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96 @ 20200708 論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戰略收縮

[00:07] 主持人：這一次我主要想跟您請教之前您說的關於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戰略收縮問題。之前(Jun 23, 2020)您的推文是說：“張伯倫為什麼要把新加坡的海軍預算移回馬爾他和直布羅陀？1941年的希臘和埃及會做出回答的。雷德爾海軍上將(Erich Raeder)知道，大英帝國的樞紐在地中海，只要擊破馬爾他，蘇伊士以東猶如摧枯拉朽，但希特勒不知道，威爾士親王號和反擊號的沉沒，將南洋送給了馬來印尼穆斯林，保護了印度帝國和英國本身。”為什麼大英帝國在新加坡的戰略收縮把南洋的未來統治權交給馬來穆斯林，反而拯救了英印帝國和英國本身？而且為什麼您會把這件事情拿來跟美軍最近從德國局部撤軍相比呢？

[01:02] 劉仲敬：希特勒跟雷德爾的關係，其實有點像川普跟博爾頓(John Bolton)的關係。希特勒和川普全都是外行，而且會犯極其荒謬的錯誤，但是技術官員是永遠爭不贏政治領袖的。而且從根本上講，有才幹的技術官員，無論是曼斯坦因(Erich von Manstein)這樣的人還是雷德爾這樣的人，如果沒有希特勒上臺的話，他們都要荒廢一生。在魏瑪共和國的那些只上任幾個月、由新聞記者出身的內閣大臣手裡面，德國國防軍是註定要荒廢衰敗下去，只能湊數的。沒有希特勒，德國國防軍永遠不會有一展身手的機會，他們的才能要全部荒廢。但是有了希特勒，他們就要忍受希特勒的各種亂七八糟的外行指揮。有些時候是近乎天才的神來之筆，有些時候則是極其愚蠢、敗事有餘。對於海軍尤其是這個樣子的，因為希特勒是不懂海軍的。

[02:05] 希特勒受到的教育是維也納中下階級的教育，就是當年選舉呂格爾(Karl Lueger)做市長、結果被哈布斯堡皇帝趕出去的那個屌絲階級。希特勒一輩子也沒有脫離那個屌絲階級的階級根性。他眼裡面看到的世界跟地圖的大小很有關係，所以只有一點點大的馬爾他島在他看來是完全不存在的，地圖上看來很大的印度就算是一個寶貴的果實。而像大英帝國的海上戰役這些東西，主要依靠的是幾個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島的支點。在他看來，這些地方都根本沒有什麼價值。克里特島看上去像是一個龐然大物，他認為值得派傘兵去攻佔；而馬爾他島像針尖一樣大，他就認為是毫不重要。但是克里特島其實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個負擔，它也就是有一些葡萄園，而二十世紀的葡萄園早已經不像是在威尼斯共和國那個時代是重要的戰略資產了。你為了綏靖當地的遊擊隊，還要浪費很多寶貴的兵力。其實，留在希臘人手裡面，它也是毫無價值的東西。而針尖大的馬爾他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軍事基地。

[03:19] 大英帝國的核心是印度帝國，而不是英國本土，然而印度帝國是依靠直布羅陀和蘇伊士這條核心運輸線保護的。這就是為什麼英國人不會容許俄國人出現在君士坦丁堡的原因，君士坦丁堡很容易以垂直方向切斷這條運輸線。但是土耳其人、希臘人和其他弱國出現在這條線上對英國人是沒有威脅的。後來邱吉爾堅持要在南歐登陸而不願意在諾曼地登陸，原因也就是在這一點。地中海是大英帝國最柔軟的軟腹部。如果說法蘭西王室的心窩在巴黎和布魯塞爾之間，那麼大英帝國的命脈就在地中海。德國陸軍將領一眼就看透了法國人，但是他們對英國人從來都沒有清晰的認識。德國的戰略是分裂的。面對法國的、由普法戰爭形成的軍官團，由保守得多的東方封建貴族形成的東歐派，以及由叫囂的、最近才興起的改革開放貿易商形成的殖民帝國集團，彼此之間是分裂的。

[04:36] 德國海軍很少有戰略家，只有技術員。雷德爾是一個異數。普魯士陸軍參謀本部和東方貴族都有悠久的傳統，但是德國海軍沒有傳統，只有優秀的技術員。而技術人員的優秀跟海軍的沒有傳統形成非常尖刻的對比。希特勒臨死的時候還要羞辱一下陸軍和空軍，把繼承權交給了雷德爾的繼承人鄧尼茨海軍上將(Karl Dönitz)。原因恰好就是，海軍最沒有傳統。就像是毛澤東願意選擇華國鋒一樣，因為他是一個沒有根基、沒有特色的人。在鮑曼(Martin Bormann)和戈林(Hermann Göring)爭權奪利以後，希特勒寧願把權力交給這樣一個人。雷德爾這樣一個人在英國不算出色，在德國海軍就算是異數了。而他不能出頭，希特勒也聽不懂他的話，也是理所當然的。像博爾頓就抱怨說，川普其實並沒有聽懂他的話。

