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巴黎的午後陽光透過樹葉灑下斑駁的影子，街上車水馬龍，一切都在流動。你說，是不是因為我們只是短暫相遇，所以這段故事才這麼美好？還是說，你天生就適合這樣的短暫？我記得，那時我站在莎士比亞書店的門口，指著它，對著陌生人開口：“不好意思，可以幫我拍張照嗎？”
“抱歉，我聽不懂中文。”
他用帶著明顯日本口音的英文回答。那是我和杉田先生的第一次對話。
我下意識地選擇了他，只因為那一張看似熟悉的亞洲臉孔，一頭半長髮，一台單眼相機掛在胸前，看起來像個隨性閒逛的攝影師，像個從香港電影裡走出來的角色——帶著一種漫不經心的浪漫。
而我，語言破碎得像一場跌跌撞撞的旅行，只能用支離的英文試圖讓他明白我的意思。他看了我一眼，微笑著接過我的拍立得，按下快門。原本，我們應該就像所有旅途中的過客一樣，擦肩而過，然後消失在各自的風景裡，成為彼此記憶裡模糊的片段。故事就該在這裡結束——卻沒想到，他在拍完之後，又拿起自己的單眼相機，替我再拍了一張。
你知道的，有時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動作，卻能成為故事的轉折。
我們站在書店外的那棵大樹下，開始閒聊，像是兩個早就認識的老朋友，一句接著一句，誰也沒想過要停下來。旁邊是湧動的人潮和旅遊團的喧鬧，但我們的世界彷彿被某種無形的東西包圍，只有我們自己聽得見彼此。說到電影、談到書本，甚至聊起了人生。我記得我們轉移到了書店旁的咖啡館，那裡的桌上鋪著邊緣有著小花圖案的白色餐墊紙，我們開始在紙上塗鴉，用漢字交換彼此的想法。我筆劃著我的故事，他則用標準的日本腔調念著那些在筆尖寫下的字句。紙上，我們的筆跡一層又一層，像是一首永不停止的即興對話，隨著時間越來越多。
那天下午，陽光照在我們臉上，我們是傑西和席琳，至少，在這個巴黎的下午，我們是。
“When I saw you, I fell in love, and you smiled, because you knew.”
莎士比亞的那句話，此刻彷彿被釘進了我的心裡。
年輕的時候，我們都以為世界上會有無數個這樣的相遇，所以從不珍惜每一次擦肩而過。我們以為，愛情是一種隨時可以碰上的奇蹟，就像這個午後，像兩個陌生人靜靜站在書店前，因為一個無意識的舉動，就變成了彼此故事的主角。
但時間，總會來把所有不朽的瞬間帶走。杉田先生錯過了應該去拍攝的景點，我也忘記了和沙發衝浪客主人約定好的見面。我們聊到日落的最後一抹光芒從塞納河上消失，然後夜幕降臨，巴黎的燈火在我們的沉默中逐漸亮起。我們說了一千次的“再見”，又一次次打破沉默，開啟下一個話題，直到真的無話可說，才說了最後一句“再見”。
你知道的，年輕的時候你總以為世界很大，還有無數個這樣的人可以讓你交出真心說話；可等你走了很久很久，才會發現，原來遇見一個能真正理解你的人，太難了。
就像我們站在那裡，他突然轉頭看著我，像是要抓住什麼：“你願意改變行程，跟我一起去摩洛哥嗎？”
摩洛哥，卡薩布蘭卡——
他的眼神裡藏著太多我無法回答的期待。下一刻，我的呼吸被按下了暫停鍵，心跳停滯在那個句號上。
我沒有回答，因為我知道，我永遠也無法真正成為他故事裡的另一個主角。
幾年後，我又翻出了當時帶在身邊的Moleskine筆記本。那時候，我記下了所有的隨筆，車票、機票、博物館門票，還有那天他為我拍下的拍立得都貼在裡面。當束帶失去了彈性，筆記本變得厚重不堪。打開它時，我發現時間彷彿從未改變過這本日記的內容。記憶裡的每個片段，仿佛是昨天才剛剛發生。
筆記本裡，我寫下的那段話依然停留在2012年8月9日，像是刻在某個不會老去的時間裡。
“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
你如此想望著這個地方，彷彿它天生就為你而存在。
你不知道為什麼會流淚，就像很多事情無法解釋，卻如此清晰。
你還記得那個年輕的法國店員的笑容，溫暖得讓你想起什麼。
但你無法否認，站在大樹下時，遇見的那個男人——你很心動。”
而那一天下午，我們聊了很久，久到莎士比亞書店的燈光都熄滅，咖啡館的椅子都被收起。我還記得，他的聲音有著一種迷人的調子，我們像一場永不停歇的辯論比賽，爭論王家衛、楊德昌、侯孝賢，談到恐怖分子、春光乍現，然後迷失在《花樣年華》裡的每一幀畫面。
也許，就是因為這種“永遠不會成真”的愛情，才這麼美好吧？
後來我才明白，我就像傑西，試圖在九年後用文字把一切重新拼湊起來，好像能藉此重回那個夏日的午後。但我知道，當我寫完這個故事，我們就再也無法回到過去。
或許，這就是現實和電影的差別：
電影裡，我們總會遇見，總會重逢；
而現實裡，我們只能擦肩，然後懷念。
那天，我最終還是沒有和他一起去摩洛哥——他帶著卡薩布蘭卡的夢走了，而我帶著巴黎的回憶留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