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城市與心靈復蘇計劃

我有段時間曾熱衷於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

那是一個新興的、綜合性的交叉學科領域。STS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縮寫，研究的是科學技術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包括一般的理論和具體的應用。

理論上，可以把STS分解排列為各種關係來研究，如S與T（科學與技術）、S與S（科學與社會）、T與S（技術與社會）、S+T與S（科學技術與社會）等等。此外還有非常廣泛的具體問題要研究，像科學技術與各種社會文化生活；人如何利用科學技術既開發自然又保護自然，真正造福於人類……。

但這樣的研究雖然聽起來很好，科技與社會，誰不關心呀？可實際上根本不可能有什麼進展。

例如1993年國務院即有指令要「將北京建成現代化國際城市」。隨後，北京市委、市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發始進行城市經濟問題研究，以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於1998年1月市政府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將發展首都作為北京城市的經濟發展戰略規劃。要把北京由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向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轉換，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化經濟的轉換、由一般性城市經濟向國際信息城市經濟的轉換。

而所謂「國際信息城市」，是要讓北京成為全球城市體系中的國際政治中心、經濟管理控制中心、貿易中心、國際旅遊中心、對外交往中心和文教科研中心。總之，要成為國際的交通樞紐和信息網絡樞紐。

北京有這個條件嗎？

北京的優勢很多，但最大的優勢其實只是政策決心，其缺點卻很明顯。其中最大的弱點，就是它的環境生態。第一，鋼鐵和石化等重化工業，曾占北京城市工業總產值1/4。這些高汙染、高能耗的產業使得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甚低。從總量指標看，北京也屬於嚴重缺水城市。2000年以後，鋼鐵和石化等工業大量遷出，情況改善不少，但水的問題並未根本解決。

其次，北京交通壅塞，城市空間汙染嚴重。空氣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以及可吸入顆粒物的含量也高於其他城市水平。

1997年北京已然是煙霧日110天，不利於大氣汙染物擴散的天氣占43.8%了。近年沙塵暴等重度汙染和災害性天氣的頻率又日益上升。

另外，北京城市汙水處理率僅為20%，城市汙水處理能力低於3%。對每天產生的1.5萬噸城市生活垃圾的無害化處理率則不足50%。城市環境質量下降、汙染嚴重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故已被世界更生組織列為世界十大汙染城市之一。

第三，北京的大規模組織建設，使得城市建成區占地規模巨大，土地利用的集約化程度低，導致城市盲目擴大新征地規模。90年代以後，30多個經批准的工業開發區，規劃用地面積達100多平方公里。工業用地需求規模之擴張，與城市土地短缺的矛盾日益嚴重。

這些問題，在做規劃時均不能正視，而就算正視也沒什麼用。今春的沙塵暴和霧霾，就是環境至今尚未改善的明證。

可見所謂生態環境云云，做為一般討論時固然大家都會談到，可是一旦涉及政策實踐時，它往往就被忽略了。

會忽略這些問題，另一個原因是對信息技術太過樂觀，以為把北京從以工業為主的城市轉換為信息技術為主的城市，就能將這些生態環境問題自然消弭於無形了。殊不知信息科技固然是新時代的利器，但僅恃信息科技豈即能達成生態環境之完善乎？

坊間談信息科技、信息社會、信息經濟、信息戰略的著作，都是有這種單一角度的高科技樂觀主義。

奈思比特（John Naisbitt）曾稱這種現象為「科技上癮症」。患了這種病的人，以為城市信息化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就變好了，一切問題就都會解決了。一如有的人相信科技能治療社會病態，對科技處方抱持極大信心：以為每間教室都有可以上網的計算機，學生功課就會進步；以為改造人體基因，可以消除疾病；以為作物經基因改造，可以餵飽全世界。

縱使有不少人，例如教育心理學家如席莉（Jane Healy）就曾警告經常使用計算機，可能對孩童的大腦生理機能產生有害的改變，造成普遍的注意力不集中以及沮喪症候；其效果與軟件開發者所聲稱者大相逕庭。因為計算機遊戲會阻礙任何類型的反省、對未來的思考以及內心的自我對話。

