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97 @ 20200715 論台灣暴動場景，以印尼政治為例說明單純普選的脆弱

[00:00:05] 主持人：這個禮拜想要先跟您請教一下關於在臺灣的白區黨和可能的暴動。有人問我說，如果臺灣的不管是白區党還是紅區黨計畫要暴動的話，會在哪一個時間點發動？發動前的徵兆和規模會是怎樣？歷史上是不是有類似的事情可以做借鑒？我自己想到最接近的例子，成功的案例就是1930年代共產黨顛覆上海自由市，最後他們成功了；失敗的案例就是1967年共產黨試圖顛覆香港自由市，最後他們暫時失敗了。那麼為什麼上海失敗，而香港當時至少成功多守了五十年呢？

[00:00:46] 劉仲敬：這個當然還是外部原因，就是邊界問題。冷戰是一個邊界凝固的時代。在邊界早已經凝固以後投入，與在邊界正在變化的過程當中投入不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個英國正在撤退、而遠東體系混沌不明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你就要當機立斷地下手搶地盤；按部就班，錯過時機，耽誤十年以後，後果就會不堪設想。暴動的時間點很清楚，一定是緊掐著大選的，必然就是2024年。症狀應該是跟以前迦納或者拉丁美洲那些情況差不多，是由事先就已經存在的准軍事集團發動的。臨時召集來的、可以迅速擴大隊伍的大批群眾，都是江青同志那樣的週邊。那些週邊是用來製造聲勢的，對於媒體的讀者和觀眾來說看上去好像很重要或者聲勢很大。好像是，聲勢很大或聲勢很小，二十萬人或兩萬人，差別很大。實際上，在真正起作用的極少數暴力專家——像葉劍英那種人看來的話，全都一樣，沒有任何區別。真正起作用的都是極少數小股的精銳部隊。一般來說，小單位只有幾百人，像墨西哥、玻利維亞或者韓國光州事件中間真正起作用的那些小團體。每個支隊只能有幾百人，然後配合通常是警察局長或者主管交通之類的官員這種極少數內線，內外夾擊。

[00:02:29] 這是共產黨做事的模式。從拉丁美洲到韓國，一直是從來沒有改變過的。內線一般來說只是極少數，比如說在警察局的內部官員中有一個副局長和幾個幹練可靠的人，像是陳毅和朱德當年在南昌發揮的那個作用一樣。大多數人是不穩定的中間派。極少數關鍵人物發揮的作用，要麼是在敵軍兵臨城下的時候瓦解軍心或者控制重要物資，要麼就是在關鍵時刻製造一些行政上的延誤，遲滯其他人按部就班的活動，製造出適合於暴動者奪權的內部局勢。這方面的情報只有暴力專家控制的精銳小分隊（就像是廣州公社裡面的那幾百人的突擊隊，頂多是葉劍英那樣的教導團，教導團真正的核心成員也是很少的）這極少數內線知道，大多數群眾發揮的作用也只是煙幕或者遲滯的作用。但是他們造成的結果可能是使正規軍（像雅加達的衛戍部隊和比較先進的海空軍）變得不可靠而無法發揮作用，然後必須從外省調集民團或者跟匪諜沒有關係的、甚至是哥薩克軍隊這樣的特殊部隊進京。他們的人數也不見得多，但是可能像是郭松齡事變中的吳俊升部隊那樣，在正規軍彼此都懷疑對方可能不可靠而陷入混亂的狀態當中，吳俊升率領的黑龍江馬隊被認為是不可能被匪諜滲透的部隊，因此它的幾百人迅速地扭轉了局勢。而數萬精兵則都要等到局勢已經明朗化以後才蜂擁而上地倒向勝利者一邊。通常是在從外省調來的可靠部隊迅速投入以後，原先遊移曖昧、相互猜疑的正規體制的力量才會真正運轉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勤王之師。大多數群眾在中間是添亂的。幾個關鍵性的要點就是，少數匪諜，少數暴力專家團體，外省的勤王之師和民團。通常首都或者幾個作為攻擊目標的、關鍵性的、事先滲透的要點，在這個緊要關頭會陷入相當大的混亂。而媒體則基本上對雙方來說都是起破壞作用的。

[00:05:17] 我可以編一個劇本。比如說，紅衫軍需要有許信良和施明德這樣的人在臺北的街頭露宿，在總統府門口露宿，偶爾發生一些小的暴力衝突和事件，但是這是群眾運動必然有的，沒有什麼明顯區別。一般的員警被他們騷擾得相當疲憊，而且他們也沒有能力分清楚具體的性質。漸漸就覺得，反正不會出什麼事情，我們也不能採取過分措施，還不如有空的話讓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反正說不定以後幾個月還要繼續加班，有機會趕緊回家休息，也不用太緊張，就是這麼回事了。然後在這種關鍵時刻，極少數暴力團突然進攻幾個地方，比如說重要的電視臺和媒體大樓這些地方。負責防禦的正規員警是採取鬆懈待命的方式，是很容易被他們搞定的。被他們搞定以後，臺北的混亂就迅速地蔓延到外省。他們習慣於中央集權，尤其是警政方面，是不習慣於服從地方而不服從中央的。於是，各重要城市的員警和交通自動陷於癱瘓。在這個時候，就需要有勤王之師和外省的民團來穩定外省的秩序。首都的動亂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等到外省的秩序穩定以後，少數精兵進京勤王。民團在自己的員警體系和正規的行政體系變得或者不可靠、或者實際上是癱瘓或懈怠的狀態下，跳出來維持秩序。外省的白色恐怖和進京勤王的部隊相互配合，平息叛亂。