[05:36] 從英國的角度來講，印度以東的部分，大部分是出於道義外交而拿下來的累贅。嚴格來說，1815年的條約對於遠東只是有一條教皇子午線而已。教皇子午線就是劃分葡萄牙和西班牙美洲的那條線，只是一個大致上的勢力範圍。教皇子午線發佈的目的是，希望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要為了殖民地糾紛而在歐洲打架。“大家都是好天主教徒。新教徒折騰得這麼凶，土耳其人折騰得這麼凶，你們還要為那些鬼才知道的鳥不生蛋的地方鬧糾紛，真是何苦。這條線劃得靠東一點還是靠西一點，TMD都是荒蕪不毛的地方，到底有什麼關係？我出於熱愛和平起見，就先給你們隨隨便便劃一條吧。要等到你們開拓到這條線附近的地方，還不知道是猴年馬月。”後來當然巴西的邊境也不是那條直線，因為巴西人的開拓和阿根廷人的開拓彼此之間發生了多次違反這條子午線的領土交換，最後才形成現在的烏拉圭邊界和亞馬遜內地邊界，最後也不是一條直線。這只是一個大體上的勢力範圍。

[06:54] 維也納會議以後劃分的遠東邊界也是這個樣子的。會議的核心，梅特涅親王(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他操縱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I of Russia)，對於東方是完全不關心，也不在乎你會是怎樣的。對於東方有點關心的，也只有英國和荷蘭。因此，這件事情就完全交給他們自己去處理了。結果也是劃分一條教皇子午線，實際上就是把英國人控制的新加坡和荷蘭人控制的巴達維亞大體上劃分開來。其實，這條線前後左右的絕大部分地方都是土邦和荒野，而英國人和荷蘭人只占了幾個港口而已。按照這條線的話，實際上今天的蘇門答臘應該是英國人的地方，應該是馬來聯合邦的一部分，但是後來發生了類似巴西之類的外交交涉。

[07:44] 英國與荷蘭的貿易政策、殖民政策有差異，荷蘭人的殖民政策是一種英法混合。維也納會議建立起來的荷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實際上是巴達維亞共和國(Batavian Republic)和尼德蘭共和國流亡政府的一個不均衡的中和。荷蘭在拿破崙戰爭時期，並不是希特勒時代的那種佔領，實際上是早在路易十六和路易十五時代就已經爆發的荷蘭愛國黨(Patriotten)和奧蘭治黨之間的長期鬥爭的一個體現。愛國黨是親法派，奧蘭治黨則是親普魯士派和親英派。既有政策上的衝突，也有傳統習慣上的衝突。奧蘭治党人大體上是傳統派。這時候的奧蘭治黨人跟以前不一樣，以前的奧蘭治黨人是阿姆斯特丹党人的死對頭，但是這時候阿姆斯特丹黨人已經衰落，主要的政治鬥爭移到了奧蘭治党和愛國黨身上。

[08:42] 愛國黨實行的是一種法國式的道義政策(Ethische politiek)，他們要建立一系列東方行省，用開明的行政官去管理，就像拿破崙和法蘭西共和國的行政官那樣，要實行去封建化，消滅封建遺產。而奧蘭治黨人則是因襲原有的東印度公司的規模，並不高興佔領領土並承擔高額的行政費用，他們要求承襲原有的封建性的附庸國體制。東印度殖民地建設主要是巴達維亞共和國的功勞。要是按照奧蘭治黨人的方案的話，恐怕除了巴達維亞以外他們並不想要別的地方。由於愛國党人響應拿破崙建立了巴達維亞共和國，才有現在的爪哇島殖民地和更大的東印度殖民地。

[09:34] 那時候的蘇門答臘還是亞齊蘇丹國和眾多原始部落的天下，所以在劃分邊界的時候把它劃入英國勢力範圍也不算過分。但是，後來我們都熟悉的萊佛士爵士(Stamford Raffles)的新加坡自由貿易政策，使英國人根本不願意要港口以外的其他地方。對於理論上劃給他們的勢力範圍，他們也不願意去經營。而荷蘭人的道義政策要求開拓行省，修路和建學校之類的，就要求大片領土。因此荷蘭人的勢力深入到蘇門答臘，跟亞齊蘇丹國發生了直接的軍事衝突。於是最後英國人認為，他媽的費這個事幹嘛，我們可以跟荷蘭人簽署一個補充條約，規定：不僅蘇門答臘，而且全荷蘭的殖民地都向英國商人開放。這樣做就等於是荷蘭人出錢替我們統治，賺錢的是我們。我們得到的不僅是蘇門答臘，連爪哇的市場也都是我們的了。而在荷蘭人看來，除了新加坡以外的地盤都是我們的了。雙方就一拍即合，於是我們今天在地圖上看見的這個龐然大物的印尼和孤零零的小島新加坡就形成了。

[10:43] 這時的馬來半島是一系列穆斯林和多神教的土司統治的地方，他們大多數是暹羅王國的藩屬。如果按照把大清國和大明國發明為中華民族的規矩來看的話，這些地方就是雲南和貴州的土司了，是暹羅王國的南服，自古以來就是暹羅王國的一部分，他們進貢的證據不知道有多少了。但是由於英國人在新加坡的存在，以及他們內部的各種政變，相應的糾紛就開始產生出來了。自然而然的，內部鬥爭和外部鬥爭的失敗者就要跑到新加坡來避難，像是大清國的總督之類的會跑到香港來避難一樣。避難到了一定時間，他們有的時候就在香港召一撥兵馬。比如說，李鴻章就差一點招募孫文和他的人馬到廣州去發動政變。到國內去發動政變，去支持或反對親暹羅或反暹羅的政治派別。這些事情不是設計產生的，而是自然而然的落差產生的。如果你的身邊有一個像香港這樣的安全港城市的話，那麼必然就會有望北樓的存在，許家印之類的人都一股腦跑過來了，然後相應的糾紛就開始產生。

