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95 @ 20200701 香港民族存亡論

[00:10] 主持人：美國國務院在今年6月24日發表2019年度反恐形勢國別報告，裡面提到香港的部分指出：香港去年沒有發生任何恐怖攻擊事件，但是香港和中國的當局錯誤地將民主示威定性為恐怖攻擊。美國國務院在這個報告裡面，反駁中方對於香港示威的這個所謂定性。您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是：(26 Jun 2020)“如此明顯的暗示，你們還等什麼？難道指望宗主上國拿附庸下國當baby侍候？愛爾蘭人從美國得到的方便也不過如此。詹森總統曰過：如果你們這樣都拿不下來，那就乾脆別玩了。”您之前建議香港愛國者趕快展開軍火走私生意：(28 May 2020)“將前線推到比你更窪地的遠方，才能改善你的安全。鬥爭在滇軍和粵軍、漢口英租界和上海自由市展開的時候，香港才是安全的。”“這才是真香港原住民的傳統謀生技能。”但是即使是現在這個時間點，真正從事港獨運動的參與者都還沒有這種覺悟，真正從事走私軍火的香港人又沒有這樣的政治嗅覺。請問一下，您認為要如何弭平這兩者之間的鴻溝？

[01:20] 劉仲敬：死人不夠大概是不行的，只有淘汰到原來那一批人以後才行。一般來說，演化性的變化是依靠滅絕來實現的。要改造一個生物體是很難的，但是滅絕原有的物種、用新的生物來佔據原有生物的位置則是很容易的。後者通常意識不到他在幹什麼。別的不說，像毛澤東這樣的人都沒有意識到他在幹什麼。他只是出於短期投機的本能，嘗試性地投機。同時，也跟他的政治直覺有關，他大體上知道虛的東西是不頂用的。例如，在陳獨秀他們爭論不要跟國民黨聯盟的時候，他知道錢和槍在國民黨手裡面，所以立刻就找出理由，自己搶先投到國民黨門下去了。然後在蘇聯決定使用武力的時候，他又搶先回應，要根據蘇聯的意思來搞武裝鬥爭。這都是符合他原有的政治直覺的。你如果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講，就會以為他一會兒從極左跳到極右，一會兒又從極右跳到極左。其實根本不是。他如果有什麼是極端的話，他是極端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任何情況下，哪怕是在湯薌銘和蔡松坡的時代，他也始終是鄙視空洞的理論，而堅決支持那些更實際的、更能掌握權力和利益的手段。這是他一生不變的特點。江湖人就需要有這樣的能耐才能夠生存下去。

[02:50] 而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們即使是成功了以後，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們實際上是在賭強力集團不會對他們真正動手，而這件事情是完全不由他們本人的。所以實際上，他們是在充當政治上的一個不大值得羡慕的角色，這個角色在生物學上叫做實驗品。實驗品能夠成功還是失敗，能不能倖存，跟他本人做了什麼或者不做什麼、做對了什麼或者做錯了什麼沒有關係。即使偶然做對了或做錯了什麼，那也只是碰巧，瞎貓碰上死耗子而已。唯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面對的那個強力集團是不是處在可以使用鎮壓手段的狀態。如果是，那麼他們怎麼正確都沒用。所以，像胡平他們搞的那些各種社會運動之類的技術，其實是全都不相干的。如果有人在韓國或者其他什麼地方成功了的話，那也只是碰巧。在不具備這種條件的情況之下，你其實就是去送人頭的。其實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的，如果你居於弱勢地位的話，你是很不願意承認你做什麼或不做什麼是不影響局勢的。如果毛澤東待在希臘或者羅馬尼亞的話，他也照樣不承認。起主要作用的是一個生態性的演化。

[04:21] 華化以後的香港，是香港能夠取得現有地位的關鍵，但也是香港現在產生不出靠譜的愛國者的主要原因。華化是1940年現象。直截了當地說，它是抗戰統一戰線或者說是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香港特殊情況下的體現。1940年以前的香港是像李福林和陳廉伯這種人的天下。陳廉伯在廣州被孫文打敗以後，他就一溜煙跑到香港，過不了幾年又重新當上董事了。他這種人被擠掉，不是被他的敵人擠掉的，而是被英國自己也產生的抗戰統一戰線擠掉的。在1940年以前，香港跟廣州的區別仍然是不大的，所以像李福林這種人在廣州失敗了以後都會跑到香港來。而香港土豪基本上就是像他這種人，他們平時幹的也就是類似在廣州附近的水道上收保護費的活動。如果你按照張作霖的敵人把張作霖打成土匪的那種方式來看的話，這種收保護費的團體就可以叫做胡匪了。在滿洲，這種組織就被叫做胡匪。但是李福林因為重要性不如張作霖，所以很少有人說他是匪。而且因為他被粵軍收編了，所以大家也就不提這些事情了。其實，如果沒有被收編的話，他即使在南粵也會被稱為是土匪的。