[00:07:07] 一般來說，共產黨的失敗的政變都是這個模式。失敗的政變和成功的政變，關鍵就在於，一是保守的、像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所謂外省的秩序党和天主教農民，二就是像吳俊升這樣的勤王之師，兩者有一樣就足夠了。所以其實關鍵就在於，那種像西雅圖一樣本身已經非常腐敗的地方，如果沒有外郡的大量紅脖鄉村做支持的話，它是很容易垮臺的。1917年的聖彼德堡就是這樣垮臺的。再者就是中央集權和資源集中的程度。聖彼德堡和莫斯科落入布爾什維克手裡面以後，在外省農民的白色民團和勤王軍開始發作的時候，起關鍵作用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模仿德國形成的中央計劃經濟體系和以鐵路運輸為基礎的軍事調動體系。這使得擁有絕大部分兵工廠和鐵路設施的彼得堡和莫斯科兩京，能夠戰勝分散的、依靠馬匹作戰、依靠農民自帶乾糧作戰的白軍或者志願軍。但是在巴黎公社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當然，巴黎公社的時候也是依靠凡爾賽方面的迅速議和，使得普魯士方面釋放了法國正規軍，法國正規軍的加入迅速地扭轉了凡爾賽和巴黎之間的戰局。實際上，這就是對中央集權程度和民間自組織相對實力對比的一個測試。如果社會已經腐化到足夠的程度，那麼像西雅圖這樣的大城市已經占了絕對優勢，在它以外的紅脖是軟弱無力的，那麼政變就可以成功；反過來，如果絕大部分資源都掌握在外省手裡面的話，那麼政變是沒有辦法成功的。在印尼，起作用的主要是伊斯蘭教民團。在墨西哥和玻利維亞，起作用的主要是勤王的外省軍隊，而首都的員警和軍隊已經變得不可靠了。

[00:09:23] 主持人：可是臺灣有兩個在您說的玻利維亞或者中南美洲一般來說沒有那麼明顯的狀況。第一個是，臺灣的軍隊基本上是全國輪調的，所以它並沒有一個特定的地域性，而員警基本上會以在鄉服勤為主。在首都陷入混亂的時候，如果地方上的員警能夠在首都下達的命令遲滯的時候採取保境安民的態度，隔離首都跟其他地方之間的混亂，那麼即使在軍隊暫時癱瘓的狀況之下，是不是還可以有一定的反擊機會？假設在臺灣真的發生類似狀況的時候，您覺得在內湖的美國大使館會有什麼樣的態度？

[00:10:26] 劉仲敬：美國情報部門是可以像在印尼那樣做的。中央情報局和外省的穆斯林團體在1950年以後就有大量的合作，他們被美國人和澳大利亞人認為是“第三條道路”(Third Way)。所謂“第三條道路”，是既反對荷蘭殖民者和親荷蘭的買辦資產階級之類的人組成的自由黨、又反對蘇加諾的容共抗荷的國民黨和國民黨所收容的赤色勢力的中間道路。我們要注意，中央情報局的分局長蘭斯代爾(Edward Lansdale)在西貢實行的也是這種政策。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那部小說《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用諷刺的方式描繪過，最後在戴將軍殺人放火的時候陷入精神崩潰，堅決不肯相信我們扶持的民族民主力量和第三勢力居然會是這種人。那就是被腐敗的歐洲人嘲笑的那種人，滿腦子天真的清教徒理想，然後在第三世界找不出合適的代理人，就通過自己的幻想，把他們自己的代理人幻想成為他們想像中的樣子，最後精神崩潰。他們想尋找的代理人也是這樣。

[00:12:05] 但是在南越社會，他們遭到了失敗。除了地緣方面的理由以外，就是因為南越其實是前線。我們不能因為南越的失敗就認為南越軍隊不行。其實南越軍隊是東南亞最強大的，至少比馬來西亞要強大得多，而馬來西亞的軍隊基本上是扯淡性質的。南越之所以垮臺，是因為它集中了全世界共產黨的全力攻擊。也就是說，它以自身的犧牲保護了馬來西亞。但是我們還是得承認，湄公河三角洲和紅河三角洲的儒家宗族社會，顯然是比印尼、馬來西亞的穆斯林王公和伊斯蘭教士聯合會是差勁多了。民團的作用不在於戰鬥力很強，而在於它的土豪性質，它能夠使占絕大多數的外省人口人心穩定。然而湄公河三角洲的人心是極不穩定的，西貢城外的那些村子很難說是誰在主管的。

[00:13:05] 第一是吳庭豔費了很大力氣打掉的那些各種幫派老大，被他招安了一部分，打掉了一部分，勢力後來變得很小了，他們留下來的空間被越共佔領了。第二是西貢派來的政府官員，他們好像是很不牛逼的一撥人，每一次發生事變的時候都很容易被越共殺全家。很明顯，他們跟村民之間的關係是純屬行政方面的關係，是沒有血肉聯繫的，而跟本地的土豪之間多半是敵對關係，因為他們負有西貢政府派來的削藩使命。第三就是少量的共產黨恐怖分子和他們控制的5%～10%的人口，但是這5%～10%的人口能夠恐嚇大概50%的人口，使得大部分村落變成紅白莫辨的混亂地帶，西貢變成一個孤零零的大城市。

