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森林日記－在回頭的路上
這是一個很熱的城市裡，一個很熱的夏天。
時序是五月，行道樹上的葉子翠綠如新，撿起一片落葉，肥厚的葉肉握在掌心輕輕一捏就能榨出汁液，行道樹下的行人穿著輕薄，在樹影斑斕間來去穿行，我也是其中之一。
比起高溫炎熱，如身處蒸籠之中的濕悶還更惱人一些。
受潮的空氣困在林立高樓之間，與從汽車排氣管不斷吐出的混濁廢氣一起繞呀繞地找不到出口。
今天我一如往常地穿著一件淺藍色長袖襯衫，袖口上捲到手肘處，下身是顏色搭配的合身西裝褲，都是透氣的薄材質，但一離開有冷氣的環境，看看手錶還不到十分鐘，襯衫就已被汗水浸的濕透，像一條巴在身上無法動彈的抹布，軟趴趴、溼黏黏，要說多不舒服就有多不舒服。
車子被人借去用了，否則也不用落到這麼狼狽的地步。
我擦汗，嘆了口氣，催眠自己如果走得更快一點，就離這豔陽天更遠一點。雙腳不停歇地帶著身體向前，就和其他從旁邊超過我或被我超過的行人一樣，神情中的疲倦也一樣。
大部分人走路都是因為有一個要去的地方。這麽強調聽起來像是沒有必要的廢話，但確實還存在著另外一種人，他們走路只是為了走路，只是無所事事地在街上遊蕩，或許他們還在思考自己要去哪裡，以為走著走著就會知道答案，也或者只是一種豁達的心態，接受機緣擺佈，走到哪就算哪的結果。
這兩者的差別從走路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來，抱有目的性行走的人，前進方向明確，或低頭，或平視前方，鞋根落地的聲音重複返響，只要仔細聽，隱約可以從中察覺一種只有在城市人身上才找得到的匆促，節奏是比心臟跳動永遠快上一點的速度。
這是我一點微不足道的發現。但除此之外，對於擦身而過的這些人的過往、正思考著的事、將要去的是什麼地方，這些更加個人性的資訊，我了解的並不比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人還要來得多多少。
正午的陽光打在大樓成片的落地窗玻璃上再反射，如一把利刃筆直貫穿我的瞳孔。
我眯細眼，在眩光之中彷彿看見了已經被忘在很久以前的往事。
但還來不及看清，那往事就又消失了。
我不以為意，沒有刻意再去追逐那一閃即逝的殘光片影。
雙腳不停歇地帶著身體向前。
我有一份工作，稍微有點不一樣的工作。
不一樣的不是職業本身，而是關於裡頭涉及的內容。
我是一個營業員，但和一般人認知中的賣車賣房賣保險的那類型業務不太一樣，我銷售的是一種早該被掃進廢棄倉庫裡的過時東西——口香糖，放兩三塊在口中嚼軟成一團黏球，抵住門牙和舌尖，有技巧地一吹就可以吹出和臉一般大的藍色泡泡的那種口香糖。
記得十幾年前，老家附近的雜貨店就已經找得到這個牌子的口香糖，在我們那裡，街頭巷尾每戶人家的小孩都懂得怎麼吹泡泡，而且莫名地變成在孩子間流行的遊戲，小孩的較量總是沒什麼道理，在那時，能吹出愈大泡泡的人，在同儕間的地位就會被看得愈高，某種程度上那幾乎成為了彰顯能力優劣的其中一個舞台，足以和百米短跑的秒數、正版紙牌收藏的數量並列。
但現在回頭看，無論是能吹出比網球大的口香糖泡泡，還是百米賽跑排名是同屆的第幾，那其實都只是獨立的客觀事實，無法顯示比那事實本身還要更多的意義，要作為個體與個體間的優劣基準，相關性也十分不足。
哦對了，談到意義，對於雜貨店老闆而言可能挺有意義的，當時老闆看見我們這些小毛頭上門總是滿臉笑容，肯定靠我們這些沒道理的較勁賺了不少錢。
十幾年，就這麼在我們沒來得及注意的瞬間悄悄溜走，當時的小孩無論願意不願意都被時間逼著長大。在年齡欄填寫的數字越大，落在肩上的壓力就越大，吃過的饅頭越多，頭頂上的白頭髮就越多。