[05:55] 當然，更多的就是從事走私的各種團體。我們要注意，香港和大連是遠東的兩個主要自由港。而之所以變成自由港，有一個客觀的原因，就是像阿禮國所說的那樣，80%的人都在走私，想要用海關管住他們事實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還不如大方一點，索性開放一個自由港好了。香港開放自由港，大量吸引了廣州的走私販子。清國在廣州和拱北這些地方設立了兩個海關，儘管當時清國收的關稅也是很低的，但是比起香港的自由港來說還是不能相比。這把大量的走私販子趕到了香港，而香港的走私販子則是粵軍各部的基礎。粵軍的槍和錢都是從香港和澳門來的，主要是從香港。沒有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土豪的民兵正規化就會很難轉化。反過來，國民黨在粵東的鎮壓活動，實際上是把陳炯明時代的土豪一大批趕到了香港來；另一批，像李福林這樣的人，就掛了一個國民黨的牌子，被收編了。兩者之間的聯繫並沒有斷。

[07:12] 香港這時候社會上沒有多少有文化的人，香港大學和漢語課程剛剛開始。大多數人並不會講漢語，大多數人是不識字的，會講粵語，有的還會講一點英語，基本上是口語。買辦像什麼呢？他們不是像八十年代鄧小平恢復高考以後，從初中開始學英語、學了一輩子、只會看不會說的那種大學生。他們是這種大學生瞧不起的人，在深圳和其他口岸或所有城市的黃牛，倒賣外匯券的地下販子，那些服務小姐和服務生。他們根本就沒有念過兩句書，一般是初中還沒有畢業。如果初中畢了業的話，他就有可能找到正式工作了。是找不到正式工作，才到那裡去混。但是那些妓女和走私販子之類的人物說得一口流利的口語，是大學教師和學生們結結巴巴的英語無法相比的。1920年代以前，香港人說的英語就是那種。他們大多數人其實根本不認識英文單詞，但是他們說得一口英國水手和英國走私販子能夠聽得懂的英語，同時也說他們自己人能夠聽得懂的粵語。要讓他們寫漢字，他們寫不出來，因此會被鑒定為文盲。寫英語也同樣寫不出來。

[08:32] 就是這些人，產生出來了土豪和走私販子。但是他們卻發了很大的財，建立了無數的走私團體。香港和廣州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堂會之類的組織。傳說中的霍元甲和黃飛鴻這些人，其實都是那些堂會當中的一部分。在這個到處都是野蠻的走私販子和武裝團體的世界之上，產生出了省港大罷工時期的暴力活動。這些暴力活動，使得省港大罷工的十萬工人在香港無法立足。他們被為數甚多的、像莫家以及逃亡地主和幫會這些人組織的民兵壓得站不住腳。而英國人幾乎沒有做什麼，英國人只是驅逐出境了幾十個人而已。他們甚至沒有在香港徵兵。香港的軍隊和員警基本上是印度人，也沒有任何動作。只是出現了這一批由香港土豪（這時候的香港土豪還很難說跟南粵土豪有什麼區別）組成的民兵，把國民黨的人馬從香港擠了出去。直到李福林在蔣介石1935年吞併南粵以後逃到香港的時候，這個基本格局沒有什麼改變。這時候的香港不是香港人的城市，而是粵人的城市。像李福林和陳廉伯這樣的南粵逃亡者來到香港，他們不覺得自己是逃亡的人，他們只是覺得自己來到了南粵的另外一個城市。這時，既沒有作為香港的香港，也沒有作為白華城市的香港，只有作為眾多粵人城市當中唯一自由的城市、作為粵人避難所的這樣一個香港。

[10:20] 這樣一個香港銷聲匿跡，是在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英國和蔣介石政權聯合起來對抗日本的時代。這時候，導致了白華和赤華的大逃亡。今天大家已經基本上忘記了，1940年代的香港比桂林和重慶更是共產國際的一個主要辦事基地。上海和香港一方面是連接遠東和北美的通道，饒漱石這些人從美國共產黨那裡回來就首先是從這裡經過的；同時也是連接南洋的一個通道，像華商報和南僑日報的饒彰風這些人就是在這個時期活動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書中描繪的那種把南洋的粵人、閩人和其他人發明成為中華民族的工作，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的，在1945年才正式獲得成功。在這以前，在越南、爪哇或其他地方，一般來說存在的是各式各樣的幫會。福建人有福建人的小學，客家人有客家人的小學，廣東人有廣東人的小學。他們自己的幫會很可能還是更細化的，廣肇人是一個集團，四邑人又是一個集團。他們彼此之間的集團級別不高，但是相當頑固。國民黨利用抗戰的機會，建立了中華總會和華僑總會這樣的機構，背靠領事館，企圖把所有這些團體都發明成為中華民族。領事館就像一個太上總督，華僑總會就像一個准政府，內部設有各種委員會。它的文教委員會就等於是中華民國教育部在南洋的延伸，要派出他們的督學，在外國人的土地上把各學校重新整頓一下。

