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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已出現合法性危機

芸芸眾生，各各不同，你的未來不是我的夢。

各族群也一樣。中國人自古喜歡談歷史，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故天然的以為每個民族都有歷史。其實古印度人就無歷史意識、無歷史觀、也無史著。就像我們相信人都是父母生的，可是古印度人更常說是他自己輪回來的。

因為時間觀不一樣，生命觀也就不同。

觀念創造未來。因此大家分道揚鑣，各走各路，各成風景。

希臘文化屬於另外一型。它是反歷史（antihistorical tendency）的。

柏拉圖在《泰米阿斯篇》中說，梭倫在埃及祭司們提問時，發現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臘人都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古代史。所以埃及祭司恥笑道：「你們希臘人仍處在幼年時期，你們沒有從你們祖先那裏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誨，也沒有得到任何一門古老的學問。」

希臘人都不知道歷史，也不關心。歷史，在其教育中沒地位，他們也不喜歡寫歷史。這些都很像印度人。

但現代人以為非常理性的希臘人，其實很八卦，對過去事情的細節很感興趣。

所以在古希腦，無整體歷史的敘述，只喜歡談古代的事，如酒宴、景色、阿咯琉斯的盾牌等等。

被譽為「歷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真是過譽了，實際比一般記者還不如。記了許多讀之失笑的雞毛蒜皮瑣事：漂亮的伊利里亞姑娘如何選擇丈夫；湖區的居民怎麼防止兒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驅除蚊子的辦法以及蚊帳形狀；波斯國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開水；亞得利馬基第人對付跳蚤的辦法；塞西亞人怎樣擠馬奶等等。

對民族的起源、國家的形成、制度的演變、文化的傳播與發展，他卻很少涉及。換言之，關注的並非歷史，只是一些事件。猶如一位熟悉王菲和周迅戀愛史的人不能冒充為一位搖滾音樂史家。

至於《伊利亞特》等史詩不是史，則不用強調。木馬屠城、特洛伊大戰是「一顆蘋果引發的血案」、獨目巨人吃掉奧德修斯同伴、神女喀爾刻把他的同伴變成豬等等，都和海倫之美一樣，讓人難以捉摸。

因此，雖然古埃及鱷魚木乃伊肚子裏已發現了寫有荷馬史詩片段的莎草紙，但這種民間揚抑格六音步短歌集，就跟唱著蔡伯喈負心的戲曲《琵琶記》一樣，不但非史，抑且反歷史。

熱衷瑣事、關心「雜」的另一面，就是追求「一」。追求永恒、確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是希臘人的思維特徵與生活方式（他們閑著沒事，喜歡躺著與男朋友聊這些，做為風雅的社交活動，愛男子也愛智）。

他們認為，哲學和科學的使命就是尋求世界的秩序和確定性。不管是泰勒斯、畢達哥拉斯，還是德謨克利特，哲學家們都在尋找世界的本原。這種尋找世界本原的哲學活動，與歷史學意義上的「尋根」完全是兩回事。強調的是永恒、是一，而不是多、不是變化。

所以，西方從來沒有史學。現在聲勢浩大的史學家、史學學科，都是在十九世紀才模仿自然科學建立的。

十九世紀，出現了一些有影響的歷史哲學家。

注意，仍是哲學。是哲學地想歷史是怎麼回事，而非從歷史出發的史學。這是文藝復興以後，學習希臘文化的一種成果。爭論著：歷史是科學嗎？理性和邏輯在歷史學科中起什麼作用？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的關係是怎樣的等等。

這些又都圍繞著一個根本問題：歷史是個必然過程嗎、如何看待歷史必然性？19世紀三大歷史哲學（黑格爾歷史哲學、唯物史觀、批判的歷史哲學），對此，看法完全不同。

但基於「事實」的歷史研究（如中世紀德國財政史、行會組織、不列顛棉紡史、毛紡業史，乃至古代藝術史之類），因緣際會，卻也展開了。

這是因為各國忽然大力開放和整理官方檔案。

法國大革命後，貴族的傳統勢力日衰，新興資產階級力量日盛，拿破侖征戰所引發的民族利益之爭也強化了社會矛盾。因而十九世紀初，各國都允許人使用檔案文獻材料，以證明統治的合法性。