[11:57] 從暹羅王國的角度來講，它對新加坡就有一種習近平對香港的看法。如果不是因為英國人在香港的話，這些土司不會這樣沒完沒了地給我們搗亂，要處理起來會容易得多。由於暹羅王國畢竟是一個王國而不是共產黨，所以他們始終沒有動過要打新加坡的念頭，他們也不可能打贏的，但是他們總會想辦法去對付那些土司。而那些土司自然會進一步想到，我們可不可以要求新加坡和英國總督出兵來保護我們？對於他們來說，自己跑到新加坡去避難，這就等於是英國人保護他們了，說明英國人是偏向他們的。那麼我們帶兵打回去，再給英國人一點好處，英國人也應該幹了。但是從英國人的角度來講，你自己帶著錢跑過來避難，這是國際慣例，我們不需要出成本的；但是如果要我出兵跟暹羅打仗的話，這是要出成本的。這完全是兩碼事，不知道為什麼在你們東方人的心目中這他媽的就變成一回事了？庇護了你而不肯出兵為你打仗，這就算是背叛了你？

[13:00] 於是，相應的糾紛就被動展開，最後的結果就是產生了馬來聯合邦。馬來聯合邦是被動擴張的結果。按照英國人的邏輯來講的話，新加坡本來應該跟香港和上海沒有區別，印度以東不應該有任何殖民地的。這樣做，英國人的統治成本要省很多。後來英國殖民地被動擴張，主要是德國和法國施加壓力的結果，從英國的角度來講並不合算。例如對大清國，英國人就主張，大清國市場開放，作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像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樣，這個市場自然全是英國的。但是德國人十分的不滿意，俄國人尤其不滿意，要劃出單獨的勢力範圍。英國人正確地評價說，這個單獨的勢力範圍就是把英國人排除出去。這樣的勢力範圍劃分得越多，英國越吃虧。最後的結果是，用一個占全球四分之一的正規帝國，來取代一個實際上占全球全部土地的非正規帝國。又增加了行政費用，而市場反而縮小了。

[14:01] 這個時候恰好是吉卜林和殖民主義詩人認為是大英帝國最強盛的時代。但是實際上，大英帝國最強盛的時代應該是在1815年，拿破崙戰爭剛剛結束的時代。除了印度以外，英國在海外的殖民地基本上就只有幾個點，也就是說行政費用幾乎是沒有。而那幾個點基本上是由印度士兵看守的。如果發生什麼糾紛，那麼就是由印度總督內皮爾勳爵帶領一幫印度士兵，比如說登陸到非洲去跟衣索比亞打仗，或者到天津去跟滿洲皇帝打仗，打完了就回來。那個時代才是大英帝國的黃金時代。等到1914年英國領土遍佈全世界，到處都需要英國派出士兵，最後還十分愚蠢地讓英國全國青年到佛蘭德去打仗，那個時代其實是大英帝國衰落了。但是大多數人看不出這一點來。

[14:49] 大英帝國被迫有正式領土，這主要是因為其他不像大英帝國那樣以自由貿易為本的國家需要佔領領土，而他們往往不像荷蘭那樣在政治上依附於英國、願意把全部市場開拓給他們，佔領了殖民地以後就要把市場用保護主義措施留給本國。這樣就等於是英帝國的雙重損失了。因此，英帝國在印度以東其實沒有真正的軍事領地。所謂新加坡這件事情，有一多半是荷蘭人所謂的出於道義，是為了附庸國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英國自身的利益，其實是賠本的。這樣就涉及一個連半瘋不瘋的騎士堂吉訶德都知道的道理。賽凡提斯在《堂吉訶德》的小說中間就寫到，突尼斯的陷落是西班牙王國的幸福，因為突尼斯那個要塞和突尼斯的附庸國消耗了西班牙太多的兵力和財力，又得不到什麼好處。還不如讓土耳其人把它攻陷了，大大減少西班牙王國的消耗。印度以東的地方就是這樣。

[15:57] 但是，印度就是英國殖民帝國的本體。直截了當地說，印度就是一個滿洲帝國。沒有英國人的印度，就像是氣息奄奄的崇禎皇帝的明朝一樣，連自己都維持不了；有了英國人的印度，那就像是康熙皇帝或乾隆皇帝統治的滿洲帝國那樣，生氣勃勃，可以四面擴張，打擊各種附庸國。主要起作用的就是上層組織秩序的那一小撮殖民者。但是這個帝國與其說是為了滿洲人的利益，不如說是為了明國士大夫的利益而統治的。印度帝國也是這個樣子的。與其說是英國人需要印度，不如說是，印度人如果沒有英國這個統治上層的話，它自己根本就維持不住。所以，所謂的英國殖民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印度殖民主義。在蘇伊士以東，就是印度殖民主義。英國人在這個帝國中發揮的是滿洲人為中華帝國服務的那個角色。

[16:51] 如果沒有地中海這個柔軟的軟腹部，英國和印度聯繫不到一起，英國殖民主義就不存在了，那麼就只存在一個英格蘭王國。英格蘭王國的眼中只有法蘭西、愛爾蘭和西班牙，這是一個中世紀的英格蘭王國。有了印度和這條地中海線路，英國才是一個世界帝國。英格蘭王國的眼中沒有遠東這回事的。不要說是遠東，連歐洲的東部和南部對它來說都是anyway，根本不存在。英格蘭王國是一個純粹的北歐國家。只有印度的存在，才能使英國變成一個世界帝國。所以，打擊地中海就是消滅了英國作為世界帝國的存在。