[12:29] 但是，國民黨像它在所有的地方一樣，它沒有足夠的人。它製造一個架子，然後招聘教師和人員的時候，它就發現沒有充分的國民黨人來做這些事情。就像是它在滿洲或者山西所做的一樣，它就利用抗戰統一戰線招聘了很多共產黨員。犧盟會人手不夠怎麼辦？我們敬愛的周恩來同志在武漢正在給你們訓練人手。於是就通過香港，大量給他們訓練人手。南洋的赤化就是在這一時期展開的。然後在國共決裂時期，國民黨又企圖把他們趕出去，但是並不總是很成功。於是，白華和赤華的對立就彌漫了上海、香港和整個南洋（從政治上講，上海、香港和南洋是一個區域，因為它們是按照同一個方式展開的）。是國民黨在那裡發明中華民族，又沒有人手。然後在發明中華民族的過程中間，共產黨十分靈活地表示我們也是中華民族，於是就自己摻了進去。國民黨發現上當以後又企圖把他們趕出來，於是就發生了紅白分裂。紅白分裂在1945年正式爆發，把上海、香港和南洋的華人社會一分為二。這個華人社會其實還處在正在整合下面的粵人和閩人社會的狀態當中，整合的痕跡還沒有幹，各個小學還是剛剛才合併起來，但是他們的上層人士已經是中華民族的白黨和赤黨了。在這個時期，像李福林他們那些原先粵人的上層人物被擠掉了。陳廉伯本人是在抗戰時期逃離香港的時候淹死的，但他如果沒有被淹死的話，1945年以後回到香港，也會發現他的位置已經被這兩方面的人搶佔了。

[14:21] 接下來，經過短暫的鬥爭，進入冷戰初期。冷戰初期是一個劃分邊界的過程：淪陷區這一邊，不屬於共產黨的勢力一個一個被打倒；對面的這一邊，屬於共產黨的勢力一個一個被打倒，相繼分批次地返回到華僑農場。在這個時期，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根據冷戰經濟學，在李嘉誠辦塑膠花廠的那個時代，進入經濟騰飛階段。進入經濟騰飛階段和剿匪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驅逐共產黨才阻止了像省港大罷工這樣的活動，製造了一個穩定的廉價勞動力市場。直截了當地說，可以直接或間接為以美國軍隊為主要消費者的這個市場提供勞動力和產業。那時候的香港是一個製造業基地，儘管是比較小的製造業基地，但是跟韓國和馬來亞是沒有什麼區別的，跟臺灣也沒有什麼區別。他們製造出來的產品，實際上直接或間接都是為美軍和美國市場服務的。一個穩定的勞動力市場和英國主持的教育體系，漸漸地把底層基本上是粵人、從事走私貿易和各種傳統江湖活動的大量勞動力吸納到血汗工廠當中來。由於害怕共產黨滲透的勞工運動，儘量使他們變成廉價勞動力，同時普及了教育。這些人的子孫，就是今天的香港中產階級。這些人在被馴化的過程中間，創造了亞洲四小龍，同時也解除了他們原來的不入流的部落武裝和江湖武裝。

[16:07] 在這個階段，底層社會和上層社會都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上層社會是白華和粵語文化；底層社會則是，本來占壓倒多數、屬於粵人原始部落的那些力量，漸漸被馴化為血汗工廠的力量而解除了武裝。沒有解除武裝的力量，反而是本來控制不了粵人社會、但是在朝鮮戰爭以後淪陷區完全被封鎖的時候只能依靠不合法的走私貿易維持自身生存的親共黑社會勢力，就是今天香港的“黑幫也愛國”這種現象。以前主持廣州和香港走私貿易的就是陳炯明和黃明堂他們那些底層，現在就是霍英東他們那些人。淪陷區掌握在共產黨手裡面，跟淪陷區打交道的人大體上是赤化分子。而所有的非共產主義勢力，則由英美給提供了出路，你們可以走上中產階級社會上升的道路，變成亞洲四小龍，因此解除了自己的武裝。1997年的香港，地下黑幫和走私貿易者主要是親共勢力。再加上1967年以後的鎮壓，把親共勢力鎮壓進入地下。1997年以後，原先跟著英國走的費拉資產階級轉向了新的主人，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費拉，他們是擁護一切掌權者的；原先屬於黑幫的那群本來就是共產黨的人，含淚愛國，在地下党的指揮下支持了他們原有的敵人；中間剩下一個人口眾多、看上去非常現代化、卻完全沒有武裝力量的香港中產階級，這個香港中產階級最初指望英國撤出以後共產黨真的給他們民主，使他們不用武力就可以得到政權，然後在他們失望以後變成了現在的香港民族。

