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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俄羅斯西化的百年反省:杜金與「新歐亞主義」是怎麼煉成的

2022/08/31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8月20日,俄羅斯學者杜金(Alexander Dugin)之女達莉婭·杜金娜(Darya Dugina)遇刺身亡。
據俄方調查,主謀為烏克蘭特勤部門,嫌犯則是33歲的烏克蘭公民娜塔莉亞·沃夫克(Natalya Vovk),其在跟蹤杜金娜多時後,於對方車底安裝爆裂物,並借遙控引爆達成暗殺目的,隨後逃往愛沙尼亞。《路透社》(Reuters)稱,俄羅斯執法部門已將沃夫克列入通緝名單,希望自愛沙尼亞引渡嫌犯,但這一要求遭愛沙尼亞內政部、警方和邊防部隊拒絕。前述機構表示,只有在獲得法律授權的情況下,才能提供個人進出愛沙尼亞的資訊,但俄方的指控不符這一要求。8月29日,俄方再指有另一烏克蘭嫌疑犯涉案。
而與暗殺真相、追兇過程一同引爆爭議的,尚有杜金娜之父杜金的「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主張。杜金於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逐漸進入西方媒體視野,並被《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稱作「普京的大腦」(Putin's Brain),意指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之所以發軍佔領克里米亞,是受杜金的學說指導而成。
平心而論,此一說法更多是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即歐美震驚於「西化派」普京的突然「叛變」,遂建構了當代版的「拉斯普京」(Grigori Rasputin)敘事,暗示普京受到「極端妖僧」操控,故會有如此瘋狂無理的行為。事實上,國家決策是各部門長期博弈的複雜結果,杜金本人雖在2000年初、2014年一度進入俄羅斯大眾視野,卻因主張過於激進、俄羅斯後續政策未照其建議發展,而逐漸淡出了主流市場。即便西方與中國部分媒體對其極為關注,「普京的大腦」之稱談得言之鑿鑿,但長年以來,杜金既未進入克里姆林宮決策圈,也無法將在外網享有的討論熱度,同步回傳俄羅斯本土。
然儘管如此,杜金與其他學者所代表的「新歐亞主義」學派,仍然具有時代意義,且在解釋近年的俄羅斯國家行為上,為外界提供了理解視角。