但這類意見，一般並不被人重視，一般人相信的仍是科技的承諾。科技的承諾聽來甚是悅耳，大家願意相信只要買下什麼科技，就自然解決了問題。

因此，奈思比特說：「科技以愉悅、以承諾引誘我們，我們上了癮，不去注意科技可導致的副作用，因此不明白何以前途看來不可逆料。鮮少有人清楚了解科技在我們的生活中、社會上占有怎樣的地位（或應該占怎樣的地位）；更糟的是，少有人知道科技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我們給予科技特殊地位，彷彿它是自然法則，有不可褫奪的權利。我們的日常生活、人格形成經驗，甚至自然世界，都注定要由日益精密的軟件來『管理』。科技與我們的經濟齊步前進，我們則只能插上插頭、上網、瀏覽、剪貼、把零碎信息拼湊起來。我們覺得有點不對勁，但沒法下達指令作任何修改」（奈思比特《高科技．高思維》，導論）。

對高科技持簡單化的樂觀態度，即屬於奈思比特所說因科技上癮而形成科技崇拜的迷信現象之一。但我們不必扯得太遠，仍回到生態問題來看。

迷信新興高科技而對生態問題不甚理會，並不只大陸如此，臺灣也一樣。臺灣國科會曾經公布《永續臺灣的願景與策略白皮書》。

其中指出，到2010年，未妥善處理的垃圾將超過四億噸，相當於整個臺灣每平方公里必須容納一萬一千噸垃圾，使臺灣變成「垃圾島」。未妥善處理的有害廢棄物雖然「只有」一千五百萬噸，可是造成的環境衝擊，卻是一般廢棄物的數十倍以上。

河川汙染也是嚴重問題。《白皮書》指出，臺灣嚴重汙染河段比率，一直在百分之十二左右，沒有明顯改善。北港溪、二仁溪、急水溪等，嚴重汙染比率甚至超過百分之九十。主要汙染來源是生活汙水，反映下水道比率嚴重偏低。到2000年五月為止，普及率僅百分之七，比菲律賓、墨西哥還要落後。

《白皮書》中也提到地層下陷的問題。主因是過去對地下水的開發利用采取放任政策，現在臺灣地層下陷面積已達八百六十五平方公里，這樣的規模對海島臺灣而言，是非常嚴重的土地資源流失。

《白皮書》中更直言，臺灣經驗的另類寫照是「賺得全世界卻失去臺灣」及「窮到只剩下有錢」。

做為「環境難民」的臺灣人民，對於這種境況，其實並不甚在意，也很少以此要求政府改善。政府雖然做了這本《白皮書》，但在經濟發展等政策行為方面，卻也並未將改善環境納入思考。

結果就是：今年乾旱不止，官民敲鑼打鼓、跪拜祈雨，而雨師風伯卻已懶得理會了。

為什麼明明知道環境生態已經非常惡劣了，大家卻毫不在意，或故意漠視，反而一再宣傳新科技、高科技能帶給我們美麗的未來？

事實上，現在的環境災難，就是當年我們所相信的新科技、所歡迎的新生活所造成的。

那些新科技，在做宣傳、做科技承諾時，其實都沒有告訴我們它可能產生的環境災難是什麼（老實說，因為是新科技，因此通常也不曉得它可能造成什麼後果）；要到我們對某些科技已經依賴極深並與生活融為一體時，才發現我們業已淪為環境難民。可是發現以後，我們其實因為已做了「過河卒子」而無法回頭，只得拚命向前。

例如用電，何等便利！但要電就得造水庫發電，或燒煤造電。這都是會汙染或破壞環境的。雖然如此，電還是不夠，那就只好用核能發電。核能發電在世界各地雖引起極大爭論，但除非我們不要電，誰也不能絶對不用核能發電。

這種遭科技裹脅的情況，其實也就是「現代性情境」之一例。

所謂現代性情境，是說整個現代化進程實即是以資源消耗、破壞生態為方法的，愈是現代化的國家，殺雞取卵，資源消耗愈嚴重。

以美國為例，占不到世界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卻消費著占全球五分之一以上的石油資源。而在整個西方世界進行現代化的早中期，這種人口與資源消費的巨大比差更為驚人。

也就是說，西方現代化的過程，是以犧牲整體人類生態環境的巨大代價，才得以獲取其文明進步這一結果的。後來學習西方、爭相步入現代化進程的亞洲國家，也學習了西方的辦法，犧牲生態環境以謀所謂「進步」。