[00:13:53] 在印尼和馬來，情況就不一樣。穆斯林長老控制的鄉村，儘管他們的民團的戰鬥力顯然是不如南越正規軍的，但是共產黨從來都是極少數，有極少數土豪就足以抵抗他們。而西貢城外，儒家地主產生的那些土豪顯然是不能跟穆斯林社會產生的土豪相比的。因此，同樣是蘭斯代爾式的策略，在印尼是能夠生效的，而且發揮了很大作用。印尼軍隊本身也是由民團改編而來的。印尼軍隊首先就是荷蘭人產生出來的維持治安的民團。日本殖民主義取代荷蘭殖民主義以後，把民團數目大量擴充了，擴充得跟一支軍隊差不多。日本人撤出以後，這支民團就自動變成了國軍。他們的高級軍官在二十年前，自己也是民團，所以他們跟1965年的民團只是長輩和晚輩之間的關係，聯繫是很緊密的。

[00:14:55] 南越軍隊跟地方豪強基本上是蔣介石跟軍閥的那種關係，相互之間是敵人，互不信任的，而儒家社會能夠產生出來的民團又比穆斯林社會要差得多，這樣就決定了東南亞儒教社會的南越和穆斯林社會的印尼走上了相當不同的道路。西貢的政府基本上是依靠美國援助的武器生存的，能夠長期執政的派系必須是那種能夠保證美國武器輸入的派系。這樣，它的根就是朝外的，它的土豪性和地方性始終建立不起來。反過來我們再看臺灣。臺灣的問題就是，儘管理論上是地方自治，但是我估計，各市或者各地的員警實際上是中央系的，他們幾乎不可能在臺北陷入混亂的情況下主動維持地方秩序。但是美國在臺灣經營的深度是超過印尼的，所以它在軍內和地方上都有自己的代理人，這是它比印尼強的地方。相當於穆斯林社會的地方長老和民團，又是臺灣更接近南越而不像印尼的地方。

[00:16:19] 印尼不要說是在1965年，在1945年獨立戰爭的時候，乃至於1980年代專業集團和軍政府搞威權主義經濟開發的時代和現在，地方上的武裝力量完全是掌握在地方土豪手裡面的。理論上講，印尼是一個法蘭西式的中央集權國家。但是實際上，爪哇以外（即使加上軍政府的權力）是土豪的天下。無論理論上的行政關係是怎樣的，員警、民兵和外省的武裝力量總是掌握在當地的土豪勢力手裡面。當地的土豪勢力不一定跟爪哇人佔優勢的印尼民族發明家站在一起，也不一定跟政治態度比印尼民族發明家和爪哇人要政協得多、開放得多的印尼軍政府站在一起。

[00:17:13] 這一點是西方媒體搞不明白的：印尼軍政府代表著政權的解放，而爪哇人所主張的印尼民族主義代表著排外主義和政權的狹隘化。而民主選舉往往是有利於後者的，因為爪哇人口占絕對優勢，但是它產生出來的政權很可能跟外省高度敵對。而軍政府以其政協性質，通常是比雅加達的民選政府更樂意吸納外省亂七八糟的各派勢力的。例如，軍政府派到西伊裡安的軍隊一般來說都要挑選天主教徒，儘管在印尼軍隊中天主教徒是很少的。那是因為天主教是西伊裡安的主要勢力。在其他各島，五花八門的地方勢力跟各軍隊之間的關係，使印尼軍隊基本上是一個政協軍隊。

[00:18:02] 印尼有一個政治協商會議，還有一個實質上相當於民團政協的軍隊。印尼軍隊的作戰能力始終是極其差勁的。它的重要性在於（這個有點像泰國軍隊），它比點人頭算出來的議會更能體現印尼複雜的派系性。就像是，美國如果採取點人頭的選舉方式，那麼內地的小州就不可能接受美國，所有的選舉人都要掌握在加州和紐約的優勢人口手裡面了。印尼如果沒有軍隊和政協會議、完全依靠普選的話，情況也會是這樣的。加里曼丹的人口不多，但是資源卻比爪哇島要多得多。蘇門答臘的情況也是這樣。印尼如果失去了蘇門答臘的石油，那麼爪哇大量的費拉人口將無以為生。而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的派系、部落和地方土豪勢力能夠通過軍隊和政協融入印尼國家體系當中，但是由於地方大、資源多而人口少，在普選當中的勢力卻是微不足道的。

[00:19:11] 因此，印尼實行的理論上是中央集權制，而實際上則是土豪幕後分贓制。在土豪幕後分贓制之下，各地的民兵和員警是土豪傭酬功臣的工具。而雅加達派到外省的駐軍的主要任務不是國防，而是充當很像北洋軍閥的政治將軍。像是曹錕在長沙一樣，要負責跟長沙本地在譚延闓滾蛋以後的各地土豪搞好關係，否則他們有的是辦法給你使用地頭蛇手段。而你如果製造出向雅加達要兵的政治形勢，那就是你作為軍閥的失敗。在這種盤根錯節的格局之下，雅加達的政令是很少波及到外省的。紅色的遊擊隊很容易在局部地區站穩腳跟，但是基本上無法擴大，而且很容易被鄰近地區的土豪屠殺。

[00:20:07] 這種局面在臺灣並不存在。臺灣的中央集權化已經很深，形式上的地方自治並沒有改變中央集權的習慣。自治體產生出來的民選官員在基層社會沒有紮根。這就是為什麼鄉里長選舉總是派系佔優勢。這些派系要麼在形式上是藍營的，要麼就是在藍營垮臺以後大多數變成無黨派人士。他們跟六都的民選官員之間缺少土豪性的聯繫。後者跟在冷戰經濟騰飛中新興產生出來的無根中產階級的聯繫更為緊密。因此，臺灣的員警系統是可以用葉劍英的方式，用少數暴力團的集中攻擊和大批群眾的騷擾，在短時間內癱瘓的。