[17:27] 這樣的深謀遠慮，是希特勒所不可能理解的。而張伯倫當時的國防政策已經面臨著嚴重的矛盾。當時的內部檔說的是，我們佔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其他的地方都是不大值得佔領的，因此我們處在守勢。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進攻是很困難的，我們沒有辦法判斷到底我們應該防禦哪一個方向。因為所有人都嫉妒我們，所以我們在所有方向上都有可能面對敵人。最後造成的結果只能是分散力量，四面防禦。這是二戰時期的大英帝國最終無法維持的根本原因。它沒有一個戰略重點，於是四面八方分散防禦，各方面爭奪預算。爭奪預算的結果，就要涉及到英聯邦內部的權力結構。

[18:22] 英國人跟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關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格蘭是比它們強大得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不是這個樣子了。達達尼爾戰役對於俄羅斯帝國是一個致命傷，它導致海峽關閉，俄羅斯帝國的經濟完全破產，95%的貿易中斷。它導致了凱末爾在土耳其新軍集團中的地位急劇上升，預示了後來土耳其共和國的上升。在英國方面意味著，英國欠了澳大利亞人和紐西蘭人一筆情，而且預示著東方（這個東方是古典意義上的東方，就是包括巴爾幹在內的近東，更不要說是中東和遠東）的政策要受到澳新軍團的操縱。英國的東方戰爭是依靠印度軍團和澳新軍團打下來的。澳新軍團才是精兵，而印度軍團是英國軍官率領的印度兵，人數雖然多，但是經常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被德國人指揮的土耳其軍隊打敗。只有澳新軍團才是具有歐洲水準的軍隊，所以他們的發言權比印度軍隊要更大。

[19:28] 英國的東方政策操縱在這幾個利益集團的手裡面。馬來王公在當時只是一個地方性的利益集團，沒有全球戰略。而印度副王在大博弈時代已經有全球戰略了。澳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能夠對包括達達尼爾海峽和東方的所有問題發言了。於是，東方和英國本土的防禦問題就是英國人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這幾個國家的內部博弈。它本身就是一個外交體系，像德國內部的普魯士人、巴伐利亞人和黑森人之間的鬥爭一樣。最後，英帝國的防禦計畫是體現了這幾方的博弈平衡。

[20:18] 地中海防線是印度帝國所必爭，而新加坡本質上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前線。從英國本身的角度來講，北海以及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突然重要起來的芬蘭和挪威，才是英國皇家海軍需要關心的事情，而且這是加拿大需要關心的事情。最後，張伯倫時代的戰略分配實際上是一個政治性的戰略分配，它反映了印度人和澳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立下的大功，以至於英國人在挪威和芬蘭方面基本上是無所作為的。英國當時的戰略重點如果放在波羅的海，其實也是行得通的。但是實際上，英國的戰略重點被遷向了地中海方向，說明了印度的重要性。邱吉爾是極力主張維持印度的，印度就是大英帝國本身。

[21:15] 而澳新的重要性是次於印度的。新加坡實行的是消極防禦政策，它的防禦工事像香港的防禦工事一樣，不是為本地而準備的，而是為南方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準備的。新加坡的防禦等於是事先就準備拋棄整個馬來內地，把新加坡作為一個單純的海軍基地來用。也就是說，新加坡以北的整個分散的英國殖民地事先就是準備全部拋棄的。而新加坡本身是為了維持一條海上防線，遮罩西方的印度以及南方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21:53] 新加坡的存在，既是印度帝國的東方防線，又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殖民地的北方防線。這是它們能夠達成一致的地方。而達達尼爾海峽儘管是印度帝國關心的地方，卻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越南”。他們像是七十年代的美國人絕對不願意去越南一樣，堅決反對維護黑海。因此，克裡米亞戰爭以後，英國在黑海就由於東方自治領的緣故而完全放棄了，英國的防線從達達尼爾海峽和克裡米亞後退到馬爾他，馬爾他也足以維護蘇伊士了。蘇伊士是印度帝國所關心的事情，新加坡則是澳新人和印度人共同關心的事情。

[22:36] 這是一個純粹收縮性的戰略，大致上保持了從英國到直布羅陀、到蘇伊士、到印度、再到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這樣的一整套交通線。這條交通線也是二戰時期英國人必爭的線路。澳新軍團在這條交通線暢通的時候，才能把它的軍隊派到北非來跟隆美爾作戰，而把赤裸裸的、完全只有婦女和兒童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丟給美國人來保護。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最終在新加坡陷落以後是由美國人來保護的。英國人在新加坡陷落以後完全放棄了東方，把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留給了美國人，自己把印度軍團和澳新軍團都抽調到了西線，來保衛它的更加核心的地方。

[23:21] 這就是這條核心交通線，這條核心交通線就是最後的大英帝國。張伯倫在英聯邦內部設置的戰略就是為了保護這條核心線。這條核心線的中央地帶的腹心和中央司令部在開羅，而不在英國本身。所以，保衛英格蘭的策略以及保衛開羅和地中海的策略始終存在著嚴重的資源衝突。至於保衛遠東的策略，隨著新加坡的陷落就直截了當化為烏有了。澳新的資源都被用來保衛地中海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變成棄地。如果沒有美國的話，就沒有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了。因此，以後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也就等於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是美國的殖民地了。這就是新加坡陷落在世界政治版圖上造成的實際影響。