[18:10] 香港民族產生，實際上是1960年以後的事情。在1960年以前，香港的基礎社會就是南粵社會，上層是白華和紅華。然後香港民族產生以後，上層和下層同樣都變成了中國人，而中產階級則變成了香港人，最後造成了現在的局面。現在香港的中產階級不肯使用武力和沒有武力，原因就在這裡：他們是被解除武裝的那些人的後代。在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的地位完全消失以後，因為香港在中國開放以後失去了它的廉價勞動力和製造業基礎，這個製造業完全流入淪陷區內地，構成了東莞和中國奴隸勞動的基礎，以後的香港變成了一個看上去高端、但是底部被蛀空的空心化的金融和轉口貿易港，大多數人依靠金融服務業和其他服務業為生，這個生路隨著香港獨立關稅區的消失也就會完全消失。我們要注意，香港遊行示威的主力（根據不割席的原則，不對他們的民主派和獨派進行嚴格的區分）是居住在高上社區、支付高房租的高檔服務業就業者。他們不是業主，因此不是土豪，但是他們是生活水準很高的一群人，他們支付極高的房租，習慣於高檔的生活方式。這些人最適合的前景就是移民到英語國家去。他們會落到印度人後面，因此子孫後代也不會幸福多少，但那是他們不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香港作為金融港口和轉口貿易港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中國已經下定決心用海南和上海來取代他們。雖然這事不能成功，但是香港的死亡已經註定了，未來的香港沒有他們掙大錢的機會。遊行示威這種中產階級習慣的鬥爭手段，對付共產黨是毫無意義的，只會使他們自身變成犧牲品。

[20:23] 他們的用處，就是利用他們的階級身份。任何傳媒都有無形的階級鬥爭觀念，儘管他們自己不肯承認。什麼叫階級鬥爭觀念？康拉德·洛倫茲(Konrad Lorenz)曾經有一部書叫做《攻擊與人性》(On Aggression)，他曾經說過：你可以嘗試一下，撕碎一個萵苣，撕碎一隻蜘蛛，殺一隻老鼠，殺一隻兔子，殺一隻小狗，殺一個嬰兒，試試看你內心的抵抗力是不是完全一樣的。這種無形的注意力和抵抗力的不同，就是階級性的體現。有些人對你來說是下意識地就引不起你的注意力的，你覺得他跟你毫無關係，這就說明他跟你沒有階級共同性；有些人好像死了一個或兩個就不得了。左派和右派都是這個樣子的。左派號稱世界大同，其實他們只不過是把別人比較有意識的階級意識壓縮到了潛意識層面。香港為什麼能夠引起極大的反應呢？因為它在全世界中產階級心目中引起一種感覺就是，他們是我們的同類。像菲律賓或者韓國的民主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是因為美國公眾在電視上面看到反對馬克思之類的遊行示威的時候，本能地感覺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於是他們要求布希總統不能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共產黨殺害了我們的同類，這使得綏靖政策在西方沒有辦法實行下去。能夠從對華交涉中得到好處的那些小集團，鬥不過構成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基礎的中產階級的本能和直覺。這些人造成的5%的選票偏移，就足以使任何一個執政黨上臺或者下臺了。所以，這批中間選民的本能的不快是非常重要的。而共產黨是不懂得這些的。白區黨也許會懂，但是他們並不能夠主宰政策。因此，他們無論多麼巧妙，都會完全失去西方的同情，整個付出的代價比他們原先想像的要大得多。

[22:31] 但是，香港的中產階級上層要完全死亡了。中產階級下層，其實也是在這條食物鏈中依靠更下層的食物渣渣過活、不是住在高檔的高租金房屋、而是住在低租金房屋的那些人。他們沒有這樣的負擔，而且他們也移不出去，沒有辦法移民到任何地方。他們才是那些會轉移到粵人傳統的暴力活動當中的人。攬炒，或者說是帶暴力傾向的獨派活動，扔汽油彈的那些人，來自於錢不多、收入不多的這個下層中產階級。他們不像上層中產階級那樣堅持和理非的原則而且可以移民，他們本能地感到他們是身土不二的一環。而且，如果他們被抓住了，他們的損失是不大的。香港跟美國不一樣，擁有自己房地產的人是極少的，大多數人都是租房者，而租房者跟自有房產(household)的主人是不一樣的。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西雅圖這些地方也存在：高檔住宅的租房客彼此之間是沒有聯繫的。他們如果有什麼聯繫的話，是根據他們的職業地位。他們彼此在鄰里之間是沒有聯繫的。而低租金的、像底特律這些被偉大的費拉右派認為是不成氣候的貧窮的黑人住區，他們有聯繫，只是這些聯繫被高等中產階級認為是具有黑幫性質。確實是具有黑幫性質，他們的組織簡直就像是十九世紀坦慕尼俱樂部的一個劣化版。幫派依靠半合法和不合法的身份，在正規的產業遷出底特律以後維持了本地依然大量的人口的生存。而這些事情是很容易遭到執法者的干涉的，因此必須像在阿根廷或者墨西哥經常發生的那樣，要有市政委員和市議員替你們做擋箭牌。這好像就是高雄許家他們經常幹的事情。他們為什麼幹這些事情？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出於這樣的原因，給你做擋箭牌。因此，當地的市議會和市政委員會是充滿了腐敗的。而且這個腐敗是生態性的腐敗，不是說個別的腐敗，FBI抓一、兩個人就可以解決的。這個腐敗是當地社區維持自身生存的必要條件。