這也就是後來西方開始反省現代性、開始呼籲環境保護、要求亞洲國家勿捕獵野生動物並推行環保運動時，普遍惹人反感的原因。

許多人都質疑：為什麼西方社會享受著現代化的文明成果，而我們卻要為此承受犧牲生態環境的代價？現代化的進步可以是西方的，但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卻不歸屬於任何一個單一的國家或地區。

又為什麼西方已經現代化之後才來要求我們節制現代化速度？

再者，目前西方世界仍是地球上最大的資源消耗區，故環保、生態最急迫的地區與問題其實是在西方而非其他地域。

更根本的質疑，則是對現代性的批判。

由於所謂「現代性」其實包含了幾項基本元素：市場經濟、政治民主、科學理性和作為西方現代社會之基本文化價值理念的自由個人主義精神。現代性的這四個基本元素，都是值得人類社會珍視的，但它們同樣也都無法免於生態倫理的批判。

其中自由個人主義，更具有這種兩面性。

一方面，它是現代西方社會的革命旗織和現代啟蒙口號，具有個性解放的精神力量。因此，它確實成為了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價值基礎。但另一方面，自由個人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有著一種深刻的內在親緣關係：它們在倡言「人格尊嚴」之際，共享著某種同質的價值觀念。把人類視為特殊而高貴的生命，將一切非人類的生物和生命看作是實現人和人類目的的純粹手段或工具。任何人或人類群體，都可能以人類正當利益的名義為他或她或他們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辯護。

換言之，西方「現代性」道德價值核心的自由個人主義，與其整個社會的現代性理想一樣，都沒有充分考慮人與自然的關係，更沒有給予人類寄居其中的自然環境以充分的尊重。

故社會學家吉登斯批評，自由主義的思想構架沒有、也無法容納有關生態倫理或環境問題的主題（《第三條道路》第一章）。各國在推動現代化時，也都忽略了生態倫理的一個重要方面：人類並不只是自然資源的消費者，也是自然資源的生產者和保護者。作為一種理性的生命存在，人類不僅是欲望的存在，而且也可以成為合理實現其欲望的道德的存在。

此外，支配現代化社會運動的根本文化，乃是一種基於現代科學理性的進步理念。

以致現代人過分迷信現代科學理性，誤以為人類的道德生活必定會隨著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整個社會物質生活的進步而改善。知識或技術理性、工具價值的評價尺度被無限放大，使得康德所謂「實踐理性」完全隱匿不見，只成了單一的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其中原有的目的理性或目的性價值意義，被現代唯科學主義和技術主義洗蝕無蹤，漸漸消失在現代人的價值視野之外。

在這種狹隘的工具理性或技術合理性意義上，人們或可認為現代社會確是「進步」了。然而，這種進步僅僅是「單面的」（如馬爾庫色 Herbert Marcuse 的用語）、畸形的，它所消耗的代價卻極沉重。

如果人們願思考一下當代人類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倫理問題、生活意義的困惑問題、以及浸透於現代人心靈和現代世界文明進程中的實利主義，就不難意識到這一點。

再者，現代性的種種問題，或許還與西方存有論認識論的發展有關。西方自17世紀中期以後，出現了新的機械哲學，根據一個新隱喻（機器）來追求宇宙、社會和自我的重新統一。這種思想由法國思想家伽桑狄（Pierre Gassendi）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提倡，因緣際會，漸漸取代了西方傳統的萬物有靈論、有機論，而蔚為主流，影響及今。

在機械的世界中，秩序被重新定義為：在規律的理性決定系統中，不但強調人應可對自然、社會和自我進行理性控制，更要借助新的機器隱喻以重新定義存有。

作為科學和社會的統一模式，機器徹底滲入人的意識，以至於我們今天很少人會質疑它的合法性。自然、社會和人的身體均由可相互替代、可從外部修理和代換的（原子化）部分組成。所以我們可以「技術的手段」修補生態失調，也以用干預主義的醫學方式，用新製成的心臟代替有病的心臟。

這種機械自然觀，是目前西方大多數學校的教學內容。人們不加思考地接受為常識的實在觀，認為物質由原子組成，顏色由不同長度的光波反射而成，物體按慣性定律運行，太陽是太陽系的中心。整個自然，均是由無主動精神的粒子組成，並由外力而非內在力量推動。因而，機械論本身也令操縱自然的行為合法化了。

這其中便蘊涵著權力的概念，卡洛琳．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自然之死》一書曾批評道：

