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風月傳統消亡於臺灣

大家都知道的臺灣陳水扁，對人每自稱「阿扁」。其支持者亦如此稱呼他，自居「扁迷」。

「阿扁」是個土語，很多底層人士都叫這名。日本據臺時期，甚至有名妓亦稱阿扁，也不乏捧場的扁迷。

《風月報》曾記載兩位，一是昭和十年（1935年）6月6日，第八號，笑花生《尋紅拾翠》欄載的新麗卿，別名阿扁，樹豔幟於稻江，後赴廈門，令愛戀者想望不已。

另一位是同年12月14日，第卅五號，晴雨《花事闌珊》欄記載的阿扁，別號靜子，在第一珈琲店擔任「女給」，因待人親切，頗受各界歡迎，「今在該館謂人氣兒」，也有不少扁迷 — — 現在我們常說誰有人氣，這詞，早期來源即出於此。

此皆當時著名之妓女也。但兩者並不相同。

所謂「樹豔幟」，是指政府所准許、持有執照的妓女。女給，則是指珈琲店女侍。相較於娼妓，這是新興的形態。此類女侍也可與客人進行性交易，故同年8月16日，第廿一號，《花事闌珊》云：「因島內珈琲店如雨後春筍，簇出不窮，妓界大受影響。乃應時世要求，舍煙花界，轉為紗籠窩稽之女給」。這個欄目，到第四五號，昭和十二年七月廿日時，另署名為梅鶴主人，也說阿嬌本為北里名妓，感時世潮流，轉為大屯女給。

可見珈琲女給的出現，代表了妓界一種新變，妓女轉任女給者，也為數不少。

臺灣的娼妓，尤其是藝妓，承襲的是中國青樓的傳統，以詩酒曲藝為事。女給則在珈琲店裏，唱流行歌曲。這是彼此基本的差異。

當時廖永清作詞、陳清銀作曲，一位女給陳寶貴唱的《女給》就是流行歌曲。

另外，昭和十年九月六日，第廿七號《花訊》則也說：「小雲環……前習得北曲二三十套，皆係舊曲，現就某曲師，學流行新曲及歌劇，以赴臺博出演」，又說：「戀英，北妓，……善操邦語及流行歌曲」。足證娼妓中也不盡能維持舊風，已漸染於新聲矣。

女給唱的流行歌曲，或其執業的場所珈琲店，都是日本式的洋玩意兒。女給們取的藝名，也帶有濃濃的日本味，如前述靜子、秋子之類。考《風月報》所載，尚有芳子，富士娘、阿幼娘、靜江娘、百合子、美惠子、和子、美夜子、琉璃子、富士子、雅子、松子、美代等，均是如此。

女給中因此也不乏日本女子。如第三六號《第一嘉會胭脂譜》所記的房子，就是日本女，在第一嘉會珈琲店執業。她，斷髮、時裝，也與青樓歌妓有著明顯的不同。

換言之，這是個新舊交接的過渡時代，一個中國青樓的文人風月傳統，正逐漸轉型或消亡；而一個帶日本味兒的現代風則逐漸形成。《風月報》，就是這個過渡時代的見證者。

臺灣《風月報》，取名於「風月」，正顯示著它源於大陸小報的傳統。這些小報，以消閑遊戲、文人雅趣為主，多談風月，少論國事。《風月報》亦是如此。

第四號有《啟事》說：「本部趣旨，在維持風雅，鼓吹藝術」，言其宗旨甚晰。

然所謂維持風雅也者，跟古代文人士大夫說的不是一回事，是跟女人分不開的。故第八號有略天《寄題風月報》說：「維護風雅到勾欄，我願風和月長輝」。

這也是這份報紙有《尋紅拾翠》《花事闌珊》等欄目及對娼妓女給之報導的緣故。

可是，所謂風月風雅亦不限於男女風情，所以第四五號吳蔭培《風月報中興頌詞》云：「夫以風月名報，猶如吟風弄月等遊戲之文藝乎！」同期編輯部啟事也說：「嘯傲乾坤，婆娑風月，胸中磊塊，好自消除，筆底雲煙，正宜舒卷」。