[25:14] 但是我們要注意，當地有野蠻的習慣法，野蠻的習慣法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存。就像是加州的墨西哥黑幫或者底特律和芝加哥的黑人黑幫一樣，他們是《教父》那種生存方式。儘管他們不是義大利人，也可能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們用黑幫能夠理解的語言來管束他們的幫眾，用嚴厲的死亡來懲罰背叛者。這當然會使他們成為違法者，但是習慣法的力量比國法要更加強大。底層的黑幫小混混由於違反江湖道義的恥辱和迅速死亡的懲罰，是高度忠於他們的幫派的。而他們的幫派能夠提供秩序。是他們的幫派提供秩序，而不是昂貴的員警提供秩序。昂貴的員警像香港員警一樣，必須是在底特律遍地都是李嘉誠工廠的時候，市政府才有錢養得起體面人的員警。如果市政府已經陷入破產，那麼它是養不起體面人的員警的，只有黑幫才能維持秩序。所以，在表面上的混亂和上層中產階級不願意踏入底特律的同時，黑幫其實是井井有條的，只是你不懂得黑幫的語言就不要去混。懂得黑幫的語言和他們的軍閥式邏輯，你完全可以在裡面像是在軍閥世界中一樣輕而易舉地活動的。黑幫有黑幫的非正式的交易體系，往往是用現款、硬通貨、毒品之類的東西，就像是以前的滇軍用整塊的鴉片充當自己的硬通貨一樣；有他們非正式的軍閥部隊。

[26:55] 香港只要失去它的金融和轉口貿易，香港政府是必定要破產的，那麼它也養不起香港員警。殘存的香港員警也會像六十年代以前、成龍的《A計畫續集》描繪的鎮三環那些香港員警一樣，靠收保護費過日子，聲名狼藉。對殘餘的人民來說（很不幸，殘餘的人民仍然是大多數，因為能走的人永遠都是少數），他們跟黑幫沒有任何區別，還不如養自己的黑幫頭目呢。於是，這樣的香港又會變成一個黑幫世界。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嬌嫩的、依靠自己純潔無瑕的受害者形象引起外國輿論同情的，像周庭他們那些人，因為我們受到了不應該有的委屈，而指望依靠外國同情來扳回局面。像許榮淑那些代夫出征的人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國民黨怕美國；但是香港政府不怕美國，因為它對於習近平充滿了好感。所以，他們會被稍微打擊一下，然後逃亡海外，再也不回來。留下來的、漸漸接替他們身份的那些人，就是所謂的屠龍小隊這些戴著面罩的人。你見過屠龍小隊的人有名字，或者西方媒體報導過他們的名字嗎？偶爾會有報導出現，都說他們是戴著面罩的人，化名叫做阿龍或者什麼人。他們沒有名字，身份微賤，住的是低租金的房子。他們走不出去，也不可能在西方媒體獲得光環，去贏得什麼獎項，然後再靠吃人權飯和民主飯，在西方國家的大城市過日子。他們所看到的是，他們的生計快要沒有了，無論如何都要走江湖道路了，暴力對他們來說是完全正常的。

