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史學的占夢術

西方哲學家的論述魅力，常在於它的晦澀迂曲。

海德格爾寫過一本《時間概念史導論》，卻五分之二在談現象學，另外談存在與時間。時間概念史呢？喔，只談了時間，和對時間的界定，史還沒開始談。

沒談史，也許是因哲學家遊心於玄，不能黏滯於史事，也許根本懷疑史學的功能。

說得也是，把「歷史學合法性的證明」當作史學本己的任務，早在尼采那裏已開始了 — — 現代史學，打它誕生起，就一直處在如何證明其合法性的焦慮中。尼采、海德格爾這些人都一直在批評它不合法。

不論是紀念的史學、好古的史學、裁判的史學、毀滅過去的史學，尼采通反對，他認為史學得服務人生。

而服務於人生的歷史「永久不能，也不應該成為數學那樣的純粹科學」 。

這就把現代史學全面否定了。

海德格爾進一步提出「此在的歷史性」，說人這樣的存在者，就具有「本真的歷史性」。本真的歷史性不一定需要歷史學，無歷史學的時代本身並非也就是無歷史的。

此在，講的是人生在世就處於操心之中。操心是人的現實感性活動，人不得不為自身生存有感性的籌劃，唯有這種真正的存在感，才能從「將來」來到自己本身。

時間性則是在生存中把所有當前化的將來統一起來的本真現象，它乃是操心得以可能的本真源始的條件。

他說，本真的時間性根本不是隨著過去、現在、將來的流俗時間之「流」而積累拼湊起來的，是將來、曾在、當前等「綻出」樣式的同等「到時」。而在諸種樣式中，將來又居於「優先」地位。時間性之於此在的操心籌劃，首要的意義在於「將來」。「源始而本真的時間性是從本真的將來到時的，其情況是：源始的時間性曾在將來而最先喚醒當前。」

既然如此，此在的歷史性，當然就不是思想家通過邏輯、概念、反思做出來的。歷史性源出於此在在世的時間性，而時間性又是此在在世整體能在之不可或缺的基礎，故歷史性就是此在在世之本真，「我們越是具體、合乎人性地把握了人的存在的時間性的根基，就越能清楚地看到這一存在本身是徹頭徹尾的歷史性的。」

反之，歷史主義以追尋某種「普遍的東西」為對象，或以陳列「個體性的」事件為對象，從根基上就錯了，因為它們「使此在異化於其本真的歷史性」。

這些講法，迂曲晦澀，繞來繞去，大家想必已被他們繞暈了。

用我比他們清晰易懂的語言來說：真相有時恰好與所謂常識相反，一如人都以為地是平的，其實卻是圓的。歷史，大家都以為它是對過去的真實記錄，其實也相反。

大家以為過去之事，記錄下來就是歷史。殊不知，五歲以前的事你根本不記得，晚年即使不癡呆，也糊塗得很。中間三分之二時段，又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覺，沒知覺；或在做夢，意識紛亂；自認為是醒著的時候，又泰半無集中意識，只是吃著動著而已，跟貓狗沒啥兩樣；而自以為是有意識的行為與思慮，絕大多數又都忘了；勉強記得的，其實卻多模糊、錯亂或張冠李戴，如舊日照片般斑駁褪色，不辨眉目。

因此，人並不能天然地擁有屬於他的歷史。

個人尚且如此，他人、家庭、宗族、國家，乃至異族、他邦、亞洲非洲、世界，其歷史如何說起？

要說，就需要一個歷史以外的網，網羅破碎、零亂、片段的記憶，以想像力、創造力、敘述力、編織的技巧、同情的理解、設身處地Cosplay等方法，去描述已消失的物事。

已消失，便是無，是「事如春夢了無痕」的無。可能曾有，但現在已無。

所以無是真的，曾有者是否真有，反倒值得懷疑了。因為即使真曾夢過，夢能當真嗎？夢之有，尚且不是真有，則史書所述，一春夢雨長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比夢還不實在，何可當真？

解夢需要技術，古代有《周公占夢書》，近代則有弗洛伊德等等。

這些技術真能解夢嗎？當然不能，但只要當事人相信就好。所以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會有不同的解夢術。一時或相信因果、一時或相信鬼神、一時或相信潛意識、一時或相信政黨、一時或相信科學。