有些人在某個人生的坎學會了抽菸，機械式地重複吸食著尼古丁，一根接著一根，一包接著一包，一條接著一條，聽聞某個或熟或不熟的朋友計畫出國，託買的伴手禮永遠是機場商店裡打了折的免稅菸。
有些人不知何時起變成了血液裡沒有酒精就夜不成眠的體質，即使一個人也喝，或者說，就是只剩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才該喝，就是只剩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會變得比任何時候都還想喝，越喝身體越冷，手指卻仍死命地緊抓著那冰塊也沒加的威士忌杯，就像溺水的人抱著浮木。
某種層面上，我們可能染上的是同一個毛病，一種不習慣讓嘴停擺的毛病，有對象可以說話時不停的說，無話可說時也得找點什麼讓嘴維持忙碌，彷彿害怕只要停下來一次，凍僵了，未來就再也張不開口了。
如果這麼想就突然全想通了，為什麼我那些獨居的朋友，用菸和用酒的速度總是那麼嚇人，因為他們的嘴有更多時間必須填滿。
但即使如此，也已經不再有人吃可以吹出藍色泡泡的口香糖了，這種零嘴的口味太甜，繽紛的色調夢幻的有些幼稚，不和諧於成年人的苦悶氛圍。
自然也不再有人吹噓自己可以吹出多大的藍色泡泡，真喜歡比，有更多更可以比的東西，薪水、車、房、婚姻，再過幾年可以再加上一個小孩考上哪間名校、讀了多有前景的科系。
但有時我還是會不住地想像，如果可以讓小時候的我知道，未來的自己離開了家鄉北上，繞了一圈之後賣起了現在正嚼著的泡泡口香糖的這個巧合。
這份現在周圍人看來沒什麼大不了的工作，在當時鄉里的同儕小孩們眼中，不知道會是何等風光的事情。
得到這份工作的經過也很離奇，完全可以稱之為偶然。
那也是一個很熱的夏天，再一個月我就滿二十五歲的時候，這將是我第一個在台北度過的生日，也不那麼有紀念意義，因為之後還會有很多個。
初來乍到台北，全然陌生的地方。比起住民，不管從前面還是後面，不管從哪個角度，當時的我怎麼看都像是來自外地的遊客。
北上的客運開進一個空曠的停車場，司機打開車廂裡所有的燈，以無聲形式催促仍半身處於夢鄉的乘客下車，窗外可以看到周圍稀稀落落地還停了另外幾台熄了火的大客車，可能是發車時間快到了，其中一兩台的駕駛座上，司機先生正埋頭猛嗑包在透明塑膠袋裡的糯米飯糰。
我幾乎是最後一個走下客運的，巨大的紅色火球老早就已經高掛天際，等著把無限量的熱能傾倒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太陽很公平，照在身上的陽光和家鄉的一樣毒，我一開始嚇了一跳，但又驀地感到熟悉，或許對於太陽來說，三百公里外的家鄉和台北，根本是沒有差別的同個地方，只有像人這樣渺小的生物才會去在乎這點距離。
平坦的水泥地上蒸騰起朦朧的水氣，連一小塊避避日頭的樹蔭都沒有，我就這麼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再五分鐘就要被曬成一具只剩薄薄皮膚的人乾。我想起了不久前去過的動物園。
我沒有帶帽子出門，身上只有唯一一只隨身的行李箱和一盒從家鄉最有名的老餅店帶上來的、灑滿白芝麻的傳統大餅，冬瓜肉餡口味，父親說是以前周叔最喜歡的口味。
拖著自己的行李箱走在沒有路人的柏油路上，同樣沒有林蔭，很熱，汗水不斷從額角滑落。
事實上，我以為我知道，但其實我壓根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那時我還來不及發現自己早就坐過站了。
我幾乎沒有搭夜車的經驗，搖來晃去的座椅，轟隆隆如地鳴的引擎聲，沿途睡得很不安穩，等睡意漸濃，好不容易進入熟睡時車外的天空已泛起微弱的白光，再睜開眼睛，車子正準備彎進終點站前的停車場。