[28:46] 而香港的大多數人也遲早會像1944年的上海人一樣。過去像楊絳的父親楊蔭杭那種人，做過北洋政府的大臣，在上海灘本來是大律師，日子可以過得很好的；但是在日本佔領、貿易完全中斷以後，最後會可憐巴巴地發現，高檔次的工作完全沒有了，你為了孩子的奶粉，必須去求告那些你原來瞧不起的江湖人和黑幫。上等中產階級如果不走的話，接下來的下場就是這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大通貨膨脹時期，像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小說經常描繪的那樣，出身良家的小姐徒勞地謀求一個打字員的工作，化學博士徒勞地向客戶推銷他從小販那裡買來的香皂，有些人就直截了當地依靠自己的妻女賣淫為生。過去體面的中產階級落到這個下場，必須有人承擔罪責。憤怒的德國公眾看到，全是萬惡的協約國和國內投機倒把的買辦害了他們。希特勒就是在這種環境中產生出來的。但是在其他的環境當中，同樣的狀態不會產生出希特勒。例如《亂世佳人》所描繪的那種情況，白瑞德這樣的投機倒把的商人依靠阿希禮這種破了產的紳士和無數忠勇戰士的屍骨發了大財，繼續跟北方佬過得很好，而傳統社會認為是很講道德的阿希禮和玫蘭妮這種人卻窮困潦倒，引起了南方社會的極大憤怒。3K黨就是在這種環境中誕生的。他們看到，遵守遊戲規則並不能給正直的人帶來應有的報酬，於是就斷然轉向了暴力活動。

[30:39] 未來的香港就是這種幫派的天下。共產黨沒有辦法養活他們大多數人。共產黨養活那些朝鮮戰爭的走私黑幫，是在大多數人在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介紹之下有飯吃的情況下維護了一小撮人。在大多數人都沒有飯吃的情況下只有兩種辦法。第一就是聽任貝魯特化，產生無數類似3K黨之類的幫派。他們完全不在乎國際輿論或者知識份子是不是喜歡。3K党有沒有在乎紐約知識份子怎樣評價？他們不是李將軍，李將軍是上等人，即使是莊園沒有了以後，到處都有人請他吃飯，給他建立學校；而3K黨人是下等人，本來就是窮白人，他們永遠也變不成李將軍，不需要有人讚美他們的高尚品德，所以就斷然轉向了暴力活動。身土不二的香港下層社會必然會走上這條路，他們永遠也做不成黃之鋒的。你要麼讓類似3K黨之類的暴力團體在香港遍地開花，另一種唯一替代的辦法就是陳毅那種辦法，毫不猶豫地進行大逮捕，把所有遊民和游販都抓起來送到山東和新疆的勞改農場去。也可以叫屯墾農場或者其他什麼農場，但是沒有關係，反正你要讓他們離開香港。如果你沒有相應的組織力量做這樣的大逮捕或者大清洗的話，貝魯特必然就是香港的未來。在貝魯特化的局面當中，會產生出像坤沙這樣的毒品販子和黑幫分子。沒有人願意說坤沙的好話或者願意推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是實際上，除非使用武力，你沒有辦法消滅他。而且，消滅了他，也只是給跟坤沙差不多的其他同類的軍閥空出位置而已。

[32:26] 現在就只剩下一個問題：習近平有沒有能力和決心把二百萬香港人強制遷徙到內地各省？如果沒有的話，你就等著黎巴嫩化吧；如果有的話，那麼現有的香港民族在短時期內就可能完蛋了，就只能依靠海外的流亡政府了，以香港輸液管作為感染管道、使得整個內地遍地軍閥的設想就只能在中國完全失敗的情況下展開了。這是非常關鍵的。可以說到現在，未來的大部分已經確定了，只有一點點不確定，就是再列寧化的力量。我不能斷定習近平已經不能這麼做，因為他不是把大量的維吾爾人都遷入內地了嗎？所以他也有可能把大量的香港人遷入內地。大量的香港人遷入內地，在香港設立生產建設兵團，用內地攤派的教師和移民來填補香港，這件事情是可能做成功的。如果他有能力做成功，那麼整個政權機器就還有一戰的能力，而在這場戰爭失敗以前，軍閥世界暫時還不存在；如果這件事情做不成功，那麼遊戲就立刻進入軍閥世界了，香港的黎巴嫩化就立刻意味著內地的敘利亞化，局面是壓不住的。廣州的公安局不可能會比香港的員警日子好過，他們現在已經減薪20%了。當然我肯定知道，他們的主要收入並不來自於薪水。不是薪水的其他黑幫性質的收入對他們的意義越大，他們就越會走向軍閥化。但是如果習近平有能力對香港人做大清洗，同時也有能力把公安局由地方管理改成垂直管理，像他清洗以前的解放軍高級將領以及清洗孟宏偉和周永康他們一樣，清洗這些公安局的幫派頭領，那麼他仍然有可能把這些未來的軍閥扼殺在萌芽狀態當中，把所有的資源奪過來，整合在自己手中，實現再列寧化。然後在自己完全被西方國家隔離、不再像白區黨要求的那樣做各種假動作來討好西方國家的情況之下，迎接最後一場戰爭。