歷史之編織與理解，同樣需要方法。故古有巫、有史，近代便發展出了史學。方法也是隨時代變化的。

大家都想抓住夢中飄渺的風鈴聲。

巫，用神話思維做了繩索來編織，近代史學用科學技術來編織，傳統史學界乎神話與理性之間，占夢師則只注目人本來就不能有理性意識之處。

占夢師遊心於陰，巫半陰半陽，史陽漸盛，近代史學更是虛陽亢進，然其為編織則一也。所謂科學史學研究方法，與夜行人吹的口哨相似，響亮著心虛。

現代人當然以為科學理性思維遠比神話思維高明。實則非也，因為內裏交織難分。

例如歷史本無所謂分期，流水光陰，分也無從分，抽刀豈能斷水？故中國就從來沒分，通史以編年為主、朝代史以紀傳為主。

西方中世紀基督教基於所有人類皆上帝之子民之概念，講跨國別、跨種族的「普世史」和「普世價值」，才有了分期法。

以耶穌生命為線索，把歷史分為耶穌出生前和出生後，稱為紀元前、紀元後。紀元前是上古；紀元後，以上帝旨意或教會文化發展之線索看，又可分為中古和近代。

史賓格勒《西方之沒落》曾痛罵它不顧世界各文化之殊相，強用一個框架去套，是狹隘偏私的。何況，其說本於猶太宗教天啟感念（apocalyptic sense）之傳統，代表著基督教思想對歷史的支配，在時間的暗示中其實預含了許多宗教態度，並不是歷史本身就有的規律，只是一套神學。

可是基督教文化勢力太大啦，這套神學不但繼續被推廣，就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史觀，也只是替它裝上了個生產方式的底座，好讓它跑得更快。

中國史遂被拆分成「亞細亞生產方式 — — 奴隸社會（上古） — — 封建社會（中古） — — 資產階級社會（近代） — — 社會主義社會」五階段，爭論至今未休。

分期又都不只是靜態地分，還指明著歷史動態的方向與進程。無論是基督教說歷史終將走向上帝之城，抑或如馬克思預言走向社會主義，都蘊含了直線進步的觀念和宗教式的信仰。

你說這是史實還是神話？

倒過來說，神仙夢幻，又是真是假、史耶非史？

梁朝大名士陶弘景就有《夢記》一卷，自記所夢。他弟子周子良，從梁武帝天監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次年十月二十七日之間，連續與神冥通（入夢或現身），最後解化升仙（其實就是自殺）。陶弘景也把他的日記編成《周氏冥通記》四卷。又編了上清派祖師們的夢神紀錄為《真誥》七篇。 — — 以夢為史，蔚為典型。

你說這不是史？

首先，記夢者自己未必覺得是夢。其中一位通靈者楊羲甚至覺得整個過程太清醒了，不相信是在做夢（紫微夫人和清靈真人則答覆說「此實著至之象，事顯幽冥，非虛構也。」意思是：夢就不實嗎？夢也是實的，你真的是在做夢）。

其次，史本來就與巫頗有交集。陶弘景所記之事，便往往與《左傳》《史記》相涉。而「《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早有定評。《史記》呢？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亦自報家門說他們太史公這種官：「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他掌天官，不治民，工作是觀察天象、奏定曆法，凡祭祀、喪、娶、瑞應、災祥、時節禁忌諸事，要皆由他管理，不是巫，是什麼？

所以，第三，記史原即與神怪脫不了干係。《漢書．藝文志》之所以認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原因即在於此。

如春秋時就有一種《訓語》，說夏朝衰時，褒人之神化為二龍，出現王庭，或后羿寒浞鬥爭等荒怪的故事。《國語》，柳宗元也批評它「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左傳》多巫怪、《春秋》言災異，本即是史之傳統。

晉太康二年，汲塚發現《瑣語》一種，體例類似《國語》，史事傳說，頗涉妖怪。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它是諸國卜夢妖怪相書，略如後世《夷堅志》《齊諧記》，又說它是「古今記異之祖」「古今小說之祖」。

近人論文學史，喜歡說「六朝志怪」，好像志怪是六朝的特產，或志怪到了六朝才陡然興盛起來，然後再去替六朝之所以多志怪找這個那個原因。不曉得講這些卜夢妖祥及瑣事，正是古代「庶人傳語」（呂氏春秋．達鬱）而被小史采錄的傳統。

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指的就是史多浮誕誇飾這一特點。

不僅《瑣語》如此，汲塚所出《竹書紀年》裏面也多是黃帝仙去、三苗將亡天雨血、青龍生於廟、柏杼子得九尾狐、十日並出、宣王時馬化為狐等故事。司馬遷撰《史記》時說百家述黃帝，其言多不雅馴，即指此。直到《舊唐書．藝文志》還把一些志怪書歸入史傳類，可見其原委。