[24:11] 當然，北非的戰爭就是澳新軍團為大英帝國的最後一次效力。以後，它們就變成亞太國家，對歐洲就毫無關切了。巴勒斯坦一旦獨立，印度人在地中海的交通線就斷絕了，以後印度也就不再是一個歐洲國家了，以後的英國又要恢復到英格蘭王國的本體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際上發揮了鬆散的英帝國各部分自動解體的作用。邱吉爾和蒙哥馬利的北非戰役，是最後一次將英帝國各邦團結起來的臨去秋波，也是各殖民地對宗主國的最後一次效忠，以後大家就要各自東西了。隆美爾滾出北非以後，艾森豪來到地中海以後，大英帝國實際上就結束了。

[25:04] 其實，在冷戰結束以後，舊歐洲就已經變得基本不重要了。舊歐洲變成一個被保護的核心地區，在各方面都沒有威脅，基本上解除了武裝。而亞太地區，本來冷戰時期的政策是準備把中國和蘇聯同等看待的，克林頓政府基本上解除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武裝，正如它大幅度削減在歐洲的武裝一樣。但是在所有各方都在解除武裝的時候，只有中國開始推行野心勃勃的擴充計畫，使得在2004年以後美國又不得不開始重新武裝亞太。這時，歐洲前線由於東歐國家加入北約，德國早已經不是前線了。而印度和中國基本上是在同時加強武裝的，亞洲的軍事形勢變得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普法戰爭以後的歐洲那樣漸漸緊張起來。歐洲本身變成一個以反恐戰爭為主、常規戰爭已經過時的後民族國家的地區。

[26:12] 因此，美軍的問題就是要打常規戰爭還是要打反恐戰爭，這就是說要剿匪還是要滅國的問題。打遊擊戰爭，其實特種部隊就夠了，正規軍是沒什麼用處的；要滅國，就需要有最強的常規軍隊。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在2001年以後，美軍一直是搖擺不定，沒有解決。直到最近才重新擺回到常規戰爭這一邊來，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緣故。不用說，剿匪戰爭是有利於歐洲的。它像是南斯拉夫的轟炸一樣，是治安戰，是在美國一方擁有絕對優勢、對方只能打超限戰的時候執行的不對稱戰爭。基本上是為歐洲人的利益，由美國人流血。克林頓的美國在南斯拉夫沒有任何利害關係，跟塞爾維亞人也是無怨無仇。是德國人拖著歐洲人，發動了對塞爾維亞的戰爭。而德國是毫無武裝的，他們要求美國人來替他們打這場戰爭。反恐戰爭絕大多數也是美國人替他們打的。這對美國人來說其實是不公平的，而且意義也是不大的。

[27:22] 相反，美國人在印度的戰略利益以及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正在與日俱增。而歐洲人對此毫無興趣，他們日益變得不願意配合美國的遠東政策，而是寧願採取只顧經濟利益而完全不顧政治利益的做法。這當然也是因為他們的地緣形勢所限。美國作為世界帝國，反恐戰爭和常規戰爭之間、舊歐洲腹地和印太地緣緊張地區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終，他們放棄了舊歐洲，把主要的兵力移動到印太地區。將來在印度洋可能會進一步增加兵力。這是任何人都必須做的戰略權衡的問題。那麼你也可以想像，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個時間，美軍會完全撤出歐洲，而歐洲的問題要由歐洲人跟俄羅斯人和中東穆斯林去解決了。

[28:22] 現在的軍事重點是一步一步向印太方向漸漸轉移過來。而美國作為常規軍事帝國，現在最重要的盟友已經變成印度了。就像是英國人的盟友曾經是法國，曾經是西班牙，曾經是奧地利，後來又變成普魯士，在拿破崙戰爭以後、證明全歐洲都打不贏法國以後又變成俄羅斯。英國始終有一個大陸打手，這個大陸打手永遠是歐洲大陸第一強國的敵人。在西班牙強大的時候是法國，在法國強大的時候是西班牙，在法國強大到西班牙無法抵抗的時候就變成奧地利，在法國和奧地利結成聯盟、似乎誰也抵擋不住的時候就變成普魯士，最後在拿破崙打遍歐洲無敵手的時候就變成俄羅斯。美國在亞洲大陸的打手曾經是中國，是用來對付日本的；現在就要變成印度，用來對付中國了。

[29:26] 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說，所謂的世界帝國，其實是基於這個帝國所能夠覆蓋的市場，包括美國退出之後由日本籌組的這個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圈。不在這個市場裡面的地方，嚴格說起來並不在世界帝國常規軍事的覆蓋之內。

[29:57] 劉仲敬：歐洲在軍事上已經不重要了，德國軍隊正在向治安軍的方向退化。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還不好說，但是幾十年的軍事真空是沒有問題的。九十年代的亞太地區就曾經是真空，日本是沒有武裝的，中國和朝鮮的武裝力量是純屬象徵性的。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才會有九十年代亞太的經濟繁榮。

[30:23] 主持人：我想再跟您請教關於中國的外交體系在共產黨內部地位的問題。我們總覺得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基本上就像您上次說的，跟藝人沒有兩樣。其實我們都知道，克格勃是真的能夠管住蘇聯的海外居民的，蘇聯的外交部長也是當然的政治局委員；但是現在，顯然白區党不一定管得住海外華人，而且中國的外交部長如您所說(Jun 19, 2020)就是一個翻譯司長而已。請問一下，這個差別是反映了他們的組織力量的退化，還是有其他深植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原因？

