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初期已經開始感覺容易疲倦,加上食慾不振,但我還是得做決定:留還是不留。
第一件事情當然是通知家人,說實在的那倒也不是通知,像是一種宣示,宣示著有個小生命正在成長,我找到了表妹和表姊。表姊要我想清楚,他說如果不是他很愛的男人,他是不可能生下來的;表妹跟我說,「這是你需要家人的時刻,我們應該陪你。」
他們來自兩個不一樣的家庭,所以提出了兩個不一樣的觀點和態度,這件事情很有趣,但表姊說的話讓我不禁問自己:
好像不是。
從看到兩條線開始,我都沒把孩子生父放進我的思緒裡,像是一切與他無關。這件是某程度是非常糟糕的,想法已經告訴我,我這個人對男人有多不信任,但小孩終究需要在愛裡成長,所以我聯絡了小波:『我會生下來。』
「寶貝你真的想好了嗎?」
『嗯對。』
「好我會負責。」
我跟他說:『你如果不想要也沒有關係,但你以後可以來陪他玩。』
沒隔幾天,我就接到阿珍的電話了。
對方的另一端是母親嚴肅的聲音:「你有沒有什麼要跟我說?」
『你想問什麼?』
「你還好嗎?」
『我很好啊!』
就在一陣不說破的對話中,阿珍終於認不住說:「你有沒有聽聽男生怎麼說?」
『我為什麼要?』我有點生氣。
生氣的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受高等教育的女人在這種時刻要提出一個如此父權的發言,朋友都說我太貫徹這種政治正確了,但那種不舒服是從內心整個感到厭惡噁心的。阿珍知道說服不了他這個固執的女兒,就說他過幾天要到台北來看看我。
「我回台灣發現你都沒有跟我聯絡,我就知道有事情了。」
現在,阿珍說的每句話我都害怕會被他的焦慮跟擔憂淹沒,我受不了那種情緒波瀾,他要求男生到場,我也答應會去跟小波約好時間,直到那個時刻,我仍舊不認為父母應該介入,我成年了,離家十年了。
約定前,阿珍突然說男生不用來了。
直到見面那天,我在台北車站跟他碰面,他一見面就是開始哭然後要抱我,我備感壓力。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那樣,這是甚麼很嚴重的事情嗎?
『你可以不要這樣嗎?』
然後阿珍開口了:「你猜我帶誰來了?」
對。我爸。
爸爸走上前跟我打招呼,我們三個人一起上樓去星巴克,路上老賈跟我說:「拿掉吧!拿掉沒有什麼真的。」我用淺淺的微笑回應著。
我看著人來人往的台北,想著:
在漫長的童年直到成年,與父母齊聚一堂總是這些奇妙的時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