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公共空間的安全議題時常成為社會討論焦點。每當隨機暴力事件發生,輿論中總會出現一種溫和而熟悉的提醒——在匆忙的城市生活裡,我們是否太常低頭,而忘了留意身邊的人與環境?
這類說法乍聽之下合理,也符合日常經驗。畢竟,多一分警覺,少一分風險,似乎是所有現代城市居民都能理解的生活準則。然而,當這樣的提醒成為主要回應時,問題或許不在於它是否正確,而在於它是否足夠。
隨機暴力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為它缺乏穩定的因果線索。受害者往往沒有做錯任何事,也未必處於特別危險的狀態。此時,將焦點放在「低頭」或「不夠注意」,其實是在把一個難以承受的不確定性,轉換為可被個人管理的生活習慣。
這種轉換,在語言上具有安撫效果。它讓人相信,只要做得夠好、夠小心,風險就能被排除。然而,這樣的敘事也悄悄改變了責任的方向:暴力不再被視為需要被理解與處理的公共問題,而成了一種提醒素材,用來要求每個人再多負一點自我管理的義務。
值得思考的是,當我們反覆強調個人警覺時,是否也同時降低了對制度、場域設計與風險治理的討論空間?在捷運、車站或商圈這類高度公共化的環境中,安全本就不該只依賴個人的即時判斷,而應是一種被共同承擔的責任。
或許,比起要求所有人抬頭,我們更需要抬頭檢視的是:在面對無法完全預測的暴力時,社會選擇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應不安。當提醒成為唯一答案,真正困難的問題,是否就被留在了語言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