前清初偽銘文裡所創出實無此種對祖先的敬稱的“日名＋公（伯、仲、叔、季）”之偽稱，今此銘文亂抄前偽銘裡的偽造敬稱方式，而編寫出亡父的敬稱叫做“癸公”的，一見即知乃偽銘了。（四）偽銘器《畯簋》《畯簋》，係收錄於2012年出版的《銘圖》05386內的來歷不明之銘器，朱鳳瀚拿此作為西周金文曆日的新資料，並據以定為懿王器。但其實，此係偽銘器，銘文： 其偽之因如下：（一）首先，使用了“般宮”（“周般大室”，指周京的般宮裡的大室）一辭，一如吾人〈[金文揭秘(10)]“新宮、般宮、射廬偽銘器群”～～《師遽簋蓋》《師湯父鼎》《匡卣》《七年趞曹鼎》《利鼎》及《十五年趞曹鼎》〉一文裡所析，“般宮”是清末方濬益的《綴遺齋遺器款識考釋稿本》裡“王年月偽器”《利鼎》內所偽創的宮室名，今《[田允]簋》抄之，自承係今出偽銘了。（二）使用了“幽叔”的“幽”的惡謚。“幽”字在西周屬惡謚，像西周的幽王乃亡西周之天子，而被謚為“幽王”，不可施之於應心懷敬意的對亡父亡祖的謚稱上，但偽銘作者不知西周事，而妄抄引用偽銘器《即簋》《柞伯鼎》《師丞鐘》裡的“幽叔”而致誤現偽了。（三）此銘器係偽器，王沛姬有〈畯簋銘文析疑〉己就其所發現諸多不合金文慣例的疑點者揭之了（五） “王年月偽器”《伐簋》《伐簋》乃2012年朱鳯瀚見於文物販之處，而引介之，但實為偽銘器。其銘文曰：『唯王七年正月初吉甲申，王命伐遺魯侯，伯[彖頁]蔑厥老父伐暦，賜圭瓚、彝一肆， [津酉]尊以厥備，賜小子惠一家，伯曰引以友五十夫。伐拜稽首，敢對揚朕公子魯侯丕顯休，用作呂薑○寶尊簋，其用夙夜享於宗室，用祈屯魯，世子孫孫永寶用。』朱鳯瀚猜此銘文裡的魯侯乃魯獻公，認為乃厲王七年器。但實際上，一見此銘文上紀年月有“王”字，即知此係不知西周紀年月不得用“王”字，而紀年月用“王”字者，此始用於春秋時期尊王的諸侯，故知乃今人在2012年前偽造銘文之“王年月偽器”。其編的魯侯等等之內容全非真實史事，而是今之作偽銘文者的臆造，不是什麼厲王器，而是偽銘器而已。而且銘文文辭不通，說“蔑…伐曆”，但“蔑”不就是“伐”嗎？而重複出現反映作偽者連“蔑”即“伐”都不曉而下筆即致露偽。（2026,3,18）

辨銘小記：偽銘器《趩尊》《圉方鼎》《此鼎》《畯簋》《伐簋》

辨銘小記：偽銘器《師道簋》《龏姒觚》《大鼎》&nbsp;（一）偽銘器《師道簋》&nbsp;1996年出土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寧城縣甸子鄉小黑石溝的《師道簋》，其實是當日偽造的偽銘器，其銘文曰：&nbsp;『唯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康宮，格於大室。益公入佑師道，即位，立中廷。王呼尹冊命師道：“賜汝賁朱衡、玄衣、黹純、戈、琱胾、緱柲、彤沙、旂五日、轡。”道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朕文考寶尊簋。余其萬年寶用，享于朕文考辛公。用迄得純和、恒命靈終。』&nbsp;一見此銘文裡把北宋“王年月偽器”及“夙夕偽器”的雙料偽器《牧簋》裡虛構的“益公”搬進此銘文裡當個佑者的角色，也是“益公偽器群”之一，即知其偽情一也。後之作器稱其亡父做“辛公”，以“日名＋公（伯、仲、叔、季）”係不存在的敬稱方式，都是誤拿清代偽銘器裡的始創的偽稱當成實有其稱所致（此吾人有另文專論其偽），即如偽稱的“辛公”，像1976年在陝西扶風法門寺出土連同不少偽銘器如《史墻盤》、“夙夕偽器”《興簋》等出土的偽銘器之一的“夙夕偽器”《興鐘》裡的”高祖辛公”，清末的吳式芬的《攗古錄金文》裡，收入的《師晨鼎》“文祖辛公”都是相同於此《師道簋》裡的“辛公”，而《師晨鼎》《興鐘》《師道簋》三者全係因其他理由而現偽知係後人所作偽銘器內才會去用“日名＋公（伯、仲、叔、季）”。