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寫花箋

杜甫〈戲題畫山水圖歌〉說：「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可見畫甚費時。我懶，故不常作畫，而頗論畫。某年甚至還為北大學生講了一學期肖像畫。

也不是多愛談畫。而是有天興起，拿了幾張便箋，隨筆寫了幾則關於人物畫的事。後來就以這當個話頭，把便箋作為講義開始講起了。所說，唾咳隨風，早已佚忘，便箋倒還幸存幾張，可供憶想。

例如這一則，是說人物畫起源於紀念。家族紀念祖先、政權紀念功臣、社會紀念聖賢。故我國繪畫史上「人物畫早於山水畫，尤重於山水翎毛走獸等等。」

這張，則記了幾樁文人軼事。說陸丹林曾見張大千一幅仕女圖，覺得酷似他已亡女友，大千遂把這畫送給他了。潘蘭史因而作一詩說：「妙筆張髯偶寫真，驚鴻畫裏現全身，卻疑帳裏姍姍步，好托微波賦洛神。」後來諸季遲也有「還從張髯補天手，返生香裏寫雙身」之詩。

楊士猷也有類似一事。他有一幅「玉樓人醉杏花天圖」，某青年重金收購，並求見。說畫中人與其已亡女友太像了，足慰思念，故特來拜謝。

兩事當然是巧合，但一來可知情之所系，畫身不妨竟做真身。二來可與古代觀畫慕色，而進入畫中，與女子相繾綣的傳奇小說戲曲做些對比。三則傳統畫，特別是人物畫，近人多以為是不寫實的，屬於程式化、理想化繪畫，跟西方人物畫沒法比。可是這些故事卻顯示了「不寫實而如實」的狀態，很值得研究。講課時，正好大大申論了一番。

我用的箋紙，甚為簡素，一張只配著一件茶具，如茶盞、茶碾子等。出自揚州國書館。當時我用這一批紙，大約是認為喝茶聊天時還頗適合聊聊這些事吧。

揚州國書館近年所製箋紙不少。我在南京大報恩寺辦「俠客報恩行」掌門人大會時，還請他們做了一套「三十三劍客圖」，分贈來會的武林同道。

這幾張箋紙就更花了，是蘿軒變古箋。這是現存第一部箋譜，出於明代天啟年間，比崇禎年間的《十竹齋箋譜》還早。有178種圖樣，且首次使用了餖版拱花技法。

其實我們寫字的人並不需要花樣太繁巧的箋紙，所以對十竹齋箋和蘿軒變古箋的評價，可能會跟魯迅、鄭振鐸不太一樣。他們更多的是從工藝和美術上看。若從書法看，則花樣繁巧反而常常喧賓奪主。而且因為矜惜畫面，故也不能重墨闊筆，否則會有持杵莽漢踏破了小姐花籬之感，寫來不敢神舒氣暢。

我這樣寫金文就最好了。古字拙趣，正好壓住花箋的脂粉氣，且相得益彰。寫時本來也須靜謹，所以不必馳驟。

現在寫古籀甲金的人已不少了，但主要是摘句出來，如日本少數字派；或集句寫對聯；臨寫，亦只集中在幾件知名重器印成的字帖上。不常見的器銘、特殊的器型、新異的字體、奇怪的布局，如我這樣縮模於箋紙上，卻還少見，而其實是挺好玩的。某些，甚至頗有畫意。

中國箋紙，像十竹齋箋、蘿軒變古箋這類，差不多就是極致了，所以我也會用日韓箋紙來試試，開闢一些新體驗。

日本造紙，當然學自中國，但很早就有了自己的面目。

一是材料和技術有差異。早期和中國一樣用楮。但自平安時代（8世紀）起就尋找楮樹以外的新材料。例如日本特產的雁皮樹，纖維細膩黏液多，對手抄紙技術要求就較高。後來又發現在造紙原料中加入黃蜀葵或糊空木等的汁液，可造出均勻且堅韌的特殊紙張，遂取名為「和紙」以別於中國。

二是傳承精良，品樣繁多。日本的「匠人精神」，舉世聞名。紙行、紙店、紙博物館遍布，故工藝既傳承又精益求精，通常紙質強韌柔軟，即使濡濕也不易破損，還被用於全世界的文物修復方面。與中國傳統造紙業垂死掙扎的社會情況迥異。

也因此，三，日本紙有較高的國際聲望。中國被選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紙張只有宣紙技術，日本則有島根縣石州半紙、岐阜縣本美濃紙、埼玉縣細川紙等等。我國的宣紙，只供寫書法畫國畫的人用，日本紙之使用度卻更高。歐洲的藝術家常買和紙創作，如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達利（Salvador Dalí）等。

四，日本紙還有超出一般造紙法的技術。例如以日本京都文化為蘊涵的友禪紙，是棉紙而以傳統手工絲網印製而成，不同於一般印刷紙，有獨特手感，花紋也較有立體感，像織成的花錦緞。