歐亞主義根源:對俄羅斯苦難的反思

首先,不論是「古典歐亞主義」或「新歐亞主義」,其崛起背景都是在俄羅斯社會遭遇巨大苦難後,對「西化路線」提出了反思與檢討。
「古典歐亞主義」誕生於20世紀之初,彼時俄羅斯正值帝國衰亡、混亂四起的動盪年代,先是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慘敗,又於1914年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民心與經濟同時崩盤,更在1917年爆發兩次革命,羅曼諾夫王朝由此滅亡,持續3年的「紅白內戰」接踵而至。
長達20餘年的國家苦難,催生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其中,語言學家特魯別茨科伊(Nikolai Trubetzkoy)、地理學家薩維茨基(Petr Nikolaevich Savitsky)、音樂學家和政論家蘇符欽斯基(Pyotr Petrovich Suvchinsky)、神學家和歷史學家弗羅洛夫斯基(Georges Vasilievich Florovsky)、歷史學家維爾納茨基(George Vernadsky)、宗教哲學家卡爾薩文(Lev Platonovich Karsavin)、法學家阿列克謝耶夫(Nikolai Nikolaevich Alekseev)等,提出了名為「歐亞主義」(Eurasianism)的政治文化論述。而為與1990年代崛起的「新歐亞主義」有所區別,此時的「歐亞主義」一般被後世稱作「古典歐亞主義」。
此派學者認為,俄羅斯20世紀之交的苦難根源,來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的西化改革。「古典歐亞主義」學者指控,200餘年的強行西化進程,撕裂了俄羅斯的社會團結,並讓國家偏離了既定的發展道路,例如在其看來,1917年的十月革命乃「歐洲引誘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苦果之一。如此否定歐洲中心主義、反對親西方趨勢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承繼了1830年後興起的「西方派」、「斯拉夫派」論戰餘風,但又非完全倒向「斯拉夫派」。
1920年,特魯別茨科伊出版《歐洲與人類》一書,奠定「古典歐亞主義」的文化立場:拒絕西方中心論、反對拉丁-日耳曼的文化侵略。1921年,歐亞主義者們合作出版《走向東方》文集,將「古典歐亞主義」論述上升到政治思想層次,主張俄羅斯應該走上「第三條道路」,一條既非西化、也非完全斯拉夫的特殊文化民族主義路線;1926年,歐亞主義者們聯合出版《歐亞主義(系統闡述的嘗試)》一書,完整介紹「古典歐亞主義」世界觀,包括以東正教為基礎的文化主體論述、對俄羅斯既非歐洲也非亞洲的「歐亞洲」身分強調,同時主張創建「歐亞黨」,以期實踐自己的政治主張。
然而此一風潮在1928年後逐步走衰。伴隨蘇共全面掌權,蘇聯政府開始箝制各式政治主張,歐亞主義社群內部亦爆發衝突,特魯別茨科伊與日漸左傾的歐亞主義陣營決裂,卡爾薩文則於1949年遭控「參與反蘇歐亞運動,準備推翻蘇維埃國家」,並於1950年3月被國家安全部判處勞教10年,最終死於肺結核。經此波折,作為政治力量的歐亞主義宣告瓦解,其於俄羅斯本土的聲量也嚴重衰退,僅在海外僑民間存在些許影響力。
但即便如此,「古典歐亞主義」的俄羅斯身分意識論述、「第三條道路」主張,仍在歷史循環下,於半個世紀後破土而出,啟蒙了包括杜金在內的「新歐亞主義」學者。