[00:21:01] 臺灣軍隊的情況比較像越南軍隊，它可能包含著大量的匪諜，可以實行暗殺和情報洩露的活動。但是由於軍事訓練和後勤補給完全掌握在美國人手裡面，臺灣軍隊像越南軍隊一樣是不可能背叛的，只是它在什麼情況之下、在多大程度上投入政爭的可能性的問題。到最後關頭，如果爆發真正的內戰的話，總是正規軍戰勝民兵。如果形勢發展到無法控制的程度，像墨西哥城的暴亂那樣最終由軍隊平叛的話，軍隊還是會掌握在美國人手裡面。但是那樣的話，場面會弄得極其難堪。最初的反應肯定是不要動用軍隊，讓事情按照紅衫軍的模式平息下來，但是真正發生的事情會比紅衫軍要嚴重得多。可以考慮到，會發生類似西雅圖的、在某些區域成立紅色公社諸如此類的現象。

[00:22:15] 主持人：另外就是關於排華。我們之前討論過美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排華，但是我們沒有討論過一個特殊的案例，就是緬甸的排華。緬甸有一個獨裁者，就是奈溫(Ne Win)。緬甸在1948年脫離英聯邦獨立以後，在1962年由出身緬甸獨立軍的奈溫發動政變。發動政變之後，他一直執政到1988年，新的政變把他趕下了台。看起來奈溫的政治生涯，從加入緬甸獨立軍以後，一直都是在跟共產黨對抗。雖然他出身好像是客家的中產階級，而且他發動政變之後馬上就開始了排華運動，處決了許多華人並逮捕共產黨員，但是他的政策和立場又很明顯偏向社會主義，是左派政黨。他會抓捕從英聯邦時期留下來的法官和其他所謂民主派的政治對手，包括像昂山素季這種人。廢除國會，建立革命政權，但同時在外交上又宣稱對中國、蘇聯和美國都保持距離。這樣，他的政黨是不是一個做得比較好的國民黨呢？它跟共產黨競爭相同的左派生態位，但是它有沒有擋住華人和共產黨聯合的滲透？看起來好像有。它的這個第三國中立的立場是不是口號，只是一個地緣政治的妥協手段？以奈溫這個人和緬甸這個國家的演變來說，它跟中南半島的其他國家（像高棉或者泰國）相比，有沒有什麼深刻的不同之處？

[00:24:06] 劉仲敬：奈溫的政策其實就是西哈努克的政策，如果不考慮他的國內形勢而只考慮外交的話。西哈努克之所以跟中國和越共結盟，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在國內鎮壓赤棉的許可證。這個其實也是貝奈斯在捷克實行的策略，但是捷克處於歐洲心臟地帶，這個策略沒有行得通。它能不能夠行得通，要看你自己的地位是不是足夠邊緣，沒有那麼重要。要看作為一個統戰性的人物，實行這種對內對外相互矛盾的政策，能不能獲得社會主義大國的許可。奈溫和西哈努克親王都認為自己的國民是不能夠認真抵擋蘇聯和中國的進攻或者滲透的。這一點大概也是對的。而緬甸和越南一樣，又有著漫長的、無法防禦的邊境。如果要發動一場越南式戰爭的話，緬甸甚至不能指望像南越那樣得到大量的資源，可能會更加經受不住。

[00:25:06] 奈溫發動的政變在另一個方面有點像是樸正熙的政變，在理論上是民主派的政治家證明議會政治沒有辦法維持寫在紙上的聯邦結構以後，站出來通過軍事獨裁來維持緬甸國家不至於解體（但是它跟韓國不一樣，韓國已經被劃在邊界的另一邊了，而它自己處在邊界的真空地帶）。所以，它建立政黨的方式跟國民黨不一樣，而跟樸正熙和金鍾泌是基本一致的。就是由軍人出發建立一個革新党，取代原來由政治家、部落長老和傳統土豪組成的政黨，用選舉舞弊和其他各種手段來維持這個社會主義綱領黨(Burma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但是它也可以改成民族團結黨(National Unity Party)或者任何黨，因為它實質上是沒有綱領的。它的唯一綱領就是政府黨，以吸納機制來維持政權。

[00:26:03] 緬甸是一個分裂社會，緬甸是建立在緬人對孟人的征服以及對北部各封建邦國的長期戰爭之上的。它像印度一樣，是由英國人統一起來的。仰光的佛教社會和外邦之間一向是分裂的。而英國人又依靠類似廓爾喀蠻族的外省蠻族軍隊來統治戰鬥力要差得多的仰光人。昂山和他的集團是靠日本人的支援建立起來的，在緬甸國內得到的支持是象徵性的，得到的敵人卻是非常徹底的。英國人留下來的殖民軍，那些由若開(Rakhine)或其他部落留下來的殖民軍，是堅決反對他的。而產生出他的那個仰光的佛教社會，對他的支持至多是半心半意的。所謂的民主派，包括今天昂山素季所謂的民主派，是各種亂七八糟勢力的一個大雜燴。除了跟軍政府存在著分贓意義上的不和以外，根本沒有什麼統一的綱領。而國際媒體很容易說他們反對獨裁，所以是民主派。其實他們的統治只能比軍政府更加混亂。