似乎風月云云，大抵就是文人自認為的雅趣、情調、品味，屬於文人階層怡其情、暢其意的各類物事。文人消閑遊戲於其間，便自覺風月無邊矣。第十四號，晴雨《風月新志》云：「雅人深致，吟風弄月。賭徒團結，呼么喝陸，各嗜其所嗜，嗜痂成癖，他人以為穢，而彼不自知也，所謂習與性成也」，講的就是這道理。

四十七號，另有啟事說：「本部中興，續刊小報，欲與江湖騷客廣結翰墨因緣，凡屬藝術部類，詩文書畫新稿及擊缽詩稿，小說雜談近著，肯為惠寄，是所歡迎」。自居小報，且以刊載文人詩文雜錄為主，不也呼應著這個原理嗎？

同號還有《風月俱樂部新章程》，第十條說：「《風月報》揭載詩文及小說，講談雜錄。……若批評時事、議論政治，超越文藝範圍者，概不揭載」，也表明了它「多談風月，少論國事」的小報特性。

這種報紙，是為了鞏固文人這個群體、發展其趣味內涵而辦的。與它並行的，還有一個風月俱樂部，尤其可以說明這種類聚文人群體的意義。

風月俱樂部，除了辦《風月報》之外，另附設兩個服務「系」，稱為添削系和代理系，啟事云：

一、添削系

本系為初學謀利便，設通信研究。律詩添削每首拾五錢、絕詩添削每首拾錢、短文（四百字以下）添削每篇三拾錢、長文（四百字以上）派削每篇五拾錢。凡購讀本報全年分者，每月限短文一篇、律二首、絕二首。添削無料，以示優待。但往復郵費，本人自理。

二、代理系

本系專辨代理及介紹。凡關於慶吊詩文，如壽屏、婚書、吊詞、誄文、墓銘、碑記、以及書畫揮毫、金石雕刻，皆可代作或懇海內外名人撰作。其潤格別商。

風月俱樂部本身就是一個文人集團，性質與古代文人結社完全相同，社中同人也以詩酒唱和為事。但除了同人間相濡以沫之外，它們還著力推廣文藝，希望能擴大文人群體，設立這兩個系，功能即在於此。

添削批改詩文，性質等於函授教學。代寫文章書畫或代求詩文書畫，其意相似。此外，該報記者等人員也各有潤例，可應讀者需求。

第一號載記者王少濤，可替人作書畫；第七號又載他可替人鑒定古今書畫；第八號則載主筆謝雪漁「因吾臺青年學子，多進而研究詩學，……愛欲為初學謀利便」，編成《詩海慈航》二卷，由該報發售……都屬此類。

該報也同時登載其他文人團體的消息或活動，如臺北瀛社、鷺洲吟社之雅集與徵詩，彰化崇文社之秋祭，北臺吟集之作品，種竹齋的雅集等等。甚至特闢《文藝消息欄》，報導相關消息。

文人的詩文，當然也是報紙主要的內容。但值得注意的是：正經的文章甚少，而是談狐、說鬼、志怪、論酒、清言、燈謎、滑稽、評花、詩話之類，屬於文人遊藝、諧謔、趣昧的部分，無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也就是說，文人發言時對象，不是一般社會公眾，故不涉及國事及屬於社會公義、道德、事理、群眾利益等範疇，只表現文人間的情誼與趣味，所謂「談笑相爾汝」。