（按，爵位的“公”，此有之，指王畿高官受冊封的，“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虢公”等等。而“日名＋公”的諸侯，有但罕見，如齊國的姜尚之子“丁公”，再來是“乙公”，再來是“癸公”皆為“日名＋公”，亦只此三任而已。）&nbsp; &nbsp;（二）《龏姒觚》(龏[女司]觚,《集成》7311及《銘圖三》0884)&nbsp;吾人曾於〈1981年天馬曲村偽商銘器《寢孳方鼎》及談“賞賜”偽器《龏姒方鼎》〉一文裡提到有偽銘器《龏姒方鼎》，而云：&nbsp;『其實往年也有這種偽銘之例，如被認為係殷商或西周早期，傳出自河南的《龏姒方鼎》(龏[女司]方鼎,《集成》2433,2434)，其銘文乃：『龏姒賞賜貝于司，作父乙彝。』完全後人口吻，以東周春秋時代開始的後人習語“賞賜”入銘文而自現其偽於今人。』&nbsp;按，不論《龏姒方鼎》或今談及之兩件《龏姒觚》，雖說傳出於河南輝縣，但顯然出土後被加上偽銘文賣出國，以圖賣個好價錢之下，都因銘文裡有“賞賜”或故意倒過來寫成“賜賞”連用而露偽。有研究者或據以談河南輝縣西周有個“共”國，即銘文上的“龏”就是“共”。而銘文上有“姒”字，故共國乃姒姓諸侯國，無疑是把偽銘文當真，連推論都是錯誤的了。應是寫偽銘文的金石家廣讀古籍，知《水經注》卷九有“共縣故城……即共和之故國”的記載，而今之輝縣乃漢朝的共縣，於是假造“龏”的“姒”，以“龏”通於“共”而假設西周有共國亦如漢朝在共縣，而且乃姒姓國，以之假造銘文，如是而已。&nbsp; &nbsp;（三）偽銘器《伯大祝追鼎》&nbsp;被視為厲王卅二年器的《伯大祝追鼎》，是上博徵集到的一件銘器，其內壁鑄銘文曰：&nbsp;『唯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巳，伯大祝追作豐叔姬將彝，用祈多福，伯氏其眉壽黃耇萬年，子子孫孫永寶享。』&nbsp;其實乃吾人於〈[金文揭秘(13)]“大祝”偽銘群～《大祝禽鼎》《長甶盉》及《申簋蓋》〉一文裡所指出的：&nbsp;『“大祝”於先秦史冊未見，到了秦漢有“大祝”乃屬官。到了西漢劉歆成《周禮》而予以體系化，周代只有“祝”，像春秋時代常以“祝、史”並言，如《左傳‧桓公六年》『祝、史正辭，信也。』而《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因祝史揮以侵衛』則以揮此人兼“祝”“史”之職。像漢代《儀禮》《禮記》也常言“祝”，在《禮記‧曲禮下》裡則是書冊裡首見“太祝”兩字，講『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nbsp;所以“大祝”一辭，實西周所未見及未有此一職官，而今所謂西周厲王器的不知來歷的《伯大祝追鼎》銘文竟有後世的“大祝”，還讓他是宗子“伯”，有需要講出他是“伯”嗎？依銘文義，伯大祝追作器給豐叔姬，祝她“伯氏”一宗子孫綿延，當是巫師“伯大祝追”娶的老婆叫做豐叔姬的，而讓她多生以便讓伯大祝追的伯氏家族人丁興旺歟？總之，此銘文用了“大祝”一辭，即屬“大祝”偽銘群之一了。（2026,3,16）

辨銘小記：偽銘器《師道簋》《龏姒觚》《大鼎》

辨銘小記：偽銘器《吳虎鼎》&nbsp;偽銘器《吳虎鼎》&nbsp;1992年出土於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申店鄉徐家寨村黑河引水工地的偽銘器《吳虎鼎》，而說是直到1997年除繡時倒是發現了銘文。其銘文曰：&nbsp;『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宮夷宮，導入右吳虎，王令膳夫豐生、司工雍毅，申剌王命：付吳萾舊疆付吳虎。厥北疆涵人眔疆，厥東疆官人眔疆，厥南疆畢人眔疆，厥西疆蒡姜眔疆。厥俱履封：豐生、雍毅、伯導、內司土寺儀。