[31:02] 劉仲敬：這個是雙方力量的不平衡造成的。蘇聯的黨政雙重體制，是因為俄羅斯帝國還有一定的政權規模的緣故。像朱可夫(Georgy Zhukov)那些軍人都是沙皇培養出來的正規軍軍官，是有兩下子的，也有一定的團體精神和榮譽感效忠。沒有黨的體制的話，想壓下去是壓不住的。同樣，外交部官員在蘇聯還算是正式官員，在列寧時代就由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這樣的大員去擔任。這當然是因為俄羅斯帝國的外交部在歐洲還是有兩把刷子的，它是有自己的外交傳統的。蘇聯共產黨像寄生蟲一樣征服了俄羅斯帝國，但是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征服和創造是不一樣的，征服是取得既有的資源，創造是無中生有，用各式各樣的碎片來創造。主要就是用上海和滿洲的資源，然後再加上內地的各軍閥留下的資源，把各種碎片拼湊起來。本來沒有中國，也沒有一個像蘇聯外交部和蘇聯軍隊那樣具有軍事傳統的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機構和軍事機構是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並不是用的是俄羅斯帝國的現成機構。因此，這個外交部的重要性可能還不如新華社。新華社本來就是社會部的一個分支，是響噹噹的匪諜機構。

[32:31] 外交學院是由劉燧元主持的。劉燧元本人是一個匪諜界的傳奇人物，他是佐爾格和羅倫斯的同事，是國民黨左派甘乃光他們扶植起來的。他培訓出來以後，在國民黨的武漢行營做官，把蔣介石對付長征的所有計劃都洩露給了毛澤東。後來羅倫斯和他的進出口貿易公司在上海敗露了，相應的消息把他在武漢的下線給暴露了。但是共產黨的國際情報網還是比國民黨快得多，而且是國際性的。國民黨的情報網，很不幸，第一，它是國內性的，第二，它只能延伸到比如說南洋華僑華人社區。而共產國際的網路是可以直接延伸到美國和日本的。所以他跑得比軍統要快一步。首先跑到馮玉祥那裡，然後在馮玉祥和日本共產黨的保護之下直接跑到日本。國民黨的手只能伸到有華僑的地方。沒有華僑的純粹外國人的社會，美國和日本，它就伸不到。而共產國際在美國和日本都是有人的。於是他就這樣跑掉了。跑掉以後，在1950年他回來做外交學院院長，培訓新中國的外交官。從這你就可以看出，新中國的外交官的地位和資格都比新華社和真正的匪諜機構要低一層，是週邊，接觸不了核心情報的東西。

[33:51] 戴秉國才是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美國人都知道，要跟胡錦濤打交道，戴秉國說話是算話的，他說的話就能代表胡錦濤。胡錦濤的決定，戴秉國是知道的。所以他們希望在習近平身邊找出一個像戴秉國這樣的人，但是始終未能如願以償。現在看來，習近平是不需要戴秉國的，習近平只需要他自己。習近平本人就是習近平的戴秉國，他不需要外交方面的左膀右臂。當然這樣一來，外交部就變得更加不重要了。它的表演性質就像是以前教育部長的類似表演一樣，只是邊緣人為了向領導表示效忠、表現自己最紅最正所做的表演。他不是給外國人看的，而是給他自己接觸不到的上層領導看的。他知道，我見不到領導，但是領導說不定能看到我，所以我必須表現得誇張一點，讓領導萬一看到我的時候覺得我是一個沒問題的人。但是領導會不會看到我，我沒有辦法保證。而真正的核心人物是什麼？就是那種我隨時都能見到領導的人，這種人才是核心人物。你見不到領導，那麼你就完蛋了。無論你官階有多高，你都是邊緣人。你只能等著，第一，領導會不會看見我的動作，第二，那些能夠見到領導的人在領導面前是怎麼說我的。這後一點尤其重要，這等於是你的腦袋就完全操縱在那些近臣手裡面了。外交部就處在這樣一種極其狼狽的狀態。

[35:30] 當然，從體制的角度來講，這根本上講是反映了俄羅斯帝國和遠東之間的差別。俄羅斯帝國還是半個歐洲，它的社會和國家是有一定規模的，雖然照歐洲標準來說是脆弱的。所以，布爾什維克在歐洲奪不了權，而在俄羅斯奪得了權。但是在遠東，又比俄羅斯更脆弱一些。所以，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有一套現成的機構和傳統可以依靠，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必須一切白手重造。白手重造，你造出來的東西就自然而然地更多反映了党國本身的特點。例如像政委和軍官的對立，在人民解放軍中是不存在的。政委和科學家之間的對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科技界，比如說地質部之類的地方，也是不存在的。

[36:14] 蘇聯有明顯的雙元特點，而且還有那種，軍官在前線自己被包圍的情況下，反正大家都活不成，我先出一口氣再說，先把政委給槍斃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有這種事情。蘇聯科學界的大佬們自己擁有大批的子弟和大批的基金，經常受史達林和赫魯雪夫的接見，跟政委對立，這種事情在中國科學界也是見不到的。在中國，出現的都是政委書記獨大的局面，因為他們面臨的對立系統都是雜湊起來的，沒有像俄羅斯帝國的科學界和軍界那種自成一體的傳統，雙方的力量一開始就是不平衡的。這個不平衡性不是由中國共產黨設計出來的，而是它在摸索的過程中間，最後發現不這樣不行。事實上，唯一能夠頂得住的就是共產黨本身的組織，你都沒有辦法借力。那些脆弱而渙散的組織，你借不到它們的力。你只有依靠自己，把那些人作為純粹的下屬來對待。而蘇聯軍隊之所以還有一定的戰鬥力，是因為俄羅斯帝國的軍事傳統還在。軍事傳統還在，就意味著俄羅斯軍官團對於不怎麼會打仗的政委系統內心中始終是懷有一定的蔑視的。正因為如此，蘇聯軍隊才仍然是能夠打仗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解放軍完全是由共產黨黨委書記拼湊起來的貧下中農組成的。

