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好個哲學一家親》第二章（另一版）
沐雍熙吃過早午餐後，休息完，倒了杯冰花茶，就用筆電搜尋《總統有話要說》的第五集。
只見程明夷坐在沙發上，左右兩邊各坐著第一任行政院長俞醇溫和第一任交通部長張若松。程明夷緩緩開口道，第一集談文化，第二集談僵固，第三集談監管與人性，第四集談批判與知識分子，第五集則來談承擔與責任。當我們講知識分子與讀書、文化、人民的批判及體制跟社會如何監管的時候，是否還想過法治的設計與實施是多麼重要，又需要被時時檢驗的東西？這又是在講甚麼呢？當我們在講法治，不只是日常的執法、犯案的判刑，更重要的是，法與情如何兼容？在某些特殊或極端的情況下，真的可以兼容嗎？這是否會錯放真正的罪犯呢？法治與承擔、責任之間，又是甚麼樣的關係與存在呢？
俞醇溫就舉例並說明，當一個女性因為家暴，去警察局通報卻被兩三句打發，或只發個文書通告。當該名女性又被家暴並打電話報警求助時，警察隨便敷衍，聽到電話那頭傳來女性被爆揍得淒厲哭喊聲，也無動於衷。一直到過了兩小時，巡邏警察才上門關切，卻被女子的丈夫隨口打發，以致該名女性無法送醫立即死亡。女子的丈夫之後逃亡，五天後才被通緝，過了三天被警方逮捕。最終法院僅輕判五年有期徒刑，無須賠償女方家屬。那麼在這個例子裡，除了動手的丈夫是具有明確的原因，需要承擔責任外，還有誰需要被審判呢？除了道德與情緒乃至個人成見的批判外，是否可以想想整個體制又形塑了甚麼？
他頓了頓又說，如果警察的局長和組長都接到通報並知情，卻為了烏紗帽而沆瀣一氣，只是被革職而沒被判刑，是合理的嗎？又能實際改變甚麼嗎？當時，第一線接聽的警員在實際上，具有道德上的責任，還是具有法律上的責任與義務，並需要被審判嗎？
程明夷停了一會，接續問道，個體的罪責為何容易被辨別？為何容易被釐清？如果是群體乃至整個社會的犯罪呢？群體或群眾的集體犯罪，彼此之間不一定認識，但為何在道德與情緒上，以及法律的意義上，既難以像個別案件容易判別，在實際審判上也非常有難度？當一個個體在犯案時，人民容易有道德、情緒、個人成見等的批判；可換成群體及部分地區的集體犯案，只會讓人民感到荒謬與荒誕，卻無法形成像個人那樣強而有力，宛如人言可畏的混合型批判呢？
張若松說明並舉例道，將他們的話結合成一個例子，則是當一個家族的所有男性，為了爭奪已故的兄弟之財產，而囚禁繼承之弟媳婦，並長期性侵對方。每次性侵都是一群男性家族成員，有的在旁觀看看得很起勁，也跟著實施；有的只是在旁觀看，既不施救也不求救，從第一次到弟媳婦死亡前，從頭看到尾都無動於衷。有一次弟媳想辦法掙脫，並打電話報警求助，卻被家族的幾位男性發現並施暴，電話沒掛斷，接聽的員警從頭聽到尾，沒有及時上報；或者組長與局長都知情卻沆瀣一氣，讓接聽員警擔下所有。總之，接聽員警沒有通知在外巡邏的員警及時到場援救，最終導致該名女性死亡。那麼責任與義務該如何判別？為何這樣的群體或集體犯罪，只會讓人感到荒謬或者荒誕，卻不會像個人犯案那樣，有極大的道德與情緒及個人成見混合批判的巨大共鳴？
若將例子換成丈夫長期對妻子暗中下藥，讓不認識卻達成互換妻子協議的他人來侵犯妻子，自己在事後清洗妻子的身體，致使妻子無法察覺。在平日裡，夫妻恩愛，太太以為丈夫很愛她，是個好好先生，卻不知他隱藏並實施的犯行。而達成互換妻子協議的人，也同樣對他們的妻子下藥，互相性侵，並讓陌生男子性侵被下藥的妻子；事後清洗乾淨，讓受害的妻子無法察覺，毫不知情。這件事被某一位妻子發現並找到其他受害妻子詳談，只有多數妻子維持婚姻，少數難以接受與承擔，選擇報警卻被接通的警方以性別來回應，並說一定是妻子太強勢、太強硬，先生才會這樣等言論，沒有處理就掛斷。
假設接通員警沒有通知上級，除言行不當就掛斷之外，可以用道德加情緒及個人成見批判嗎？再假設接通警員的上司與高層知情卻沆瀣一氣，沒有處理並讓接聽員警一肩承擔。這樣又是誰該負責與承擔？為何男性在社會裡，同一件事的標準，會比受害女性還要寬容，甚至有強力隊友——父母、前女友、親友、知情人士等合力批判沒有過錯的女方呢？
程明夷接續說，被換妻的受害者，可以以我認識的一位老師所講的：「很多人都在已知的漩渦裡活著，對未知充斥著驚懼與抗拒，以為『不知』盡量接受與學習就好，實際上一點也不簡單。」來想想看「為何如此？」、「如何可能？」等疑惑。隨後又說，若是政府與社會層層疊壓或以種族主義、仇恨等煽動言論實施的集體犯罪，比如舉報猶太人、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強暴猶太婦女卻認為不是在犯罪，而是一種榮譽。這種集體罪孽，為何在道德、情緒上很模糊、不易判別？