吳虎拜稽首，天子休，儐膳夫豐生璋、馬匹，儐司工雍毅璋、馬匹，儐內司土寺幃、鞭。韋書尹友守史囟，儐史賁幃兩。虎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祖考庚孟尊鼎，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依謝明文隸定）&nbsp;“庚孟”一如吾人於前《師道簋》時所說，以“日名＋公（伯、仲、叔、季）”並不是西周的對亡父祖的敬稱格式，因抄襲偽銘文裡的自創敬稱所致，凡使用此種敬稱的銘器經統計無一不偽。故此一偽銘文寫手也因為去抄了實無其敬稱的“日名＋公（伯、仲、叔、季）”格式的“庚＋孟（長子妾所生曰孟，長子妻所生曰伯）”而露今人於1992年偽造後埋入施工區內，讓施工機械挖出地下孤埋的此一青銅器，以讓偽銘器出土攬功。而且一如吾人曾於〈《散季敦》及清代惲敬《散季敦說》揭金石學大弊一文啓示錄〉一文裡指出，凡是銘文末有“子孫永寶用”之辭的銘器，其子孫都不會埋入土下，而是謹守祖上的訓誨要“永寶用”，除非國亡族滅，被敵方取去融掉另用，故此一被埋於土下的銘器上，竟然是把祖先誨示要寶用的銘器置祖先訓誨不顧的大不孝，西周重禮的封建社會會有這種事情嗎？故只有今人不曉西周事，而妄做偽銘器，所以招招皆誤。&nbsp;而且銘文乃作器者記其受冊命賞賜事，大多至簡，此銘文竟連作器者虞官名虎者回贈各辨理的官員贈品若干都一一記下來，此非銘文體而是史官的記事體了。故絕非西周當日之銘，而是今人故意偽造當成偽史料用的假銘文。來假造西周周王賜地後的假偽辦理步驟及參與的官員及回贈官員的後謝之類，都非西周實事，而是今人偽造的。&nbsp;但今之研究者反而據此偽銘文大談西周晚期土地制度，王室賜地的過程或以之當成西周斷代的宣王重要標準器，係敲定西周斷代史的晚期的重要支點，緣木求魚，必然終究無成了。&nbsp;而且此銘文裡的“申刺王令”係引起後來2003年出現偽逨器群的原因之一，以杜悠悠之口。其原因乃有研究者不認為李學勤等以“剌王”即周厲王，而反對把此器當作宣王器，主張應把此器作為厲王器，而且此時期又有研究者張聞玉依其對青銅器型制及銘文等的考索，力主西周王的排序不是《史記》的『共王——懿王——孝王——夷王』排序，而是『共王——孝王——懿王——夷王』的排序，於是2003年藉由陝西眉縣楊家村的偽銘器《逨盤》《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等偽銘文裡寫出『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的排序，來用偽造出來的地下出土物的“第三種證據”，以敲定西周王排序《史記》正確，並在偽銘文裡也故意出現“刺王”來等於厲王，以杜眾口，而用假造的偽銘文當依據定出了西周王排序及西周斷代史。此吾人早已於2020年就揭其偽情於〈談陝西偽造青銅器銘文精品之傳統〉〈從陝西出土的〈逨鐘〉到偽青銅器〈逨盤〉等偽青銅器〉〈從〈逨鐘〉“ [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看〈逨盤〉、四十二年及四十三年逨鼎〉各文。&nbsp; &nbsp;（2026,3,16）

辨銘小記：偽銘器《吳虎鼎》

辨銘小記：《邾公華鐘》《陳逆簋》《趙孟介壼》《越王差徐戈》&nbsp;（一）偽銘器《邾公華鐘》 此清末傳出土於山東鄒縣，舊藏於清末潘祖蔭，今在上博，但實偽銘器，當乃清末金石家偽銘，其銘文曰：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華擇厥吉金，玄鏐赤鑪，用鑄厥龢鐘，以作其皇祖皇考。曰：余畢龔威忌叔穆，不墜於厥身。鑄其龢鐘，以卹其祭祀盟。以樂大夫，以宴士庶。子昚爲之名，元器其舊哉。公眉壽，邾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享。』