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第一節有這麼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在千百萬俄羅斯農舍中，既沒有也不可能有任兩座完全一樣。但凡有生命的東西，都擁有其各自的特性。兩個人不可能一模一樣，兩叢薔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樣。若是強行消除生命的獨立性與各自的特點，生命就會消失。」
倘若連無生命的農舍都能保有個體特徵，當年多數人為何明明活著卻終日急著消除自己以及別人「生命的獨立性與各自的特點」? 令他們害怕的究竟是心靈的死亡，還是某種與眾不同?
我想或許是後者。所謂的眾，說穿了就是「黨」的邏輯，那套邏輯未必源於共識，實務上甚至還有點莫名其妙(比如「一旦離開德國，無論在國外如何循規蹈矩，都會成為政治敵人」、「小偷與盜賊，在政治犯集中營裡是享特權的人；警方依靠他們監視政治犯」)，但是一切看在眼裡，最有資格懸崖勒馬的「各國革命家」又在忙些什麼呢?
不知道。
依靠檢討當權派起家的革命派，站穩後立刻轉向，加強力道排擠周遭任何可能浮現的歧見，於是世界彷彿簡化到只剩敵友關係，然而無論是敵是友，準則都是由「黨」制定，若要讓人民深信此類受控優於彼類受控，除非採取威脅利誘，否則很難貫徹。不過，如果革命的初衷是為了彰顯多元價值，使分配更公平、人類更自由，那麼拿革命作藉口，逼迫所有人服從，將立場相左者(比如「逃避兵工廠與軍事工程之勞動」、「跟朋友交談時說了一些不滿法西斯制度的話，或是說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玩笑」)定罪，這樣營造團結假象的革命手段，真的有比革命前理想嗎?
話說回來，正因為「生命的獨立性與各自的特點」經常不被尊重，才會讓諸多以革命之名行報復之實者有機可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