他們與大陸文人間也頗有交往，刊登鄭海藏、陳寶琛等人詩甚多。第二號《花事闌珊》載：「曾有中華文學家江亢虎博士遊臺，贈其（奎府治）冠首絕句……」。

第六號《吉光片羽》又記：「江溥士昨年來臺遊歷，吾瀛社為開歡迎宴於大屯旗亭。博士詩才敏捷，略似溫八叉……」。

第七號《風月新志》則云：「本部顧問東山英先生，歸自內地。吾人假蓬萊閣旗亭為其洗塵」。

第八號《同人唱和錄》中則有「唐山客」同詠《聽根根女校書彈詞》。

第二十號、三九號、四十號、四一號等，更有熊希齡與毛彥文、章宗祥與愛妾蘇映雪、陸宗輿愛妾陳素琴、段祺瑞與愛妾薛燕賓等之豔史。雞籠生甚且寫了《大上海》八十八篇在該報連載。

這些，都可以看得出該報與大陸文化界的關聯或感情，也看得出該報與上海小報的血源關係。該報或該俱樂部與大陸文人頗有交往，甚且屬於同一種文人的階層文化體系。擁有同樣的行為模式，更不難概見。

《風月報》十九號《風月新志》云：「風月之說，一見《南史．褚彥回傳》，一見《梁書．徐勉傳》。上謂良辰美景，下指消閑之事也。今人立言風月，大都以風流之情，又一解也」。

風月俱樂部文人團體的消閑遊戲，肆其文采風流，自然也與女人是分不開的。

他們的雅集之所在，常在妓家，如第二號即有《阿珠女校書宅小集聯吟》之作。打燈謎時，亦常以妓名為之。作詩填詞，每與妓女唱和或贈妓女。同人唱和時，亦多持聞歌訪豔、招飲旗亭之詩文邀和。更多考證妓史、遙記芳躅之篇。報導妓女們的行止，例如誰南下、誰跳槽、誰從良、誰去了廈門、誰又重操舊業、誰的生涯如何辛酸等等則尤多。難怪《風月新志》十九號說當世「論《風月報》者，若專以為狹邪之宣傳」。

在這方面，《風月報》承繼著《板橋雜記》《秦淮風月志》之傳統。但因時代科技進步，除了文字之外，尚輔以照片，每期附文刊載若干豔妓的相片。上承古代文人為妓女畫相之緒，下啟女明星畫報之風。足以考日據時代末期的妓史。

對於妓女，這些文人也並不只把她們當成報導、吟詠的對象，他們與娼妓事業有點共生關係。一方面，他們是消費者；一方面，他們又是妓女的代言人、宣傳者；另一方面，他們還是妓業的促進推動者。

這樣的關係，在今天，已不易被理解，因為整個文人傳統斷絕了。社會結構也改變了。

我曾見某先生撰文述其長沙鄉俗，謂：「故廬吃團年飯，往往至午夜。先叔祖交遊頗廣，北里中多有昵好，平時不常共家人晚餐，團年飯則不能不共。留連各處，已近夜分。每聞轎班吆喝聲，童稚輒迎候門口。往往高軒過而非叔祖也，相視作苦笑。雪深夜凍，燈籠大紅『張』字，冉冉而至，叔祖酩酊下輿，家宴斯舉。童稚亦必呼之始起。年飯忌小兒啼哭。然昏睡中強起，其有不哭不吵者乎？菜肴準備已久，大鍋蒸籠，不免有火候太過者。且人已欲眠，即任何美饌，亦無甚食欲矣」。此文有眉批者，云：「足下不欲為尊者諱乎？」後見刊本，果刪去。

但此記實極有趣。文人士大夫冶遊北里，今以為須為尊者諱者，清末民初，則為普遍之風俗，人人家家，幾皆如此。故除夕童稚在門口守候，過盡千帆皆不是。那些回家的轎子，坐著的，都是剛從妓館出來的老爺。而且，若不是團年飯非回去吃不可，這些老爺們大抵就長年泡在娼家，罕得回家吃晚飯了。

可是，在大陸，這個現象，轉變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之後，風氣漸漸澌滅。文人與妓家的關係徹底改變了，文人這個階層、這個流品也同樣改變了。