雖然如此，由於風氣和書法審美畢竟不同，用日本紙，特別是花箋時還是要費心斟酌，不是什麼紙都好用的。友禪紙，我就覺得不適合寫書法作品；其他用金用紅太豔的也不好駕馭；許多箋紙還具有女性氣質，怎麼寫，亦須細細思量。

底下這件，是我選用了十二種和紙，各寫上一首李賀詠春天的詩，合稱《和紙十二品長吉春詩》。

李賀詩，一般人只說他怪、碎、似楚辭、有鬼才，其實他的底子是齊梁樂府，豔異生馨。其間錦床肌玉、美人梳頭，原即春意盎然，何況又是對春光的歌詠，讀之真欲嫁與東風。用和紙來寫，正好相襯。

寫這樣的箋，自然會想起唐朝校書薛濤製的箋。

關於薛濤，我曾有《弔薛濤井》一詩云：「美人姿妙擅年華。更浣江城五色花。魚網冰紋勻碧繭。笙歌永夜趁金琶。風流西蜀空聞道。淪謫上清豈有家？門巷於今簪古怨。英雄稽首思無邪。」

薛濤墓及所謂薛濤井，現今都在成都望江公園內。然皆非舊物，聊誌美人之思而已。

這位美人，與其他美人不同，不以淫、不以豔、不以德，獨以擅作箋紙留名。

據元人《蜀箋譜》說：「隋煬帝改廣都曰雙流。」成都機場現在即在雙流，而雙流紙，就是隋時得名的，可見造紙業在蜀地盛行甚早。

唐時，蜀中的紙業更盛，有著名的印坊過家、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劍南成都府賞家等。其紙張，除了供應寫字畫畫之外，還槧刊經卷，流通四方。

其紙，以大小黃白麻紙著稱，與婺州衢州藤紙、宣州青檀都不相同。當時朝廷文書通用白麻，軍事用黃，致邊族首領則用五色麻。玄宗時編《四庫》，集書十二萬五千餘卷，亦皆以益州麻紙寫之，足證川紙質美，米芾《十紙說》贊之，並非虛美。

工藝既盛，不免精益求精。玄宗時，已有人以野麻混土穀造五色斑紋紙。薛濤製箋，殆亦風氣使然。

其箋狹小，便於抄詩。以浣花溪水製之，色皆深紅，故李賀詩曰：「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箋自元和間即有名，以致宋代嘉州作胭脂箋亦名薛濤箋，想要依托美人名氏以利銷行。

製箋之法，有人說是以木芙蓉皮為之，益以木芙蓉花汁，也有人說是用雞冠花染之，我都認為是附會。薛濤之前，蜀自有箋，如杜甫詩就已說過「蜀箋染翰光」。薛濤之後，則大家樂於依托豔跡以廣傳，所以什麼箋都說是薛濤製的。如此而已。

我那時正在四川大學擔任講座教授，講舍即在井畔。課餘輒往茗坐，江水長楊，頗助我幽思。故有詩吊之，不勝慨喟。

寫時，用的卻不是箋，而是趙蘊玉畫薛濤圖的拓片。我喜歡它狀美人而無煙視媚行之態，以為難得；且既已傷薛濤箋之不可得，若又用箋來寫就無必要了，所以逕題於這個拓片上。

看來花箋之題與不題，亦有可思忖處。

我國書法，早期寫在簡牘上，以竹木之黃為底色。後來寫在絹帛上，沿襲這個傳統，仍以黃絹為主，所謂「黃卷青燈」「黃絹幼婦」。用紙，初亦以黃或米黃，如道士上章拜表，就一直保持著用黃表紙的傳統。

紙漿如果漂得細些，則可得到白紙。故早期除了黃之外，就多是白。唐人常用的黃白麻紙，最為典型。

宋朝以後，衢州藤紙、宣州青檀都以白著稱。白紙黑字，在美學上又逐漸取得特殊地位，跟繪畫從丹青變成水墨一樣，黑白兩色被認為足以替代一切顏色，所以後來書法基本上均是在白紙上寫。

但就像畫墨竹一樣，也可能有人會覺得太單調了，於是又出現朱竹，或用硃砂去寫朱書、用泥金去寫金字等等。這是在用墨方面使其多樣化。

順此思路發展下來，就可發展成「彩色書法」⏤⏤不再只講「墨分五色」，而要「色呈七彩」。臺灣我親近的一位書法家：史紫忱先生就主張如此，對以黑白為正宗的書法界發起了挑戰。

另一種打破單色書法的思路，是從紙上做調整。如唐代就有的五色麻、斑紋紙、浣花箋都是。後世各種色紙和雲紋、羅紋、砑花、灑金、灑銀等等，花樣繁多，更是層出不窮。即使仍然用墨，但紙是多彩的，自然也就七彩斑斕了。

花箋，屬於後者，但它又扮演著一種中庸的角色。也彩也繪，但維持用墨寫字為主體的地位；黑白玄素，一如陰陽，可是用上花箋，便成了二生三，天地又畢竟多了幾分顏色。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書法家大抵也都有點這個意思，故花箋之用終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