[00:27:10] 社會主義綱領黨體現的統治，其實就是西哈努克如果成功了就能夠獲得的那種統治。而西哈努克不能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和他的所有家族，包括現在的西哈莫尼王子(Norodom Sihamoni)和奉辛比克黨(FUNCINPEC)的拉那烈親王(Norodom Ranariddh)，都跟南越的保大帝(Bao Dai)一樣，心理上和生活習慣上是法國人，他們更願意在蔚藍海岸(Côte d'Azur)生活，很少願意回到自己的國家，並不是願意在自己國內親自率兵打仗那種類型的人。而朴正熙則是韓國的良家子，他是沒有辦法到外國去當寓公而不損害自己的社會地位的。在這一點上，緬甸軍人跟韓國軍人是有相似之處的。

[00:27:58] 社會主義對他們來說，跟斯里蘭卡改名為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一樣，是在紅色陣營看上去占上風而它無法防禦的情況之下採取的貝奈斯式策略。假如捷克不是兵家必爭之地的話，那麼貝奈斯的策略也許是會勝利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具有東南亞特色的芬蘭化模式，就是把自己的國家在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上交給東方陣營，以換取自己在內部的統治權能夠得到為了減低統治成本而願意默許這種狀況的蘇聯人和中國人的支持。尤其是在蘇聯、中國和越南內部的分歧正在日漸擴大、共產主義陣營不像是鐵板一塊的情況下，很容易利用他們的分裂，機智地維持偏安的局面。對於西哈努克這個奢侈品愛好者來說的話，他也可以驚喜地發現，他在北京可以得到藩王一樣的豪宅和豪華生活，甚至比巴黎的生活更好。緬甸軍方在鄧小平所在的時代得到的也是諸如此類的資源。

[00:29:10] 對於蘇聯和中國來說的話，維持這樣一個緩衝國的重要性比擴大疆土要重要得多。所以這種情況之下，華人就自然而然變成了犧牲品。而緬甸的華人，我們要注意，它是幾個不同集團湊成的。華人從來都是這樣。例如，越南現在那種把華人分成幾十個民族的做法，其實是類似於法國殖民時期根據客家幫、潮州幫之類的各自製造會館的方式。按照法國人的想法，這個顯然跟部落沒有什麼明顯區別，我們就按照對付綏靖部落的方式，分別任命你們的幫長作為我們的代理人來溝通上下就可以了。然後國民黨在短暫的佔領越南時期認為這種做法十分不像話，你們必須合併起來，建立一個中華會館。而且，像我們在緬甸和香港都習慣的那樣，該中華會館要負責支付國民黨的軍需。這使得他們十分頭疼，好在國民黨待的時間不長，這一段插曲就結束了，後來越南人又恢復了法國人的分類方法。

[00:30:15] 緬甸的華人最初是仰光負責給同盟會捐款的那批人，他們是由國民黨的黑社會組織控制的。英國人隔一段時間就要把他們的打手驅逐出境，因為這些打手的主要工作是去打別的不肯向他們捐款的商號。打手被驅逐出境以後，錢到底還是到手了。這些錢匯到香港，用來支持國民黨的革命事業。仰光的華人商會大體上就是處在這種狀態。在1930年代以後，他們也經歷了東南亞普遍經歷過的國共鬥爭，這個故事是非常單調的。但是另外還有一批土司性的華人，這批華人是封建性的酋長國，他們經常是同時向緬甸國王和大清皇帝稱臣納貢的。而且他們像客家人一樣有一套神話說，他們的祖先可能是某個明朝皇帝或清朝皇帝派來的人，而他們的臣民則不是，所以他們的血統更高貴一些，從封建主義意義上有資格統治這些臣民。但是他們統治的方式是封建主義的，而不是中華帝國所習慣的那種官僚主義的。

[00:31:28] 這批人在1920年代以前的辛亥時代是不被算做華人的。他們跟其他的酋長國一樣，是在英國的間接統治之下的，國民黨也沒有覺得有必要向他們征款。但是1940年代的統一戰線改變了局勢，使得他們跟香港土豪一樣被英國人納入了統一戰線。因為英國人決定支援國民政府，所以他們也必須支持國民政府。而國民政府在滇緬路時代就可以要求他們，仰光的華人給我們捐了這麼多錢，馬來的華人給我們捐了這麼多錢，你們怎麼不出錢呢？而他們不願意同時得罪兩邊的英國人和國民政府，也就漸漸開始捐錢，因此被動地被發明成為華人。但是他們手下的臣民到底該發明成什麼人，發明成景頗人還是其他什麼人，仍然是沒有定論的。

[00:32:23] 黎錦揚寫過一本書叫做《天之一角》，英文名字叫“土司和他的秘書”(The Sawbwa and His Secretary)，大概就是用美國化的視角去描繪那些土司的生活。一個在國民黨的大學裡面受過訓練的文藝青年，就是本來可能到國軍裡面當政治委員或者宣傳委員的那種人，跑到土司身邊去負責當他的中文秘書。後來又有毛澤東派去的一個政治煽動家跑到那裡去。事實證明，他們兩個人都鬥不過當地的佛教寺廟以及和尚。這些人的封建勢力，除非用吳庭豔或者蔣介石那種削藩手段，是沒有辦法打掉的。

[00:33:14] 在抗戰迅速轉移為冷戰的時期，他們的政治立場就變成一個經典的民族發明學問題。如果他們把自己發明成為華人，那麼在鬆散的緬甸聯邦當中，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不接受英國人撤退後的緬甸中央政府，實際上當起土皇帝來。而且還可以在中國勢力達不到的時候通過邊貿或者諸如此類的手段，通過國軍在抗戰時期留下來的剩餘物資或者共軍在朝鮮戰爭時期留下來的剩餘物資，使自己迅速強大起來，變成軍閥當中的優勝者。但是這樣做的不妙之處就是，在邊界沒有被勘定的情況下，緬甸人可能覺得太麻煩，索性就認為，你說你是華人，就把你劃給中國，然後你接下來就要倒楣了。也可以根據他們臣民的語言和習俗，比如說我的臣民就是中國所謂的景頗人，那麼我也是緬甸所謂的克倫人或者克欽人之類的，然後你就會變成今天緬甸人所謂的“民地武”——民族分裂主義的地方武裝勢力的領袖。也有的反應比較遲緩，最後就被動地被人拉進了這一方或者那一方。