陳獨秀在妓院與妓女打架之後，學界和社會開始提倡的新道德標準。宿娼評花，非唯不再風流風雅，且以之為下流、為墮落、為無聊。上海小報、鴛鴦蝴蝶派某些作家之消閑娛樂、品花說豔，也被新派文人所鄙視。小報於二十年代逐漸衰歇，轉型成為新文藝副刊，正是時代使然。

反倒是在臺灣，文人士紳階層並不因臺灣割讓給了日本而瓦解。其詩酒風流、聲伎遨遊之風氣，亦仍因循著晚清的傳統。故在1935年，大陸的小報均已衰微轉型之後，《風月報》仍維持著那個文士風流的情調，成為文人傳統中最後的一抹綺色。

他們旗亭招飲，雅會花間，欣賞的，也以詩妓為主。

第二號《花事闌珊》載：「詩妓奎府治，怪星女弟子也……桃李堂中，願作詩弟子。有某舍人過訪妝臺，一見傾心，拜倒石榴裙下，拋擲金錢，欲求一度春風而不可得。據阿治所云：『妾雖是妓女，所謂賣唱不賣身，煙花墜落，實人事無可如何，然豈是金錢之魔力所能壓制？』余訪花國總理於客邸，適值阿治及小雲英二詩妓在。淡妝素服，頗有大家之風」。

這位奎府治，據東山隱淪說她：「聞說偷閑便學詩」「風情勝過黨家姬」（第五號），與小雲英都曾被風月俱樂部網羅為「女訪員」。部中諸公對詩妓之欣賞，可見一斑。

略天《寄題風月報》說該報「但得知詩妓已稀，護持風雅到勾欄」，似竟以發掘、護持詩妓為報紙宗旨了。

除奎府治、小雲英之外，第三十七號載：「鴛鴦，第一嘉會女給。……乃窗友阿蓮之苗媳。且阿蓮與余同學數載……空可作風塵中之詩友也。……記得相逢未嫁時，劍樓窗下學吟詩……」。此阿蓮亦詩妓也。四十三號《鶯燕詩鈔》曾錄她《送王少濤先生之鷺江》等詩數首。鴛鴦則為她的養女，在第一嘉會任女給。

第一嘉會中，碧娥，亦「關心漢學，拜某詩友，為學詩弟子」（見第三十八號）。此外，四十四號《芳叢小說》謂月霞：「尤為詩人墨客推許」，有蔡某題詩贈之，云：「索盡枯腸無豔句，足知貽笑大方家」，似乎月霞也非弱手。其餘各號刊登妓女詩文，所謂綺閣清吟、鶯燕詩鈔者甚多，不備舉。

文人稱道詩妓，嘉許此類女子「賣藝不賣身」，「守宮砂宛然」「排斥女子不守貞操，妄持博愛主義」，乃是標榜其冶遊行徑不同於流俗，不僅欣賞色相、發洩性欲而已。詩妓更被他們視為「我輩中人」，納入文人團體中。

這種行為與言論，都是明清以來文人傳統中熟見的模式。另一項熟見的行為，則是評花且開花榜。

第三十七號該報刊登告示，謂：「本俱樂部主催新春臺北美人人氣投票」，把所有藝妓、女給、舞女錄出，制為花名錄，供讀者投票。有詩贊曰：「羯鼓聲催香國夢，萬花齊放慶春王」。投票結果，花狀元贈予純金金牌一面。這是花國蕊榜之傳統，但卻加添上了投票的新時代印記。

1897年李伯元在上海，曾子《遊戲報》創讀者通信薦選式的花榜評選活動。臺灣早期開花榜，只是文人間的雅事，《風月報》的評選，才把《遊戲報》這套做法移植過來。但一般冶遊捧妓女的恩客都可以參加評選，事實上也就代表了文人階層與妓女的關係有了改變。