這種權力概念，直接導致人對世界的支配意識。久而久之，人自擬為上帝，可對宇宙重新揑塑。而整個本體論和認知結構，遂也因此發生變化。是以Carolyn Merchant才接著說：「作為本體論與認識論之結構模型的機器」，使得：

此一新的本體論及認識論，包含了一些關於存有知識和方法的預設，使人可以操控自然。例如：1.物質由粒子組成（本體論預設）。2.宇宙是一種自然的秩序（同一原理）。3.知識和信息可以從自然界中抽象出來（境域無關預設）。4.問題可被分析成能用數學來處理的部分（方法論預設）。5.感覺材料是分立的（議識論預設）。

在這五個關於存有的預設的基礎上，自17世紀以來的科學被普遍地看作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

此外，正如海德格所指出；自笛卡爾以來的西方哲學，最基本的關切在於力量，「現代技術的本質在於座架（enframing）」。也就是說，在於表明自然使它成為被支配物。「物理學作為純粹理論，架構自然並使其顯示自身」，且「誘使」自然「成為可計劃的力的有序結構」。

對現代性做這樣的批判，把當代漠視生態自然的原因，追究到個人自由理性以及存有論認識論等等去，看起來扯得遠了，其實不然。不做此類探本之論，「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的討論，就僅能涉及一些技術性枝節問題或僅流於和稀泥。

而且，透過這樣的討論，我想說的，正是整個生態倫理，或舊的現代化普世倫理之後的新普世倫理所應該走的方向。

正如Holmes Rolston Ⅲ在《哲學走向荒野》一書中所說：現代社會的一個要求，就是人類要發現自己的獨特性 — — 線性的歷史、創造性和不斷進步。人類就是靠著這些獨特性而愈來愈成為自然的主宰，用自然為自己服務，並根據自己的意願改造環境。

與此相反，現在生態學的基調，則是要我們再次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聯性，認識到我們與生物共同體的固有聯繫，從而肯定我們的有機性本質這樣一種智慧。

他認為當代哲學家在探索新社會的新倫理時，必須反抗現代性，重新尋求人與自然的關係，即人與自然的相關性。

重新發現這種關係，他稱為「哲學的生態轉向」（ecological turn）。並認為現今已有不少人致力於此，例如，「伊恩．L．夏克哈格主張：『我們必須認識到：自然包含了一個內在的價值體系。』在一篇用了〈生態：物理規律與道德抉擇〉這樣引人注目的標題的文章中，保羅．B．西厄斯寫道：『但在今天，道德涉及到一種負責任的與自然界規律的關係，因為我們也無可逃避地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羅傑．里維萊和漢斯．H．蘭芝伯格在為一部有名的著作寫的序中說道：『對於我們對環境的關注，科學有另一種更深層的意義……那就是它能建立概念與自然規律的結構體系，使人類認識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這樣的認識，必定是道德價值的一個根基，將會指導著每一代人履行我們作為地球這艘宇宙船的乘務員的職責。對於這個目的來說，生態學……是核心的。』……。」

這些嘗試找出新方向的學者，憑借的思想資源是什麼呢？

Holmes Rolston Ⅲ說道：生態學家想到的是另一種哲學遺產。西方思想在對自然的看法上是矛盾的。不同於現代人想法的一些先哲用了不同的邏輯去面對自然，發現自然有著比人類更偉大的智慧。例如由浪漫主義運動所體現出來的哲學遺產。浪漫主義運動的思想家那種對大自然的愛，曾經感染了自然保護運動的先驅者中的很多人。例如愛默生在同樣也很經典性的一部著作中，就堅信自然產生商品、美、智慧與紀律。如果把詩與神秘主義跟科學結合在一起，我們更能看到自然育化了人們的性格，並可作為價值的試金石。

也就是說，西方當代思潮在處理人與自然這問題時，為了批判反省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的觀念，往往回溯其古老傳統，從其思想遺產中找到與現代西方不同的自然觀來做為思想資糧，建構新的普世倫理。

可惜這些西方當代生態哲學家不諳東方哲學，否則他們應更能由東方的自然觀和倫理態度中找到思想的資源。

例如人與自然非斷裂的連續關係、循環式歷史觀等等，都是中國哲學中最明顯的東西。

依我上文所述，今後吾人在思考這類問題時，或許應考慮要充分關注並運用我們東方的思想資源。因為這正好為急於找尋新出路的當代西方思潮提供新的資糧；在重建生態倫理的工作上，也足以互補。由發展東亞STS領域的策略思考來說，此亦是我東亞社會之優勢所在，不應忽視。