[00:34:22] 國民黨李彌的孤軍撤退到緬甸以後，就從主動或被動發明成為的這些酋長當中撈取了大批的鴉片、硬通貨和物資，用來支援它的反攻基地。當然，這個基地像是李定國的南明皇帝一樣，肯定是苦於稅源和人丁不足。而他們本著固有的想法，認為可以用我們先進的編戶齊民技術來統一統一你們這些土司。我們已經有了一批熟番，現在可以同化和統戰一下生番，漸漸把自己的統治基礎擴大一下，建立起一個成片的海外基地。這方面的活動引起了其他軍閥的反感，使緬甸軍隊和國民黨的孤軍打起來，引起聯合國干涉，使他們不得不撤退到泰國去，使當地的衝突暫時平息下來。

[00:35:17] 但是他們也留下了一批遺產，就是一批實際上是國民黨外藩的土司集團。緬甸人滿足於把國民黨孤軍趕走，以後照樣是沒有辦法去平息真正統治當地的任何一方，只是滿足於像現在他們仍然做的那樣，用挑撥和合縱連橫的手段，用支持一派打另一派的手段，使任何一派軍閥都沒有辦法坐大。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國民黨系列的華人土司一直倖存到九十年代。我想，王炳章之所以跑到那裡去，恐怕就是看中了他們，他的心目中大概有一種陳近南的天地會依靠南洋華人反清複明的故事在。這一點也使得共產黨不得不運用克格勃對待上海東正教社會的同樣手段。你不管是不行的。哈爾濱和上海是白俄志願軍的反攻基地。你不打他，他也要打你。彼此之間是你死我活的關係。他們跟英國人和日本人還好一點。所以，必須滲透入緬北去參加軍閥混戰。

[00:36:24] 軍閥混戰是很簡單的。我解放軍派一些人力、物力、武器來支持你，扶持親我的軍閥來打擊反我的軍閥，在沉默而殘酷的軍閥戰爭中間消滅幾支親國民黨的土司勢力。所以在最近二十年的軍閥戰爭中間，外界不大覺得，實際上國民黨系的華人土司有很多都已經被滅門了。而國民黨又表現出很像是南明的那種傾向，要錢的時候是很積極的，但是對於給錢的人施加保護這方面則是非常像南宋或南明一樣，是極其沒有出息的，基本上沒有能力保護他們。例如，共產黨在洛杉磯對洪門那些親國民黨的堂會採取的是軟辦法，因為有聯邦調查局在，所以他們不敢造次；在緬甸，他們就直截了當地用殺全家的手段了，基本上清除了緬甸華人的封建勢力這一支。你也可以看出，華人其實是很虛的一個大帽子，底下是什麼事情都有的。

[00:37:36] 仰光商會這些人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大城市費拉這種華人。他們跟本地社會和封建土豪不和，而且被打壓。在國民黨失勢以後就很輕而易舉地被共產黨統戰過去，然後又變成排華的對象，他們的商業和財產受到了很大損失，像東南亞正常的情況那樣。然而在文革結束以後，共產黨的外交轉向實用主義以後，共產黨變成了不像美國和日本那樣挑剔人權的合作夥伴以後，他們的地位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但是他們始終是在控制使用的狀態之下的。而封建意義上的華人勢力，有一部分其實跟自稱華人的人不一樣，例如像果敢人之類的，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把自己發明成為其他獨立的民族。有些也是出於類似的原因，其實本身不一定（假如華人有任何血統的話）跟明太祖帶來的江南人有任何關係，但是很有可能反而把自己發明成為華人。

[00:38:38] 但是這種被發明的華人當中，現在大多數都是屬於像彭家聲這樣的紅色軍閥勢力，或多或少地依靠滇緬邊境的毒品走私或者其他類似的邊貿抽取油水。中國對他們有很大的影響是因為，在西方的武器禁運之下，中國武器的輸入能夠改變當地的軍閥生態。而中國（注意，這是明清對長城口岸的傳統做法，也是林則徐他們準備用來對付英國人的手段）用開放邊境貿易、把某些貿易特權交給軍閥頭目或者在緝毒方面給予事實優惠的方式，來支援或者反對某些軍閥勢力，使得這些地方的軍閥有一些是紅色勢力的代理人，有一些至少是出於實用目的而願意跟中國勢力周旋的，而真正的反共勢力是極少的。因此在這些軍閥和封建勢力當中，也出現了（但這是在1990年代以後才出現的）早在1960年代就在仰光的費拉華人當中出現的那種基本上華人等於共產黨代理人或者至少是共產黨同情者的現象。

[00:40:00] 像緬甸的軍政府，它的情況不那麼單純。除了緬甸的核心區以外，基本上是封建地帶，中間可能嵌套著一個像1960年代經濟起飛的小韓國的結構。他們在這個結構中間，對外推行西哈努克政策，對內推行樸正熙政策。主要的野心是，在緬甸聯邦的框架之下實現蔣介石的偉業，將事實獨立的、按照地理面積來講占緬甸一半以上的那些軍閥地區和封建地區消滅掉。最終利用外交上的手段達到目的，例如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矛盾。