妓女原本就屬於公眾，唐宋以後，妓女文士化，文士風流才與妓女脫不了干係。以致詩妓才妓仿若文士之禁臠，追求雅道，文藝自飾，瞧不起也不與世俗人來往。

文人品花、開蕊榜，擬花國群英於士林鼎甲，更是文人特有之品味與伎倆，非世俗尋常人士所能染指。開放投票後，這個情形就改變了。妓女又重新屬於公眾，她們與文人的關係反而因文人團體替她們辦選美而鬆開，乃至斷裂了。

因為若想高踞鼇頭，即須博得眾人之欣賞，非能獨標逸格，只迎合文人的口味；否則便須有大老板為之撐腰。第四十一號《催花鼓》謂：「娥……該妓乃某商人膩友，斷無榜落孫山之理」，「浪江……聞此次花選，背後有某藥種商欲盡力援助成功」、第四十號同欄謂：「聞某校書言，背後有某富翁欲增其身價，準備奪狀元魁」，都可證明這一點。與從前妓女須賴文士品題才能增價的情況大不相同。

也就是說，臺灣雖是中國文人風月傳統最後的根據地，文人在此品花選豔，開榜評妓，卻曲折地讓這個傳統為之變色。文人與歌妓們的曲子，再也不太唱得下去了。

倒不是文人開放讀者投票就使這個傳統變了色，而是整個時代不同了。是這個新的情勢使得文人風月傳統走到了盡頭，才出現投票等一系列現象。

新現象，新轉變，殊不僅投票一項，以妓女之技藝來說，詩妓其實已漸少。故第五號《花叢小記》云：「阿藍，能詩詞。…噫，韻學之於青樓，歇絕久矣，今復得此」。

當時文人之歎賞詩妓，與明清時期不同。明清時期妓多能詩，此時則寡。偶逢一二，便足以令文人傾倒。《風月報》所刊，即屬此類。但此類詩妓，雖為文人墨客所欣賞，選美投票卻未必能獲高第，足徵世人慕色，別有所在。

詩既非人人能為，曲藝又如何呢？勾欄所重，為北曲。所謂北曲，指的是京戲。

當時詩妓奎府治曾去過廈門，「頗感臺灣妓，只能彈唱，而藝術低微。關心研究，趁這番臺博，欲與京班登臺合演」，對臺灣藝妓之藝不無微辭，意思是說一般均只能彈唱而無法登臺表演。

當然，若唱得好，也無妨，文士評花亦不乏僅賞其歌喉者（如三十二號稱：「阿月……長於北調」，「寶桂……工北曲」，三十三號稱：「文文…工北調，善青衣」，「小蝶子…素擅北曲，工唱須生」，三十七號稱：「阿絨……轉學北曲，即領檢花章，唱老生聲」，二十五號稱：「小彩鳳，工北曲」，八號稱：「翠娥擅北曲，喉嚨清脆，聲韻悠揚，有周郎癖者，咸與浪漫」等均是）。偶有真能登臺者，則尤獲欣賞，如四十一號云：「碧娥自登臺串戲後，頗負盛名」，即屬此類。

另有少部分藝妓擅南曲。如第十二號載：「南寶治，樹豔幟於江山樓畔，工南詞，故以南寶治名」，十八號又云：「數年前，擅南曲之美玉校書，忽邂逅於紗籠窩稽樓中」。

擅南曲者較少，故精擅者多刻意以南命名。二十七號《北里胭脂譜》做過一個統計，共錄稻江花檢藝妓一百人，擅南曲者僅九人，其中南寶治、南招治、南管幼，均以南命名。其餘，除彩青一人兼擅南北曲外，均擅北曲者。

可是這南北曲藝亦如詩一般，逐漸衰微了。《北里胭脂譜》云：「稽江花檢藝妓全部百名，其中三分之一能操國語。現時每日午後二時起，於江山樓階上，練習流行歌劇及跳舞」。這與二十七號所載：「小雲環，前習北曲二三十套，皆係舊曲。現就某曲師學流行新曲及歌劇」「戀英，善操邦語及流行歇曲」一樣，都體現了時代之變。