——司機先生，請問要去松山該往哪個方向走？
走下客運的最後一階階梯前，我回頭問。
開了一夜車的司機已經被磨去體力和耐性，從那茫然的神情看來，我懷疑他甚至沒聽懂我的問題，發紅困倦的雙眼半睜地看瞟了我一眼，不說話，極為隨意地指了一個方向，然後像趕走來要飯吃的流浪狗似的搖了搖手把我趕下階梯。車門在我身後關上。
即使不用人提醒，我也清楚松山是一個很熱鬧、很繁華的地方，而且還有一個機場，機場可不是哪裡都有，有些落後一點的地方，一個國家可能就只有一個機場。這裡的房子應該很貴，我猜是我此生不敢奢望買得起的行情。
但是循著司機給的方向走，路從三線走成二線再走成一線，而且愈走周圍卻愈荒涼。
單線道的兩側，散立的建築彼此間隔不一，而且房子蓋的位置可以說是隨心所欲，有些建築的正門緊鄰馬路，還有些建築朝後方縮了一段距離，與馬路保留一段距離，但下一戶可能又回到了緊鄰馬路的位置，參差不齊，看起來就像營養不良又患有咬合不正的一口爛牙。
家具行掛著的橫幅帆布上寫著老闆要跳樓，帆布上已覆蓋一層灰；汽車展售中心裡，穿著整齊西裝的銷售人員圍成一圈，擠在櫃檯前開心地聊著什麼；修車廠的鐵捲門只開了一半，或者說拉下了一半，外面堆了四、五個沒了輪子和引擎的空車殼，不見一人；附設停車場、廁所、用餐區的大型超商是唯一還看得見來客的地方；還有幾塊被圍起來長滿雜草用途不明的空地。
鋪在人行道上的石板從方形碎成三角形、梯形、幾何形、不規則形，一旁不受拘束的雜草倒是生長得愉快，足足有三分之二個人的高度，生氣蓬勃地把綠葉枝條越過人與自然劃清的界線，伸出魔爪，遮蔽住了大半人行道。偶有行人經過時，基本上都是走在車道上了。
荒煙蔓草。那是我當下腦中浮現的最適切的形容。
我越走心裡越覺得奇怪，但心想可能只是走得還不夠久，兩個熱鬧的市區間本來就偶而會有接壤的冷清地帶。
在豔陽下又走了一段很長的路，可以感受到濕黏的汗早已浸透上衣，正順著脊椎骨的凹陷處向下流，原本好不容易清晰起來的大腦又再一次回到一團漿糊的狀態，在即將陷入對自我的懷疑之前，我看見一面熟悉的招牌立於前方，一所小型工廠的大門上方。
——佳佳口香糖。
長方形的立式招牌之上緊連著另一個等寬的正方形招牌，與長方形招牌連起來看就像一個上下顛倒的驚嘆號。
金髮碧眼，卻突兀地長著褐色卷毛落腮鬍的白人大叔出現在正方形的招牌裡展露堪比今日陽光的燦笑，沖著往來行人豎起大拇指，就好像正大喊著「Good Job! Good Job!」，和以楷書字體印上的「佳佳口香糖」五個字顯得十分違和。
像是把印有開屏孔雀的油紙傘當作遮陽傘，插在加州暑假的裸體海灘上一樣，兩者完全是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
但光看著招牌裡的白人大叔，童年的回憶就自動醒過來了，那圖案和記憶中包裝紙上的圖案驚人地完美重疊。
工廠的周圍被米灰色的矮圍牆包圍（最開始時會不會是白牆？），人和貨物的進出只能通過正門，頗有年歲的鐵柵門半開著，在風吹日曬雨淋下早已銹跡斑斑。
往圍牆裡面看，與被圈起得空地相比，建築本身顯得有點寒酸的小，或許當初還預留了擴廠的空間，只是後來沒派上用場的機會。建築本身是鐵皮屋頂的，由建築向外突出的遮棚也是鐵皮的，作為戶外與室內相連通的過渡地帶，建築內部從我現在的位置來看沒有開燈，裡頭黑漆漆的，不見人影，也不知道是否有在運作。
唯一的活物是一條肚皮朝天，躺在屋簷的陰影下睡覺的大黃狗，覆蓋肚皮的毛是白色的，看不出是公是母，但可以看得牠很滿意自己所佔據的位置，在地上朝左翻一圈，又朝右翻一圈，用背部磨蹭地板抓癢，那舒服滿足的模樣彷彿是獨攬了全世界快樂的贏家，看得走路走得兩腿痠痛的我都想過去和牠分享那還有不少空間的屋簷，也肚皮朝天的睡上一會兒。