我這裏，不是替巫史爭正統，或說科學理性思維其實本是神話、神怪幻夢卻常被當成真史實事。

我只是說：過去的事，春夢無痕，難以記憶、無法還原。近代史學界的先生，自稱可以科學方法復原之重建之，實無異於癡心漢艷說佳人夢中情事。又好似魯迅形容的唐人傳奇：「作意好奇，盡幻設語，假小說以寄筆端」，只能當故事看看。其記夢之法，貌若新穎，實亦與巫史占夢之編織測度無大區別；甚且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也難說誰就勝過誰。

在現代史學自矜新潮、瞧不起巫史傳統時，倒是自己跌了許多跤。

1890年英國學者霍恩雷（Augustus Rudolf Hoernle）曾獲得一批來自新疆，抄寫在樺樹皮上的古抄本。研究發現，那竟是古印度笈多時代婆羅米字母拼寫，此前從未發現過、已失傳千餘年的阿育吠陀（Ayurveda）醫學典籍。

這消息，立刻引起了一陣國際騷動，爆發中亞探險熱。

英國、法國、俄國、日本探險隊，紛紛到新疆和中亞地區考古調查，收集到各種漢文、婆羅米文、突厥文、阿拉伯文、吐火羅文、于闐文寫成的文書，洋洋大觀。

這些抄品，不但被大英博物館、俄羅斯皇家科學院等機構收藏研究，也被斯文．赫定當作真品記載在了他的《穿過亞洲》中。

那真是個豐收期，使「東方學熱」高度升溫。

可惜抄本多是偽造的。造偽的健將是斯拉木．阿洪 — — 他是個文盲。

文盲先生用楊柳枝泡了水，將紙染成黃色或淺棕色，之後再在上面胡亂寫一堆他自己也不認識的符號。有些則放在火上熏烤，進一步做舊。然後在裝訂起來的紙頁間隨意撒些沙漠中的細沙，源源不絕地生產各種「古文書」。後來由於銷量太大，更乾脆用雕版印刷加速製造。

他的勾當，後來被斯坦因（也就是去敦煌「盜寶」那位）識破了，偽造才告一段落。

然而仍不斷有人被騙。1929年北京大學黃文弼，參加中國和瑞典合辦的西北考察團，買到一些活字雕版印刷古文書。大喜。因為這顯示古代西域雕版印刷發展的時間很早，甚至可能將中國發明活字版的時間大大提前。

為了慎重，黃文弼還專門請了季羨林鑒定。季先生判斷是古和闐文。黃相信季的權威，故將這些古文書都收錄到了他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記》。

直到1959年，季羨林的老師、德國印度學家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才在給黃文弼寫的書評中揭露：他買到的1000多個字符的文書，都是由斯拉木．阿洪他們用四個不斷重複的「詞組」組成，沒有任何意義，只是拿幾塊像印章一樣的「活字雕版」反複在紙上印出來。

一個文盲，居然讓那麼多大牌教授、學者、研究機構都摔了跟斗。

這是特例嗎？當然不是，我愛惜篇幅，也想替學界留面子，不願多說而已。這種事，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的呀！近三十年，忽然數量暴增的、海外買回的簡牘和字畫，轟動華夏，蔚為顯學，內中其實就多有此類物事。大家不好說、不忍說、說了也沒用。

所以這不是一兩件個別事件，而是在現代史學這種體制和脈絡中必然會炮製出來的。

當年史學新浪潮，即曾以「疑古辨偽」為大旗，從1926年至1941年，推出了《古史辨》三百二十五萬餘字。認為中國史必須攔腰砍去一半，春秋以前的事都只是傳說的層層疊加。老子沒這個人、孔子沒見過老聃這回事、《老子》這本書是戰國以後造的、《堯典》更是後人所造、沒孫武這人、《孫子兵法》只能是孫臏所作……

現在，大家不這麼說了。可是當年胡說八道的人仍舊被推崇為大師、其考證方法仍然被認為非常有用，你說怪不怪？

史學時代，從十九世紀延伸到現在，盡設幻語，讓人信以為真，已經太久了。其城堡逐漸破敗，內遭爆破、外受攻伐，本來就快垮了，所以並不勞我再來轟擊。有些人入戲太深，暫時還走不出來，我也不想再勸。

唯有那種「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朋友，也許還想「問征夫以前路」。那麼，我這裏所說，對他們未來可能還會有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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