[37:44] 舊中國——如果舊中國指的是大清國的話，那麼大清國的唯一戰鬥力在於滿蒙八旗，他們已經不存在了。廣大費拉是毫無戰鬥力的，而且認為不用打仗是他們的憲法權利。他們效忠于滿洲皇帝和所有皇帝的基本前提就是，他們不用打仗，而皇帝還要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哪怕是像楊乃武和小白菜案件中的小白菜這樣極其微賤的人，大清皇帝都必須履行他的憲法契約，他要保障每一個臣民的安全，不能讓像小白菜這樣可憐的小女人蒙冤而死。這是大清皇帝的憲法契約，也是大清皇帝能夠統治中原的合法性依據所在。這樣一個不平等的契約，是廣大費拉甘心當順民的根本原因。最後他們在國民黨的時代被迫要求像歐洲民族國家那樣一起當兵的時候，他們感到極度的憤怒。到國民黨倒臺以後，共產黨發動他們來控訴剝削階級的時候，他們對共產黨列舉的所有罪名都認為是純屬無中生有，而對共產黨沒有列舉的這個抓壯丁的罪名則是無比痛恨。然而共產黨抓壯丁抓得比國民黨還要多，並不希望提到這件事情，所以就造成了無數的笑話。

[38:57] 這種理解才是廣大費拉對於費拉帝國憲法結構的真誠理解。他們認為，他們的無條件服從就是為了讓皇帝來保證他們的安全。如果還要送死的話，他媽的當什麼鳥順民？這樣一來，共產黨在統治軍隊和統治科學界知識份子的過程中，從來沒有碰上列寧和史達林遇見的那種巨大困難。但是，這也使得中國人民解放軍毫無戰鬥力，而中國的科學家也是毫無研究能力的。這兩者是相互成比例的。凡是有能力的人，你控制起來都不大方便；凡是你控制起來很方便的人，那必然是沒有能力，反過來要依靠你、要吃你靠你的那種人。所以，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依賴匪諜的情況之下，輸入技術的程度比克格勃更甚，這當然也是因為自己的品級相應更低的緣故。

[39:56] 這樣一來，華社在匪諜系統中的作用就跟克格勃的那些貿易辦事處有所不同了。一般來說，根據1930年代以後的歷史，克格勃在比如說哈爾濱和上海辦什麼進出口貿易公司，其基本業務就是偷運軍火或者搞情報之類的東西。貿易這個東西只是為了掩人耳目，他們並不真正做生意。但是，匪諜企業在南洋是真正要賺錢的。克格勃的貿易公司一般來說是由克格勃給錢。你只要能完成相應的任務，預算都是會有的。而且他們有一套可以稱為預算制度的東西。最初共產國際時代的不規範，隨著那些搶來的珠寶的用完，在史達林時代以後漸漸變得規範。史達林才是蘇聯體制的真正創始人。如果按照季諾維也夫時代那種依靠打土豪得來的財產臨時花一花、被人拐跑也不知道的做法，那麼克格勃在六、七十年代是很難維持得下去的。克格勃是在史達林時代正規化的。但是周恩來和李克農在南洋的匪諜企業就處在這種狀態：他們必須賺出錢來，不僅養活自己，還要養活一批搞文宣的窮困藝術家（像夏衍那些人），有的時候還要匯錢回來支持國內的新四軍之類的。

[41:25] 這個傳統恐怕是國共合作給它留下的遺產，因為國民黨就是這個樣子的。國民黨在國內很少有收入，經常是變成流亡者就一點收入也沒有了。但是它在比如說馬達加斯加和緬甸倒是有穩定收入的，這個穩定收入通常是在香港匯總。如果沒有夏威夷、爪哇、巴領旁和緬甸這些地方的僑社的話，國民黨早就維持不下去了。而國共混合的結果是，共產黨的華僑工作也是收編了很多國民黨的舊人的，而且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比蘇聯共產黨要窮得多，所以它的匪諜企業經常是需要倒賠錢來養活自己的。而南洋華人在這方面是極其有傳統的，他們是職業當冤大頭的，基本上是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來養活對自己不利的政治傳統。於是，他們的整個體制到大概1945年前後就變成這個樣子：地下黨是兩隻手的，一隻手控制著文宣系統，一隻手控制著企業系統。

[42:38] 向企業徵稅的正式目的是，再窮也不能窮下一代。華人跟土著不同的特點是什麼？土著不太在乎學校教育，而華人是要在乎學校教育的。辦學校請教師，這批教師由解放區給他們輸送，是紅色教師。輸送過來以後，就把華人的下一代教育成為自己人。這些人在本地很難就業，於是就安排他們回東江縱隊和解放區去從事工作。經營這條路線，安排華僑的子女教育，把他們由原來的客家人、泉州幫、福州幫、廣肇幫培養成為統一的華人。我們要注意，按照殖民主義者的那種因俗而治的做法，殖民主義者跟日本人一樣，認為廣州寺（聖福寺）、泉州寺（福濟寺）和南京寺（興福寺）是不同的團體，所以福州幫跟廣肇幫和客家幫顯然也是不同團體，你們各自搞吧。然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把他們統一起來，建立了華僑總會之類的東西，發明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但是彼此之間的隔閡其實還沒有真正消失。使隔閡真正消失的是華校教育，用普通話來教育他們的下一代，才能把他們真正發明成為華人。