政府和書生一樣，其困境都是：要通過敘事來打破困境。

所以大家都熱衷於檔案文獻的整理，或資助研究者整理史料。如德國出了大部頭《德意志史料集成》，法國也出了《法蘭西未刊文獻匯編》三百卷，包含手稿、特許狀、執照、編年史、回憶錄、通信以及各種著作。

這本來是古來偷窺八卦之遺風的擴大，但評價變了。檔案史料，被認為是客觀的紀錄；對之進行類似科學方法的考證，即能達成如科學知識一般可靠的歷史知識。

「科學史學」即形成於這種「歷史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的氣氛中。

他們強調掌握第一手史料，否則不能說明歷史真相。蘭克的《教皇史》《宗教改革時期的德國史》等均以史料考證著稱，促使歷史研究建立在檔案的基礎上。用以強化國家意識，體現「史學是近乎科學的客觀知識」。

國家，是的，現代史學的老闆是政府。獨立的個人意志和私史，已無生存的空間，史家要靠官方機構、資金、項目、檔案、職位和發表的地方，才能存活下來，好好地證明統治的合法性。

其證明，被宣稱為科學。所以馬克思隨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強調：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那就是歷史科學。

這是一次重要的歷史轉折，反歷史、不重視歷史的西方文明，竟走到了它的對面，變生出一個新的歷史時代。

在這時代，歷史就漸漸取代了哲學。

許多人搞不清楚情況，仍把哲學當作西方文化的核心。或說它只是重心有了點轉移，從形上學轉到認識論，再到語言學，所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有個「語言學的轉向」，哲學仍然頗有發展。

其實，語言學的轉向只是哲學內部的事，是分化了而不是擴大。此後分之又分，語言哲學、藝術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社會哲學、經濟哲學、教育哲學……，不斷應用化、瑣細化，事實上也就愈來愈不重要，距離從前所謂的哲學也愈遠。

亞里士多德曾把人類的知識分為三部分：最基礎的部分是樹根，是形而上學，它是一切知識的基礎（所以笛卡兒《形上學沉思錄》又稱為《第一哲學沉思錄》）；第二部分是物理學，好比樹幹；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學，如樹枝。如今First Philosophy早已沒人談了，第二級的物理學又移出了哲學領域，剩下來，全是第三級的東西。

故哲學雖尚未死，二十世紀以來，實是衰微日甚。哲學家，談來談去，仍是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後面皆其緒餘、補充或不成對手的挑戰，並未有足以另開一代的人物。

史學就不一樣了。

史學（研究不可見的過去）雖與形上學（研究看不見摸不著的上帝）同樣在談不可知的東西，但因性質相同，又宣稱能通過史學方法讓人可知可見，當然很快就取代了形上學。

學科的正當性及教學研究體制又迅速建立完成。歷史系比哲學系更多、更好招生、更好就業，也加速了哲學的邊緣化。

被重建的歷史，又如小說或新興的電影藝術，可把過去演示於觀眾面前。在大眾傳播市場上，遂亦遠比哲學受歡迎。名人軼事、緋聞八卦、秘聞奇談、明暗鬥爭，更都可附麗於史考史述之中，誰不喜歡？

故從此以後，史學就在科學化、客觀化、如實重現歷史場景的路子上不斷前進。且隨著殖民擴張，歐洲人在全世界建了無數歷史系，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士碩士博士，每個系，入門就都在講科學的史學方法。