為了制止我內心的衝動，我再次將視線移向口香糖工廠。
現在吃口香糖的人確實是少了。
不過眼看這地方的荒涼，還是很難相信這裡就是佳佳口香糖的工廠，那個在我童年曾佔據了重要位置的零食的生產基地，這地方看起來是如此的普通，若把招牌拿下，這地方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個已完全被時代所遺忘的廢棄鐵工廠，剩餘的價值也許只有等待哪天被獵地的建商看上，脫手賣個好價錢而已。
也不是有什麼太不切實際的幻想，但看到這甚至有些落魄的景象，難免還是會心生一點點失落，不是太多，可能吃完午飯就會忘記的程度。
一台側面印了一隻小獅子的小貨車在工廠正門口停了下來，那似乎是最近滿常在路上看見的新快遞公司，身材壯碩、皮膚淺褐、年紀目視約三十五歲上下的司機從駕駛座走了下來，動作俐落地打開對開式後車門，手腳俐落地把一個一人雙手環抱大小的紙箱搬移至鐵柵門前方約一公尺的位置，紙箱上什麼記號也沒有，也或許只是我沒有看見，但總之，從我的角度，那就是一個無法從外觀辨識內容物的無個性紙箱。
司機走回去又從後車廂搬出來了一個，然後又再一個。其中兩個上下相疊，剩下的一個擺在一旁像是個L形，接著拿出掛在腰間的應該是對講機或記錄器一類的東西，那東西居然還附帶了攝影鏡頭，司機繞著紙箱拍了幾張照，在面板上按按按了幾下，沒有聯絡或是通知什麼人，就又匆匆忙忙地關後門、上車、關門，整個流程找不到半點多餘的動作，車子就這麼開走了。
前看，後看。
空蕩蕩的街道上除了我以外沒有其他人。
左看，右看。
空蕩蕩的街道上只有三個瓦愣紙箱。
我彷彿被驅使似地走到紙箱的近前。
棕色紙箱的上方以封箱膠帶好好地密封著，四個側面果然什麼也沒印，也沒有任何標籤，無從推敲裡頭是什麼。
這和我以往認知中的快遞不太一樣，也許台北有台北的作法，和我們那裡不一樣。
因為難得出遠門，出發前我還特地看了今天的天氣預報，記得預報說今天台北的降雨機率是百分之八十。
我看著紙箱，接著抬頭看了眼晴朗到讓人心生不悅的碧藍，天空乾淨的彷彿雲朵已被太陽燃燒殆盡似的。
也許是還沒下雨，也許是不會下雨。現在看不出任何短期內會下雨的跡象，但天氣是這世上最善變的東西，誰也說不準。
視線下移，停留在鐵柵門旁的一個接電線的白色塑膠門鈴。
我可以做點什麼，當然可以就這麼當作沒看見，若無其事地離去。這和看到一個在路上跌倒的老人不一樣，忽視三個堆在路中央，可能被雨淋濕的紙箱，即使被人看見了，不會有人因此指責我什麼。
但在短暫考慮之後，我還是多管閒事地按下了電鈴。
鈴響，人出來得意外的快，彷彿早已守在門後，只等我按下門鈴而已。
一位頂著滿頭銀髮的老先生從漆黑陰影中走了出來，從我現在的位置還看不見長相和表情，但那景象，彷彿居住於古老森林深處，在潮濕的洞窟裡進行嚴酷修行的巫師似的。
那黃狗看見老先生，興奮地搖著尾巴站了起來，不知道是不是以為要放飯了，覺也不睡了，緊緊跟在老先生的屁股後。
老先生穿著一件淺藍色棉質T-Shirt和鬆垮垮的深灰色舊工作褲，打扮比我還要更不像是工廠裡的人，如果把他往路中央一擺，手上再多提一個塑膠提袋，看起來更像是個閒賦在家，被家裡的老太婆嫌礙事趕出家門遛狗的退休長者。
要在二十分鐘後我才會知道，原來這名老先生就是佳佳口香糖的配方研發者兼唯一投資人，世間大多時候，我們俗稱這種人為——老闆。
老先生彷彿沒發現那置於鐵柵門前的紙箱，在他的眼中那紙箱彷彿是被橡皮擦抹去了痕跡，從他眼中徹底消失了，他看也沒看一眼，只自顧地上下打量按下門鈴的我。
我摸不清那眼神所代表的含義，開始懷疑這一連串從快遞到門鈴到老人是不是一場設計好的局，心有防備地後退了一步。但隨即想到，光天化日之下的，雖然人生地不熟，但一名年輕的成年男性面對一名老翁加上一條看起來威脅性趨近於零的黃狗，除非從那漆黑一片的工廠裡猛然衝出幾名壯漢，否則應該沒有人身安全上的危險。