「新歐亞主義」的政治角色:為俄羅斯的大國地位服務

而正如「古典歐亞主義」生於20世紀初的離亂動盪,「新歐亞主義」同樣源自俄羅斯在政經路線上全面親西方,卻遭遇挫敗的苦痛。
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治精英誓言擺脱「過往錯誤」,開始推行全面西化政策,不僅在政治體制上引入西方議會民主制,更在經濟場域急速右轉,朝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力衝刺,同時努力申請加入歐盟與北約,期望正式融入西方社會。但由結果來看,上述努力可謂全面挫敗,俄羅斯不僅在經濟上深陷寒冬多年,更遭遇了西方的地緣圍堵,既無法加入北約,還眼見北約前線日漸迫近。在此氛圍下,俄羅斯政界、學界與民間開始出現「反思西化」的聲音,「新歐亞主義」的復甦基礎由此成形。
1990年代中期開始,歐亞主義逐漸成為研究熱點,俄羅斯科學院新設了歐亞研究中心,莫斯科也成立「歐亞主義」出版社,《歐亞主義》雜誌隨後創刊。杜金也受惠於此波潮流,於2001年成立「歐亞主義全俄社會政治運動」,此一團體於2002年改名「歐亞黨」,算是承繼20世紀初的前人遺志。
但杜金並非此一潮流的唯一代言人。當代「新歐亞主義」代表人物還包括帕納林(A. S. Panarin)、帕申科(Vitaly Pashchenko)等,其主要從文化哲學視角出發,將歐亞主義論述為特殊的文明類型,並主張既然「歐洲大家庭」不願接納俄羅斯,俄羅斯便不能在西化的幻影中持續夢遊,而是要找回自己的東斯拉夫和圖蘭(Turan)傳統,以應對新的時代挑戰。帕納林更是強調,俄羅斯是最早發生經濟人、後經濟人(強調精神、文化和生態需要,與傳統經濟人相對)相遇的地方,俄羅斯的精神傳統符合時代所需,故會成為全球轉折的宣導者之一。此一論述不難看出東正教傳統的「救世思想」底藴。
而與前者相比,杜金雖自稱是「正統的新歐亞主義」奠基人,其主張卻與「古典歐亞主義」存在顯著差異,部分俄羅斯學者因此嘲諷杜金是「偽歐亞主義」。
從學理論述來看,「古典歐亞主義」更多是一種地緣文明的世界觀建構,其雖呼籲找回俄羅斯的亞洲、東方元素,卻並未強力主張要在地緣政治上對抗歐洲,而是強調俄羅斯在與歐洲互動時,必須保持自身的文明清醒與獨立;而杜金的「新歐亞主義」主張雖也採用部分「古典歐亞主義」的核心主張,卻同時雜揉了歐洲新右派保守主義、德國地緣政治學者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的「大陸集團理論」、俄羅斯民族主義理論等元素,並以此為基礎,搭建出一套帶有強烈反西方色彩的地緣政治意識形態,例如杜金早年的「柏林-莫斯科-東京」軸心主張,以及近年的「巴黎-柏林-莫斯科」軸心、「莫斯科-北京-德黑蘭-新德里」軸心等,皆是在一定程度上挪用「古典歐亞主義」的部分皮囊,展演了海權、陸權國家集團對抗的地緣政治主旋律。
然帕納林也好,杜金也罷,即便「新歐亞主義」的各派學者主張差異極大,卻仍可觀察出一共性,那便是對蘇聯解體後的國家苦難提出反省,否定了全面西化的路線,並寄望歐亞主義的思想資源能為俄羅斯指路,讓俄羅斯在未來世界的地緣政治中,獲得與自己身份相稱的大國地位。
然而這波高潮很快迎來降温,2000年起普京正式接掌俄羅斯國政,彼時其乃堅定的西化派,故在上任不久後,俄羅斯的對外政策重心迅速回到歐美,相對關注東方、反對西方中心的歐亞主義受到政治冷遇,直到北約持續東擴、格魯吉亞發兵南奧塞梯、烏克蘭顏色革命、克里米亞危機等衝突接續爆發後,歐亞主義才又伴隨莫斯科的戰略轉向,逐步重回政治視野。
例如曾任普京總統助理多年、人稱克里姆林宮「灰衣主教」的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便在2018撰寫重磅文章《孤獨的混血兒》,借烏克蘭衝突陳述新時代的俄羅斯地緣觀。蘇爾科夫認為,自2014年烏克蘭危機起,俄羅斯歷史便步入新的「2014+」時代,此前俄羅斯已走了400年向東路、400年向西路,卻都沒能在兩大文化生根;此後俄羅斯必須走上第三條路,也就是成為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的「第三羅馬」,承續基督宗教正統,「不西不東」雖孤獨,卻是俄羅斯的必然宿命。
此文一出,反響極大,蘇爾科夫也因此獲得「俄羅斯的意識形態總導師」之稱。而其行文間對俄羅斯東西混血的身分強調、對國家應走「第三條道路」的文化政治主張,皆不難看出是對歐亞主義核心主張的化用。
故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當代俄羅斯「歐亞主義」的思想復起,源於蘇聯解體後的西化挫敗,但其流派眾多、不同學者的側重亦不同,杜金可謂是「新歐亞主義」陣營中最具激進對抗色彩者,其所仰仗的海陸權地緣博弈論述,甚至超過了古典歐亞主義對「第三條道路」的強調;而在政治場域,俄羅斯確實也在與西方關係一路下行後,開始重視與中國等東方政治實體的互動,並在全面西化政策上有所後撤調整,看上去確與歐亞主義有所共鳴。
但如前所述,國家決策既受時勢驅動,也是政府各部門博弈的複雜結果。簡言之,是冷戰後的國際格局、美歐俄的現實互動,形塑了當代的「新歐亞主義」與俄羅斯對外決策,而非「新歐亞主義」與杜金一人,就能引導、操控克里姆林宮的戰略轉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歐亞主義不論作為政治主張或學術思想,其起伏漲落都取決於現實發展,是時代造就了俄羅斯的外交變化,而非杜金造就了時代。
原文發表網址:
202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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