中國當然也是如此，但略顯曲折。

1902年，新設的現代學堂才開始設置「史學」課，次年改稱「歷史課」。這是我國最早出現的「歷史」一詞及「史學」課程。

在此之前，「歷史」的含義僅用「史」字代表。許慎《說文解字》說：「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謂史即記事者，也就是史官。換句話說，被文字紀錄的事情才叫史。歷史一詞，雖然《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注引《吳書》提到吳主孫權「博覽書傳歷史，藉采奇異」。但史前加的「歷」字是指曆法，跟近人說的「歷史」不是同一個概念。

近代日本學者才用「歷史」一詞翻譯英文「history」，並以進化、文明、近世、國家、社會、國民等具有一般思想史意義的史學術語來敘述中國史事，建構出仿擬西方史學的東洋史學。夏曾佑並於1902至1906年參考其論述，編出第一部新式中國通史教科書《中國古代史》。——也就是說，當時國人皆取徑日本，接上洋流。

其後胡適的「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沒有材料就不說話」，也都是向西方取經的遺跡。而且，熟悉近代思潮的人都知道：新建構的西式史學，乃是五四運動以來推動新思潮和社會發展的發動機。

你也許要說：我國自有悠久的史學傳統，何至於此？

是的，我們有不同的史學。可惜近代是個打倒傳統的時代，所以由清末引進新式學堂之後，所有史學及歷史系都是學西方的。從梁啟超，到現在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都在提倡不同名目的「新史學」以打倒傳統、改造傳統。故現代中國史學最不中國。

面對西方史學，我們本來可以形成對抗或挑戰。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想保衛自家傳統都很困難，哪還有力氣、資格反省西方？敢稍微回回嘴，就會被群嘲群毆了！

質疑、批判、反省的力量主要還生成於西方內部，大體脈絡有三：

一是從事實層面質疑客觀研究這回事。例如蘭克本身就被證明是代表德意志帝國的利益而考史，所謂科學的純學術研究只是一則神話。而後來史學界內部主要也就靠揭發別人的研究不客觀、不嚴謹來運作，考來考去、罵來罵去。

二是把這種質疑，從個人、史實層面，提到方法論層次。說人文學絕不可能客觀，跟科學不同。因為歷史不能重演、不能實驗、已消失的史事與人物也不可能再生、保存的史料更是絕對不可能完整、歷史知識既有缺漏又常會被新證據推翻（「歷史知識的不完整性」和「歷史知識的不確定性」），故史學有與科學不同的方法論與目標。卡西爾的人文科學、狄爾泰的精神科學，都屬於這一路。

三是與此異曲同工的雷蒙、阿隆、卡爾、柯林武德、克羅齊等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歷史是歷史學家心目中的歷史」。強調歷史研究不是服務於過去，而是與研究者當下的思維意識、存在情境息息相關的。

當然，這些質疑，並未停止史學建制化的大潮流，史學之科學化（包括量化、社會科學化）愈來愈暢旺、愈來愈理所當然。

因為學科建設成了體制，就如泥水成了碉堡，甚難摧毀，只能等，等裏面的人老、死。

可是質疑也終不可能無效，否則怎麼能符合歷史「變」的規律呢？

碉堡無論如何堅固，都有願意出來透透氣的人，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發展出的「後現代史學」就堅決反對歷史學的科學性。認為歷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主體價值的介入，因而無法實現客觀性。

同時史學也不能進行理論模式建構的宏大敘事，跟科學研究有根本差別。史學若有「元敘事」，也是純粹的主觀建構，且是握有權力的團體在建構，它會隨權力主體的變化而變化，根本不存在有可對它們證實的客觀標準。像法國大革命、拿破侖之評價、天主教歷史作用、中國共產革命的性質等問題，永遠吵成一團，去哪找客觀敘述與評價標準？

因此，後現代史學認為不必去妄想重建史實、進行歷史解釋和理論建構，能復興「敘事史學」，講講故事就萬幸了。

歷史認識論和歷史編纂學乃因此產生了重大顛覆，史學出現了合法性危機。

只有當代中國史學可以避開這些危機，因為只是仿擬。鏡子不會有什麼危機，只要政黨不敲破他們的鏡子，他就可以繼續映照著，讓你彷彿看見他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