但僅有這些仍是不夠的，倫理學家不能把戰場拉到存有論認識論的層次便以為了事了。倫理是實踐問題。STS的研究，也不能只把科學機械主義及現代性批判一通便罷。要建構新的倫理情境，須要一些具體作為。

什麼作為呢？讓我舉個例子。

現今住在地中海沿岸有一億人，每年來此度假的人更多（占世界旅遊人數的三分之一）。他們把地中海弄成了一個汙水池。因為地中海是一個四面陸地環繞的海，只有一個出口通向狹窄的直布羅陀海峽，它的海水每8年才能更換一次。且海浪很小，水流很弱，人們倒入其中的汙染物只能留在原處。又、它是世界上主要的航運水道之一，石油貿易總量的三分之一通過地中海運輸，因此每年溢出的石油，加上沖洗油輪流入海中的汙水極多。還有85%的汙染物來自陸地上的工業廢物、城市汙水，以及農業作物的殘留物。大大小小的70條河流每天向地中海注入幾千噸工業廢水。至少120個沿海城市和城鎮，把90%未經處理，或僅稍加處理的廢水排入海域。使得占世界海洋面積1%的地中海，聚集了汙染地球海洋的浮油、焦油和普通垃圾總量的一半。

除了汙染以外，地中海還深受計劃不周的旅遊業之害。旅館、小艇、船塢，以及其他設施，破壞著一處又一處的自然區域，也破壞著流域周圍的野生動物生活區。

1975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開始進行一項計劃。它說服沿岸的17個國家制定一項共同策略來解決這個問題。它們中有：一直處於敵對狀態的以色列和敘利亞、長期為敵的埃及和利比亞、互相敵視了幾百年的土耳其和希臘、仍然不信任的法國和它的原殖民地阿爾及利亞、自古以來就互相對抗而現已疲憊不堪的西班牙和摩洛哥等。

所有的汙染源國家，尤其是3個最嚴重的汙染排放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共同努力，這些汙染物已逐步消除了。再依靠幾乎所有國家的幾十個實驗室協同合作，一個大規模的監測系統開始發揮作用，減少了各地排放入海的汙水量及有毒物質。

條約還規定應在海上及陸地為野生動物建立範圍廣闊的公園和保護區，形成一個網。目前保護區已增加到100多個。

地中海清潔計劃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前15年中，僅為了控制汙染，估計就要花費150億美元。

但這麼做非常值得。因為恢復生機的地中海，每年光是旅遊業就能創利100億美元。而更重要的是這個計劃創造了一個跨越國家與種族界限的合作關係，讓人重新體認到「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價值，也在計劃中實現了這個價值。

相互依存，其實是今天我們在地球上生存的實況。經濟上我們互相依存，環境更是如此。

因此，邁爾斯《最終的安全：政治穩定的環境基礎》一書說：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躲避其他國家發生之形形色色的環境退化。即使美國這個世界上經濟最發達、技術最先進、軍事最強大的國家，也不能避免受世界其他地區許多環境問題的影響，以及這些問題所產生的對安全的威脅。所有的國家都是坐在同一條船上，這條船正在成為環境問題的「鐵達尼號」。

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這個新遊輪的名稱也許說起來不順口，看起來也不順眼，但它卻是我們大家都必須學會隨口說出和隨時准聽到的一個名稱；就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那樣。相互依存已成為我們生活中不爭的事實。

相互依存也意味著我們愈來愈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動來對付共同的問題。正如溫室效應那種環境問題，它的產生，任何國家都有份；同樣，它的影響，任何國家也都不可避免。像臭氧層損耗和物種大批滅絶這類問題，雖然涉及的國家比較有限，也應該作類似的考慮。

因此，國家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的機會比以前更多了。

據此而言，在重新正視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關係的同時，人與人的相互依存關係、國家與國家的相互依存關係，也必須成為未來我們在行動上進行倫理實踐的原則。

在重新恢復與自然的依存關係時，我們應重新正視東方文化傳統的思想資源，以展開現代性批判。在建構國家與國家相互依存體認時，我們也有必要尋找一個可以共同合作、進行生態倫理實踐的議題（例如：東亞城市生態復蘇計劃之類），以便展開具體的合作，不讓「地中海清潔計劃」專美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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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明天6月5日為聯合國世界環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