變局更因時勢而增強。1937年9月2日，四十七號刊一消息，謂北區料理組合募集皇軍慰問金，其辦法乃是讓妓女、女給們義演：

這一年，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妓女們也被要求表現愛「國」意識。不僅要去義演募慰問金，還要「諸姐妹花（女給軍）日昨由其支配人林瑞火君領導之下，特往神社參拜祈皇軍武運長久」（五十三號）。

要知道，藝妓唱南北曲、與文士吟詩作對、生活在中國文人風月傳統中。轉而跳舞、坐珈琲店、唱流行歌，事實上便轉換了一種文化空間，面對的是日本式的現代風。

現在，更因日本與中國開戰，藝妓與女給都須拋棄她們的中國認同，更進一步向日本效忠。她們與中國文人風月傳統的距離當然就更大了。她們的主要顧客，顯然也已不再是聽北曲的文人雅士，否則就不必有「三分之一能操國語」（指日語）。

她們本來只由藝妓分化出女給，藝妓仍唱曲吟詩、女給才唱流行歌，現在則連藝妓也要加緊練習流行歌曲及跳舞了。

面對這個變局，文人的處境當然異常艱難。《風月報》本身就象徵著這個處境。它誕生於文人傳統即將消亡之際，因此維持起來十分窘困。

第八號，略天《寄題風月報》說：「我願風和月常輝」。可是該報實在命運多舛，「發刊小報，經一載餘，因經費關係，遂至中輟，無期延期」（四五號．風月中興啟事）。到1937年7月20日再復刊，故稱中興。

中興後的《風月報》有幾點特色，一是說：「《風月報》之大宗旨，原為廣羅趣味，不限於詩之一端。今因隨時勢之推移，稍變宗旨，聞將注重於詩」（同上，莊王坡．風月報中興頌詞）；二是說：「各新聞等社，只今只載和文」。但一般人僅懂日文皮毛，「欲讀和文記事、有趣味之說部，想亦不能。此，風月報所以有中興之要也」（同上，吳萌培）。

這是指日本政府禁用漢文，各報社都改用日字，唯該報仍堅持用漢文，「扢雅揚風，啟詩人之韻事」；且期待「斯文未喪，責在吾儒，大道復明，光昭斯代」。

這個立場，雖不能遽爾斷言它有漢民族意識，卻也不能否認它有鮮明的漢文化意識。

但時世蹇難，勢不能不有妥協周旋之道，故裏面也開始有一些《國語讀詩法》《伯爵後藤新平傳記》之類文章。

到了四十八期，「特延新派文藝家徐坤泉氏為顧問」，徐氏筆名「阿Ｑ之弟」，曾任職《臺灣新民報》文藝部。這代表文人傳統遭遇新文藝的另一種妥協。果然，風格變矣。至五十號卷頭語則有云：

這表示該報面臨痛苦的抉擇，究竟是要在社會環境、倫理要求均已改變的時局中勉力維持文人才子的風流雅趣、風月傳統，抑或要改弦易轍呢？

現在雖部分保持著原有的風格，但顯然口氣已弱，僅是弱勢的保存而已。關於藝妓女給的篇幅，也逐漸減少了，新文藝逐漸增加，傳統文人氣日益稀薄矣。

這時，雖有野鶴生「知漢文廢刊，甚覺悵然。幸得天之未喪斯文，故有簡君重開藝苑，經營風月時報，能使名士發洩胸中珠玉。……東洋報紙雖多，無如此報風雅」（一二一號，余之隨筆）之云云，可是，整體上，除了仍然使用漢文之外，「名士」「騷客」其實已變為新派文人，文人風月亦已不再有人經營了。

於是，《風月報》也終於改名成為《南方》，變成一個應和日本南進政策的新文藝刊物。整個中國小報的歷史，也終於跟文人風月傳統一樣，走到了盡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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