[00:40:38] 他們的做法是機會主義的。他們並不真正支持中國，也不真正支持西方，而是要看誰能夠更多支持他們削藩的事業。例如，他們的鎮壓活動被西方認為是反民主的，那麼他們就要更多依靠中國的支持；如果他們的削藩事業觸犯了中國支持的軍閥勢力，那麼他們又要以民主的名義去尋求西方的支持。但是他們本質上講是一個懷有大緬甸主義夢想的蔣介石集團，他們的所有經濟措施和政治措施都是服務於這個目的的。他們已經成功地擴大了自己的統治範圍。而遷都這件事情也就等於是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南京一樣，是他們削藩事業的一個重大成就，但是離獲得勝利還差得很遠。

[00:41:23] 在這一方面又可以看出，緬甸佛教社會在組織度上、以及法統對多元性的容納度方面都是次於伊斯蘭教社會的。例如，號稱中央集權的印尼，在它實行軍事獨裁的時期，對於消除外省的藩鎮勢力（包括西伊裡安的基督教勢力）一直是毫無興趣的。如果說爪哇的穆斯林費拉有點像皇漢的話，那麼他們很有理由認為印尼軍政府是一個打壓皇漢、偏袒少數民族的政府。但是在伊斯蘭教的法統當中，確實是缺乏要建立官僚主義中央集權體制、把部落和藩鎮統統統一起來的衝動。在伊斯蘭教理論中的正統政權當中，明顯是包括著眾多封建勢力的。

[00:42:17] 例如，在西遼在河中建立政權的時候，傳統的伊斯蘭教國家都認為它的政策過於郡縣化。其實按照中國標準來講，它也只有王畿河中府編戶齊民七萬人，其實外地還是藩鎮。但是這種做法按照穆斯林封建主義的傳統來講已經是不能容忍了，所以塞爾柱蘇丹才要打他們。塞爾柱蘇丹國實行的突厥和穆斯林的封建主義，傳統上就是，有功的將領或者土豪應該能夠得到相當於小王國的待遇，而這些小王國在機會適當的情況下是能夠取代大的蘇丹國或者至少能夠分疆裂土的。

[00:42:57] 這種做法在穆斯林社會是正常的，所以馬來人能夠維持英國人的聯邦，印尼始終認為政協式統戰、封建土豪和部落政策跟伊斯蘭教教義毫無矛盾。而以儒教為主、佛教為輔的越南則堅持要推行削藩政策，使得西貢以外的土豪被打倒，為共產黨的擴張提供了空間。以佛教為主的緬甸也有強烈的統一衝動。如果從對地方土豪的容忍度的角度來看，那顯然是基督教高於伊斯蘭教，伊斯蘭教高於佛教，佛教又高於儒教。而緬甸的社會也呈現出這種狀態。

[00:43:44] 緬甸現在的軍政府雖然已經獲得了很大勝利，但是從基本的力量對比來講，他們要實現蔣介石的目標似乎仍然是近乎永遠不可能的。在他們能夠實現這些目標之前，要麼是資源用盡了，要麼就是相應的地緣和國際形勢會發生變化，使得他們功敗垂成。所以按說的話，英國人留下來的這個倉促構成的緬甸聯邦將來也是要分裂的。但是它的分裂不會像是印度那樣比較接近于英印帝國。印度可能發生旁遮普式的那種小規模暴力事件，但是最終會成長出一些比如說錫克教國家或者濕婆教國家之類的繼承國。而是可能會以暴力和內戰的方式形成長期軍閥混戰。

[00:44:36] 主持人：最後我想要跟您請教關於最近土耳其的狀況。前一陣子土耳其又再度讓聖索菲亞大教堂從一個與宗教無關的博物館變回清真寺。您曾經講過土耳其的民族發明過程。土耳其的總統埃爾多安是不是想要再走回泛突厥主義，或者是他突然想要當伊斯蘭的哈裡發了？不管是他選擇什麼樣的路線，這都會衝撞基督教的勢力，而且對俄羅斯的南方政策會造成影響。我們現在看到，美國在中東慢慢撤出，把中東的這些勢力交給它的代理人，確實現在中東有很多國家開始在爭取美國秩序代理人或者地區性強權這樣的角色。中亞的土庫曼、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和部分的哈薩克其實都是屬於突厥系的。蘇聯系的勢力撤走以後，最適合填補空當的是不是就是同樣屬於突厥系、也是伊斯蘭教的土耳其呢？會不會因為這樣的統戰需求，才需要讓土耳其現在更改凱末爾定下來的世俗化立國的建國國策？

[00:45:47] 劉仲敬：凱末爾的國策，我們要按照不同層次來分析。凱末爾主義可以說是僅次於彼得大帝路線的第二號路線。它們的根本弱點就是，它們跟自發秩序是矛盾的。引進西方文化和技術的那個先進的集團，很難避免變成一個官僚精英和國有企業的核心集團。這一點並非是創始人所希望的，但是卻是形勢發展所不可避免造成的。彼得大帝制造西方企業的結果就是，大大地增加了俄羅斯帝國的財政收入。但是這個財政收入很不幸並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是通過俄羅斯的西方化實現的，而是通過壟斷實現的。他引進的是俄羅斯本地沒有而西方有的企業，但是只有在最初幾年才能維持西方的技術水準，以後就不可避免地要瓦房店化。或者西方畢竟發展得更快而你發展得更慢，你引進的技術在當時是先進技術，二十年以後就變成落後技術了。