若換成政府動員警力集體關押流浪漢、棄嬰、殘障人士到收容機構，並加以防範裡邊的人逃出來。而在收容機構裡，被性侵、辱罵、毒打、施虐，最後將重傷還活者的流浪漢、幾個月大卻因殘疾被遺棄的嬰孩、受虐致死的屍體、性侵受虐的八歲女童等人，通通丟進熔爐焚燒。
東窗事發後，政府表面致歉、表面有誠意，私下卻開心到狂歡慶祝，並講出各種侮辱、各種瞧不起與謾罵的話，態度自私與傲慢。這樣的人，若換成軍人與知識分子的社會身分，為何人民的道德、情緒加個人成見的批判標準不一致，也沒那麼強，甚至一句輕輕的：「唉，人家是軍人嘛！」、「唉，人家是有讀書、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嘛！」、「他們都沒什麼水準嘛，何必計較！」就這樣算了？
若換成女性的軍人與知識分子，卻嚴厲批判、嚴厲審視，標準不僅不一致，比前述的男性更加嚴苛。難道男性與女性的社會身分一致，只是性別不一樣，就要遭致比男性更深也更大的攻擊嗎？為何對同樣社會身分的男性，卻這麼寬容、這麼不一樣？這些批判同樣社會身分，只是為女性的群眾裡，又有多少個雅典娜？她們能輕飄飄地講一句：「我只是間接參與、情緒上罵一罵來舒緩的，又不是真的污辱。」就可以這樣算了嗎？
難道大家這麼喜歡極權的法治嗎？當極權只顧及少數人的利益與權力和權益時，卻將多數人當權力壓迫、層層壓榨、剝削、思想統治及收割的金庫與工具時，不讓多數人維護自身的權益和利益，乃至活不下去；一講就說你在鬧、你在吵、你在擾亂社會秩序，用盡手段讓你們變成聽話又溫順的綿羊。最終，只是極少數掌權者的金庫與器官庫及工具，大家想這樣嗎？一安靜，統治者又說：「怎麼都沒掌聲呀？這也太安靜了，一點動靜也沒有。」人民一吵鬧，就動員上千萬人的警力與軍力鎮壓，這又是哪招！為何會如此？
若太自由，沒有原則與底線也沒有太多道德，人民又懷念極權的安定，一被極權統治又嚮往自由與民主，這究竟是甚麼邏輯？又是哪一招？大家要的，是有原則、有底線也有道德的自由，還是披著法治外衣的極權安定？
大家願意一次次在混亂與壓迫之間搖擺，還是願意為一個有底線、有原則、有道德的秩序付出代價？當自由失序時，大家懷念極權的安定；當極權壓迫時，大家嚮往自由的空氣。這種搖擺，正是權力得以長存的溫床。為什麼會搖擺？是因為教育缺乏公民素養？媒體製造恐懼？經濟安全感不足？還是其他隱形或結構因素？更要追問，如何不一直在兩邊游移不定？如何打破這種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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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雍熙看完後，只是托腮望著窗外，靜靜地愣了一會，不免想起盛姨的那幾句：「自私和自利，是最大化的人性」和「當自私和自利是最大化的人性，乃至整個制度疊壓的極大化後，那是可嘆而可悲的荒誕」。隨後，想起年幼時，聽她說的那幾句：「許多事不是你知道、理解了就好；如果明白了，不能接受，也承受不了，到時候又該如何呢？」以及「當你面對無解、無因的一切，你要怎麼辦、怎麼承受、怎麼接納、怎麼擁抱，這一切的殘破與荒誕，然後繼續活下去。」如今，聽完這幾場的一千零一夜，突然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思來想去，還是沒頭緒，只好打給母親。
沐芳宜：「怎麼了嗎？」
沐雍熙：「聽完媽媽說的幾場一千零一夜，突然不知道盛姨的那幾句，究竟如何了。」隨後，說出盛姨的那些話，又補充道，就像之前在茶會上，聽楊似胤老師邊講邊聊時，說念哲學跟人討論、反覆讀書，卻「越講越難理解越難通，越不知道答案是甚麼了」的感覺是一樣的。
沐芳宜聽完，就說：「既如此，我也幫不了你，更不能說甚麼了。」
沐雍熙聽罷，同時和母親掛斷了，仍一臉悵然，托著頭，望向窗外的東西樓，嘆息幾聲，想道：「若自己思索還是沒頭緒，等開學，再去問問楊老師吧！請他指點迷津，不然這樣反覆思索、慢慢體悟，要到何年何月呀！這樣指點一二，或許能快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