[34:48] 這種情況下，就等於是香港本身當實驗品了。香港人為自身利益，而不是為所謂自由民主和國際主義考慮的話，按說應該是在這個視窗尚未完全關閉以前果斷地採取軍事行動，製造軍閥的既成事實，在習近平可能的整頓成功以前使他不可能成功。但是對於臺灣人來說的話，其實最好是香港人去死。習近平把香港人全部遷移到內地、完全閉關鎖國以後，冷戰重臨，柏林牆從臺灣海峽穿過，香港的記憶像布達佩斯大屠殺的記憶一樣懸在西方左派的頭上。西方保守派本來就不打算對蘇聯好，而蘇聯對溫和派和改革派共產黨人的鎮壓，使得西方整個左翼勢力都不願意再跟蘇聯來往了。這樣的壁壘長期維持下去，對臺灣才是最有利的。而香港人在這一時期還維持著和平鬥爭的外貌，因此在大鎮壓來的時候幾乎沒有抵抗能力，於是眼看就要出現的軍閥世界被習近平扼殺在苗頭當中。現有的劇本就是這兩種，而香港和臺灣的利益則是截然相反的。香港的命運跟諸夏的命運有密切關係。如果香港能夠迅速黎巴嫩化的話，那麼諸夏各國的軍閥化也就近在眼前了；相反，香港如果失敗了的話，你只能夠依靠極少數流亡者搞泡沫式的流亡政府和流亡機構，等待中國在戰爭中失敗、半數人口基本消滅以後，在慘烈的核平區之上再打軍閥戰爭。後者死的人比前者死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實際上卻是更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按照淪陷區的實際社會狀態和所有人實際上都窮凶極惡、卑鄙無賴的程度來講，後一種局面才是（按照迷信的說法，其實迷信的因果之類的說法就含有一種草根性的路徑積分的計算在內）他們應有的報應。只有在惡人死光了以後，新朝代才能有一個比較好的開端；如果以比較溫和的軍閥混戰的方式保存了大多數人口的話，新朝代反而不容易有一個比較好的開端。

[37:24] 主持人：我想要跟您請教關於香港特區國家安全法的一個細節，這是一個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法學教授提出來的。他說他在這個法案裡面發現一個很奇妙的漏洞，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為之，就是說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可能成為一個無法可管的太上機關。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說：“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但是昨天剛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六十條說：“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員依據本法執行職務的行為，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這個機關在香港做的事情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管轄，也不受香港特區的任何法律管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不在特區基本法的附件三裡面。事實上，這個機關成立之後變成一個無法可管的機關。您認為這是單純的立法品質非常粗陋，還是說這是有意為之的一個漏洞？

[38:48] 劉仲敬：這個就像是雷震所謂的蔣介石願意簽署政協協定一樣。雷震是這麼說的：蔣介石之所以願意讓別人去放手簽政協協議，是因為他視政協協議為無物，所以你隨便怎麼簽都沒關係，反正他是可以不遵守的。而張君勱他們卻企圖認認真真地談判出一個比較好的、勉強還可以接受的條款，其實這個東西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共產黨本身是把國家都當作白手套的，所謂的半國家。党國分立，黨在國家的後面，國家只是為了欺騙資產階級。一方面是欺騙淪陷區還需要的像遠東共和國那些資產階級，用如果殺了他們就會沒有的技術和經驗來為無產階級國家服務；另一方面是為了在暫時還沒有辦法推翻的國外的帝國主義面前假裝自己是一個國家，以外交官的身份派出他們的顛覆人員，享受只有國家才能享受的各種好處。當然，他們一開始就沒打算遵守任何法律，所以憲法和法律隨便怎麼制定都沒關係，反正都是一樣不會遵守的。實際上，共產黨行使的是恐怖分子的戰爭權力，這在任何時候都是他們的根基。所謂的蘇聯從未遵守過任何國際條約，就是這麼一回事。

[40:06] 但是，隨便怎麼制定，有兩種不同的制定方式。一種是像胡耀邦時代的1982年憲法以及蔣介石在政協會議的時候準備簽署的政協會議綱領文件：“他媽的反正我也不會遵守，你們這些像雷震這樣的相當於國民黨內的白區黨的人和自作聰明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想要怎麼制定就怎麼制定，所以你們就儘量制定得漂亮一點。很好，制定得更漂亮一些對我們的公關效果更好，你們就儘量制定得更漂亮一些。”另一種方法是像列寧同志在推翻立憲會議以後採取的那種做法：“我的目的就是要劃清界限，破壞原有的兩面人製造的曖昧空間，所以我故意要制定得極其恐怖，甚至超出我自己的執行能力。”直截了當地說，這個國安法是體制內部考驗忠心的檔。它通過得這麼迅速，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你如果不迅速地舉手表示贊成，那就表明著你對習總書記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