[43:57] 由於地下黨承擔了這個不可缺少的功能，所以他們才能得到華社的效忠並拿到華社的錢。從淪陷區這邊派人來，把自己培養出來的幹部派回淪陷區，這是一個雙重循環體制。實際上就等於是，一個軍事力量不強的准政府，向企業徵稅，用來維持以教育機構為主的政權機構，為畢業生安排工作等等。在朝鮮戰爭形成的封鎖期間，把南洋的大米、橡膠和緊俏資源輸送回去。這個活動是體現了中共和蘇共之間的上下級關係的。要橡膠的是蘇聯。蘇聯地處寒帶，培養橡膠很困難，而橡膠是軍事上的輪胎之類的不可缺少的。二戰時期，蘇聯的輪胎基本上是美國供應的，而冷戰時期就不能指望了。於是，誰在熱帶呢？中國在熱帶，中國控制著南洋的華僑，於是可以讓你們替它偷運橡膠。海南島的橡膠農場和南洋的陳嘉庚他們搞的橡膠偷運活動，是史達林安排的總戰略，但是具體上講是由白區黨負責執行的，南洋華人要發揮主要作用。

[45:11] 但是在發揮主要作用的過程當中，就形成了依附層級的問題，就是自己人和統戰物件之間的差別。自己人雖然是經營企業的，但是像國有企業那樣，利潤不是自己的；對統戰物件，就要容許他們以不同形式留一部分外匯或者其他什麼東西給自己，但是這樣他們就不是自己人，到形勢合適的時候是可以把他們相應加以打倒的。於是，在這個過程中間就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白區黨模式。這個白區党模式同時具備蘇聯布爾什維克和國民黨的特色。兩者哪一方面占上風是不一定的，這要看中國自身的財政能力和國際形勢的發展。有些時候，白區黨必須反過來養活紅區；有些時候，紅區強大的時候，是可以用自己的預算來支援白區黨，反過來可以整肅僑社本身的。兩者之間是不斷交替的。

[46:17] 其實，他們之間的關係很像是紅區的政權機構和民間企業之間的關係。最窮的時候，像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政府機構奄奄一息，勉勉強強保住自己，對不是自己的所有人都視而不見，當作是棄民，自生自滅，這時候誰都不願意當公務員；在自身強大的時候又反過來，把它過去在鬆懈時期放任自流所成長起來的那些團體一個個打成黑社會，反過來消滅掉。這個波動性的進退，也是白區党和華社之間的關係的一個寫照。華社在接受華語教育以後基本上就喪失了所有的組織能力，他們像九十年代的黑社會一樣，在被放養期間通常也長不出什麼強大的勢力來，所以在反攻倒算期間仍然會被重新控制住。

[47:08] 所以，整個白區党的華社工作是隨著政策和形勢的變化而不斷波動的，跟史達林以後的蘇聯在歐洲和美國的僑民社會中形成的紅白陣營尖銳對立（雙方都有近乎正規的建制，暗殺和綁架活動有點像是黎巴嫩式戰爭的形式，比如說在德國的烏克蘭難民營中間，紅區黨系統和白區黨系統壁壘分明）的狀態是不一樣的。蘇聯系統有紅白的鮮明對比，而中國系統有潮漲潮落的白區黨骨幹。這個白區黨骨幹有時候長得很豐滿強大，有時候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但是他們面臨的社會純粹是散沙和煙霧，從來都是不成體系的。他們在長大的時候可以迅速擴充，強大到可以為所有畢業生安排工作的那個地步。在有些時候，共產黨對印尼華人社會的統治，是比對內地各省的統治更可靠的。例如，天津的大學畢業生不一定全都有工作，但是巴達維亞的大學畢業生一定全都有工作。這也是印尼最後不得不排華的原因。當然，這就是共產黨接受了國民黨遺產的方面。國民黨的特色經常就是，它在海外僑社的統治力量比它在廣東或上海的統治力量強；在廣東或上海以外的內地，就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力量，只能統戰了。

[48:47] 對於改革開放以後出國的這批華人，他們對黨組織的依附性是極強的。沒有黨組織，他們就什麼都不是。對於1990年以後——就是《北京人在紐約》那個電視劇以後才產生的比如說加拿大華人來說的話，白區黨的統治是最堅固的。澳大利亞也是屬於這種情況。在比較偏遠的地方，例如哥斯大黎加和南非，說不定大清國的僑社在那裡還存在，情況就不大好。紐約和加州則是拉鋸戰的地方。因為國民黨原有的僑社組織還相當強大，但是1990年以後新出去的華人也有自己的勢力，所以雙方就出現了攻堅戰和拉鋸戰的情況。緬甸、加利福尼亞和紐約是九十年代以後典型的國共鬥爭的地帶；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基本上就是白區黨一手打造的地方；而比較偏遠的地方，中美洲和南非這些地方，說不定可能還是舊式僑社的天下，白區黨的勢力還很小。海外華人的鬥爭形勢和組織關係大體上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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