&nbsp;銘文記載了作器者是邾國的邾宣公之父邾悼公（邾公華，前555- 541年），但是卻使用了“鑄”（“ 鑄厥龢鐘”“ 鑄其龢鐘”）字，而未用春秋時代還應採用的“作”字，顯似後人偽造銘器。&nbsp;（二）偽銘器《陳逆簋》&nbsp;春秋時代器的《陳逆簋》的銘文裡有“冰月”的說法，這是清末金石家所知之事，如吳式芬《攗古錄金文》認為：『冰月即十一月，「冰月」當以十一月始冰得名。』因為像是講齊國故事的《晏子春秋 內篇 諫下》：「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當臈冰月之間而寒…』、『冰月服之以聽朝』。而此銘器的銘文裡講作器作“作為”，應使用“作”單用一字，故此乃清末金石家所作，因偽作齊器，以齊俗用的“冰月”也入銘文，其銘文曰：&nbsp;『冰月丁亥，陳氏裔孫逆作為皇祖大宗簋，以匄永令眉壽，子孫是保。』&nbsp;（三）偽銘器《趙孟介壼》(趙孟庎壼,禺邘王壼,趙孟壼)&nbsp;據傳1920年代出土於河南輝縣，目前在大英博物館，依銘文故事，乃指春秋晚期的吳國與晉國的黃池之會。研究者一般同意陳夢家的看法，此“禺”即“吳”字，而“禺邗王”就是吳王夫差。也有認為“禺”就是“遇”字，“邗王”即“吳王”。而其中的“趙孟”研究者指即“趙鞅”。不過，此銘文卻無作器者，陳夢家就疑之了，指出：『作器者無主名，西周以下，決無其例。』但不只此也，作器未用春秋時代當用的“作”字，而寫如“以為”，乃民初金石家偽造之銘文，而於是露偽。其銘文曰：&nbsp;『禺邗王于黃池，為趙孟介，邗王之賜金，以為祠器。』&nbsp;（四）偽銘器《越王差徐戈》兩件&nbsp;說是1990年代，在浙江紹興出土兩件《越王戈》，其一有12字銘文曰：『戉王差[余阝]以其鐘金，鑄其拱戟。』&nbsp;2004年曹錦炎曾考釋之，並訂名為《越王得居戈》，釋“差[余阝]”為“佐徐”，指佐助徐國，而或認為此為越王的私名，乃是《紀年》的“初無余之”，後來研究者通訂名為《越王差徐戈》。&nbsp;而另一件則銘文乃：『戉邦之先王未得居作金，就差[余阝]之為王，司得居作金。差[余阝]以鑄其元甬戈，以守其邊土。』&nbsp;其釋依研究者的看約做：越國先王得到了姑蘇的銅（按，因有研究者把“得居”釋成姑蘇），到差[余阝]繼任為王之後，拿來鑄作戈，來守疆土。曹錦炎認為得居就是允常，差[余阝]可能是某一位後來的越王。或有認為得居即勾踐，而差[余阝]就是繼勾踐為王的其子[鼠石]與。也有認為父為王翳，子為初無余（王之侯）。&nbsp;但不論研究者如何猜謎，但是這兩件戈，一見就是今人偽造銘文的東西，因為兩件戈的銘文都在用“鑄”字談作器。第一件的銘文曰：『……鑄其拱戟』；第二件戈的銘文曰：『…鑄其元甬戈…』。若是勾踐及其子都是時當春秋時代，而即如王翳及初無餘也在戰國中期時之作器，延續殷商及西周，都應是使用“作”字於作器之用字，此兩戈誤用了“鑄”字，實乃1990年代偽造而再出土之之偽銘戈而已，全無討論價值，因為內容都虛妄不實，乃偽造者腦中的臆想。（2026,3,15）

辨銘小記：《邾公華鐘》《陳逆簋》《趙孟介壼》《越王差徐戈》

《散季敦》及清代揮敬《散季敦說》揭金石學大弊一文啓示錄 《散季簋》（散季敦,《集成》04126）首先被記載於宋代的金石書裡，被稱做“散季敦”，其實是件偽銘器，乃“王年月偽器”之一，其銘文曰： 『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叔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孫永寶。』 在銘文裡用了“王”字於紀年月之文字內，即知乃是宋人受了孔子在《春秋》裡講“春，王正月”的尊周天子的思想，以為在銘文裡加上了“王”於“唯四年八月初吉丁亥”內是合於孔子的想法，自為真理。