[41:19] 內容就是要搞得像趙立堅的外交部發言一樣。趙立堅的外交部發言像什麼？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吵架。你說我什麼，我就說你什麼。你說我們顛覆澳大利亞，你們澳大利亞在我們這裡也派了間諜。我抓一個人出來，在他身上搜出了指南針和地圖，這不是間諜是什麼？以前在文革時代，口袋裡面裝著指南針就是間諜的證明了。這個人很可能就是簡單的遊客，他帶的那些東西其實是遊客帶的東西，但是他就是間諜。你說我搞間諜，我就說你搞間諜。你說病毒是從武漢傳出來的，我就說病毒是從美國傳來的。不需要有什麼證據，反正只要你說我什麼，我就反過來說你什麼。潑婦吵架經常用這一招，所以你不用把它看得太高深。國家安全法的全部內容都跟趙立堅的發言一樣，講究的就是針鋒相對這四個字。你說我們怎麼樣，我們就要怎麼樣。你說我們不該怎麼做，我們就要怎麼做。我們全都列出來。

[42:18] 這使得香港建制派和白區黨發現他們自己毫無用處。要知道，這個法令主要是對付他們的。你們幹的工作實在是太差了，而且你們還製造出各種束手束腳的東西。你們的任務是擾亂資本主義，而你們卻把我們社會主義幹部給捆住和擾亂了。你們的任務是利用資產階級民主捆住資產階級的手腳，擾亂資產階級社會，而你們卻捆住了我們的手腳，擾亂了我們的幹部群眾的思想，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幹部群眾本身是沒什麼文化和水準的，我很瞭解他們，大多數幹部群眾不就是黃亞波和劉豪傑那種水準嗎？他們能懂得這些法學專家所搞的那些分析嗎？一看到那些分析，他們就覺得是資產階級了。但是他們能夠聽得懂趙立堅說的那些話，趙立堅所說的話能夠讓他們安心，知道黨還掌握在自己人手裡面，黨還沒有落入兩面人手裡面，我們不會像蘇聯的幹部一樣被戈巴契夫出賣給資產階級而落到悲慘的境地。如果他們產生這樣的懷疑，那麼黨就維持不住了。

[43:20] 所以，習近平同志挽救了廣大土鼈幹部對党的信心。如果江澤民和胡錦濤一直幹下去，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博士在那裡面當部長，說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話，講什麼莫名其妙的法治，那麼別的不說，廣大公安幹警就要擔心，有朝一日，實行法治的結果會不會把我們拋出去當犧牲品？證明李源潮同志是希拉蕊的好朋友，自古以來就是支持民主和法治的。都是你們這些公安幹警在違法亂紀，在胡亂地迫害這個迫害那個。把你們法辦了以後，於是中國的全球主義者和美國的全球主義者都作為民主的愛好者把酒言歡，而唯有你們這些基層幹部變成了可憐的犧牲品。他們一旦產生這樣的懷疑，黨就完蛋了。

[44:04] 最終，兩面派的策略實行到一個節點上：你要讓白區党滿意，就要犧牲像劉豪傑同志這樣指望依靠廣大勞動婦女到歌舞廳去賣淫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品質的基層幹部；你要在美國人面前表演“我們在不斷的進步當中”，就要隨時隨地殺向劉豪傑這樣的不守法治的幹部頭上。這種事情比如說在冉雲飛身上就已經發生過，他自命為民主和啟蒙的代表，他在成都當過類似政協委員的職務，在這個過程中跟城管和員警發生了衝突，而那些城管和員警不得不向他道歉。這種事情反反復複搞下去，廣大基層幹部人人寒心，誰都不敢辦事了。而能夠讓廣大基層幹部辦事的做法，就必須使可憐的白區黨和可憐的林鄭陷入極為尷尬的狀態。這兩者是無法兩全的。

[44:54] 最後，我們敬愛的習近平同志斷然地撥亂反正。他自己不學無術的程度也跟廣大基層幹部是差不多的，他斷然決定（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共產黨的根基來自於電影《秋菊打官司》裡面那些無法無天、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土皇帝基層幹部，沒有他們就沒有共產黨；而沒有白區黨，共產黨至多過二十年窮日子。如果依靠白區黨而放棄這些基層幹部的話，結果就是你的政權在基層維持不住，你像伊朗國王一樣可以到海外去過富裕的生活，但是政權卻沒了。香港是白區黨的整個化身，是統戰和改革開放的化身，所以它必須做第一個犧牲品。

[45:39] 然後，廣大的紅區党基層幹部如願以償地看到自己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又回到熟悉的五十年代的窮日子當中去了。這就是所謂的德匹下。你的德性是什麼樣的，你就會回到什麼樣的環境中。你不要以為階級上升對所有人都是舒服的事情。就像是貧下中農進了掃盲訓練班以後，他們最大的渴望就是毛主席饒了他們，讓他們不識字地繼續快樂生活。土鼈幹部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感覺跟他們差不多，他們最後會寧願回到配給制的時代去，這樣他們拿到的配給還是比老百姓拿得多一些，他們心理上感到在政治上安全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