[00:46:54] 而主持這些國有企業的俄羅斯官員完全不像是西方的企業家那樣有改進技術的動機，他們所依靠的是關稅和壟斷這兩個偉大法寶。我們雖然沒有西方先進，也並沒有什麼動力去趕上西方，但是我們對廣大的俄羅斯農民是足夠先進。你們還沒有買過洋貨吧，我們這些半洋貨也就可以滿足你們的需要了。同時我們封閉市場，不讓西方企業進入我們的市場，然後我們可以任意定價，刮你們的油水。實際上，這等於是一種間接稅的徵收手段。俄羅斯帝國的財政擴張依靠海關和國企，早在社會主義這個詞產生之前就產生了。

[00:47:37] 我們要明白，今天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很多特點，在馬克思時代的社會主義當中還沒有，是在社會主義者在落後國家掌握政權以後漸漸融入到社會主義當中去的。最初十九世紀社會主義的各派系，給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無政府主義者。無產階級企圖向資產階級一樣掌握自治政權，然後因為財政上的因素而迅速垮臺。他們的實驗總是維持時間甚短。而財政上能夠維持社會主義，其實就是彼得大帝這種類型的，以國有企業為中心，排擠私人企業。

[00:48:18] 這當然要損害俄羅斯原有的土商人。於是，在西方構成社會進步的兩種力量，在俄羅斯就分裂開來。俄羅斯的真正的民間企業家往往是被彼得大帝迫害的分裂教徒，為什麼？因為他們作為政權的潛在敵人，不能夠有任何希望在政權中搞到一官半職或者得到政權的保護，所以他們只能靠自己。而俄羅斯帝國又不是像共產主義那樣能夠什麼都管到的政權，只能靠自己做生意什麼的，結果他們反倒有比較強的企業家精神。但是他們在技術上是落後的。他們是俄羅斯真正的、哈耶克那種意義上的自發秩序的代表人，但是俄羅斯社會本來就相當落後，意識形態本來就是東正教的。“沙皇是敵基督，彼得堡的貴族是歐洲人的代理人，壓迫我們東正教徒。”他們產生出來的都是土法煉鋼那些技術，跟歐洲技術沒法相比。

[00:49:19] 而彼得堡的官僚企業儘管毫無技術創新的動機，但是他們可以引進。我們是西方國家承認的俄羅斯帝國合法政府，我們隔幾十年派一個代表團，像彼得大帝那樣到西方去取經。再請一批洋務顧問過來，請一批荷蘭人、英國人和德國人的工程師過來。我們有國家預算支持我們的技術引進專案，我們可以在技術上碾壓你們這些民間企業，還可以用政策來壓制你們。我們純粹是官辦企業，一點都不自由，但是我們有先進技術。

[00:49:53] 民間的企業，代表人民勢力的這邊，沒有先進技術，在技術上處於落後狀態。多數人民的心往往是反西方的，而西方國家不可能支持這些反西方的勢力。而親西方的勢力則是官僚壟斷集團的代理人，西方國家又覺得你他媽的太專制。但是反專制的力量又是反西方的力量。要反專制就要反西方，要親西方就要支持專制。這是十九世紀西方和俄羅斯關係的主旋律。

[00:50:21] 凱末爾主義以另一種形式重演了這個模式。親西方勢力是專制的，民主勢力是親伊斯蘭和反西方的。因此，土耳其軍方和民間產生出來的親伊斯蘭的民粹政黨之間的政變和反政變的鬥爭，是凱末爾的共和國的一大特徵。而親西方的精英急於加入歐盟，結果為了加入歐盟而放棄了自己的政變權力。否則的話，埃爾多安早已經被政變推翻了。而放棄政變權力的結果就是，他們自己反倒被埃爾多安清洗，使得西化精英的最重要的堡壘——軍隊堡壘變得不復存在了。

[00:51:05] 但是埃爾多安跟1960年被土耳其軍方推翻(1960 Turkish coup d'état)的土耳其民主黨一樣，他的支持率通常也就是50%多一點。正常情況下，親西方的精英集團能夠拿到四分之一左右的選票，反西方的民粹主義集團能夠拿到50%左右的選票，少數民族集團和其他中間派集團能夠拿到另外25%的選票。在政變把親伊斯蘭勢力壓下去的時候，機會主義者出來領導的反伊斯蘭勢力的聯盟大體上可以按照比較正規的選舉方式獲勝，取得幾屆；但是政變的威脅過去以後，伊斯蘭勢力又會回來。

[00:51:50] 伊斯蘭勢力回來以後，他們又要像埃爾多安一樣做。因為他們在選舉當中的基礎也是不穩定的，君士坦丁堡和沿海各地始終堅定不移地反對他們，所以他們很想通過選舉舞弊和鎮壓的手段使他們的勝利永久化。埃爾多安當總統而不當總理，就是這種努力的體現。但是由於他們在選民當中的基本盤沒有什麼變化，所以根基仍然是很不穩定的。去掉了軍隊的結果就是去掉了政變，而埃爾多安的支持率仍然不穩定。即使是忠誠的支持者，過了幾屆以後也會厭倦。在今後的選舉中間，也許更加激進的集團認為你沒有實現他的理想，可能會分裂出去建立更加伊斯蘭化的小集團。另外，機會主義的同盟者，像厄紮爾(Turgut Özal)的祖國黨這樣的集團，可能出於投機的目的或者出於政治分肥總會有的那種談不攏的格局而分離出去。然後拼湊一個選舉聯盟，任何反對黨聯盟都顯得很民主，破壞你漸漸失去吸引力的統戰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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