不料事實是，此乃係因春秋時代以來，周天子勢衰，只有尊王的諸侯及貴族之後如孔子，會在紀年月時使用“唯王年月”，故“唯王年月”始於春秋時代，到戰國中期以後七國征戰，人人想當天子，沒人再把周天子放在眼下，連尊天子的諸侯都沒有，而“唯王年月”的使用也罕見了；像是當戰國的蘇秦合縱而六國封相後，途經周室，連周天子都嚇的親自相迎，可見一般。 此一偽銘之偽，其實直到今日都沒有研究者看出，但這不是重點，而是在清代中葉，有一學者惲敬，對於親戚買來的所謂《散季敦》，寫了一篇《散季敦說》，裡面講到了：對於古代文獻裡的各種記載，其實其中的講法互有矛盾，釋者各說，所以想推明古制，始終無定。而流傳下來的古器物，存在著不同時代形制差異，有真品與贗品，有完整與殘缺的銘文區別，卻想依據某一方面來判定是非，這就是研究金石學的最大弊病（『況古器之流傳者，有時代之異制，有真贗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所以他的文章結論是指出了：『君子之于學也，舉其大而略其小，用心于有益而不用心於無益焉。』 他的觀點，應是自王國維以來，真以為地下出土物會給研究上帶來第三種證據的樂觀想法，在人性面前實被擊潰而完全走向遠離理想。因為，自從清代以來，金石學大盛，又有鉅利在前，而有銘文的青銅器甚至以字計價，故清初以來，金石家知出土青銅器大都無銘，於是在巨利之下，金石家夥同古玩商、盜墓者玩起在出土無銘青銅器上紛紛加上偽銘文，於是偽銘器自清初起大出，開啓第二波立基在偽銘文之上的偽古文運動，到今天，絕大多數有討論研究價值的較長篇的銘文皆是遠自北宋，但大盛於清初以來，至今仍綿綿不決的偽造銘文。雖則其銘文裡有瑕疵者能被揭發者已可以有不少，但也有其銘文中規中矩，實屬揭發不易的偽銘文，仍無法只從銘文上判斷出來的仍不在少數。 那麼就要說到，為何真實的較長篇記事的銘文那麼少呢？原因之一，那就是其實，那些較長篇銘文屬於記事性質的真器，在兩千年中多己被消失，因為，有這些有紀念價值要保留給後世子孫的銘器，在國亡後被銷融製成新器或做其他器物，如秦滅六國，集中六國兵器等全部融化製成金人。而被埋於土中的周代王族貴族的青銅器，日常器血或明器者不算，那些需“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器，都不會被子孫陪葬於墓中，而保留在子孫手中家祭用而“永寶用”，不然就是違背祖訓的不孝子孫了！於是在國亡族滅時，這些有史料記事價值的銘器也就被敵方擄去融掉另做它用了。也可以知道，今天大多數有“子子孫孫永寶用”銘文字句的長篇銘器為何大多數是假銘文之故了。 因為每一次的考古挖掘，能出土有長銘文的記事銘器實可遇不可求，像清代出土的《小盂鼎》就可謂其中之寶了。於是從事考古者為求表現，於是紛紛造假銘器以求考古成果，此所以不少考古成果都是偽器充斥之故。因為，偽銘之製作，絕不是像坊間一些金石研究者出的辨偽等書，因為只是能辨那些極低水平的仿造品，所以灌輸大家偽銘文至多都是粗糙不堪，那些《毛公鼎》《散氏盤》及所有出自清初以來的精仿偽銘歷歷在目而全然不曉，能如張之洞之洞察《毛公鼎》《大盂鼎》之偽的在金石界決無其人，所以可惜哉，張之洞乃不得不為讀書種子了！ 所以惲敬講從出土金石來研究古制，因為有時代之異制，有真贗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而認為是從事金石學乃是“無益”之學。吾人檢視其學，補充之，此乃因偽銘器過多，金石學實處在雞肋的地位，棄之可惜，但要是想從事的結果，都是替偽學張目，除非明辨真偽，但也著實難矣。故金石之學今日實己走入死胡同。想研究周史，還是得回到傳統古籍去，《詩經》《今文尚書》是西周史的惟一可信史料。至於講竹簡，也是不堪，偽簡太多，吾人已另言之了。（2026,3,14） &nbsp;&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