老先生像在唸咒語，沒頭沒尾地說：「看起來還可以，進來吧，規矩是包吃、不包住，明日上工。」
「什麼⋯⋯？」
但老先生已經開始往回走了。
走到半途，老先生回頭見我沒有反應，他皺起眉：「有什麼問題嗎？雖然不是什麼國際級的企業，但我們是一間講規矩的公司，該走的流程還是得走，該填的資料還是得填，總要讓我知道你叫什麼名字吧？」
老先生身材不高大，還有輕微的駝背，但話音中來卻有幾分不怒自威的威嚴，讓人不由自主地想照著老先生的意思做，看她如此神態自然，我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忘了還有安排這場面試（如果這算是面試的話。）。
大黃狗似乎是也聽懂了老先生的話，興奮地輕吠幾聲，紅紅的舌頭掛在黑色一圈的嘴邊，尾巴搖得更大力，哪時候被牠搖斷了我也不意外。
我就這麼糊裡糊塗地跟在後頭進了工廠。
需要填寫的表格一連有好幾份，詳細地好似在銀行辦理貸款。
當下我一度懷疑這是一種新型的詐騙手法，但回頭看看我自己，窮光蛋一個，身上也沒什麼可騙的，老先生沒要求押證件，基本可以排除被當假人頭的問題，而且老闆本人雖然不是和藹親切的類型，但從談吐看起來也還正派。
正好我也需要一份工作，於是就這麼定了下來。
職稱是北區營業員，銷售的產品也只有口香糖一個項目，不是分工的關係，而是這間公司的生產線就只做口香糖而已。基本上我就是送貨人員，不過工作內容還包含接收訂單以及偶爾兼任各地雜貨店老闆的發牢騷對象。
「除了口香糖之外，為什麼不做點更新更流行的產品呢？」在最後的簽名欄上簽名前，我好奇地問。
「這個問題也不是第一次聽見，你問的還算客氣了。還有人當面對我說過，說這種過時的東西還有什麼好賣的呢？」老先生輕笑，那是他在面無表情之外，臉上的第一個表情。
老先生說求新求變，那不是屬於他的事，他需要做的只是確保客人吃進嘴裡的每一口口香糖品質是最好的就行了。
他又說：「而且除了我們，現在這世上，很多東西在過期之前就已經過時了，我不知道那些急著向前走的人是在前方看到了什麼更吸引人的玩意兒，但我回頭看，後面也沒有洪水猛獸，既然如此，又何必這麼急著趕路呢？
而且，我們家的口香糖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口香糖，不是那麼容易被打倒的東西。」
「我小時候都吃你們家的口香糖。」我說。
「謝謝惠顧。」老先生咧開的笑容又更大了些。
雖然老闆的精神思想值得敬佩，但只要做一陣子就能清楚體認到這不是一份多有前景的工作。
佳佳口香糖沒有跟著市場潮流上架在連鎖賣場一類的大型通路，可能是考量到工廠規模，也可能只是單純的公司經營方針，總之現在的客戶都是些老客戶，經營日漸凋零的獨立雜貨店。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公司下個月就公告關門大吉也不意外，不過就做一天算一天吧，反正這種成天在外跑的工作其實還挺自由的，我還挺喜歡的。
喔對了，我後來才發現，老闆還是有一件事騙了我，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刻意沒把話說完全。他說的錄取是真的，不包住也是真的，但所謂包吃指的不是三餐，而是口香糖。
辦完了手續，離開工廠之前，我驀地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於是回過頭問老先生。
——請問，用走的，從這裡到松山還需要多長時間？
老先生沈默，接著先是瞪大眼睛，然後誇張地哈哈大笑。
——晚飯前到得了算你贏。
我看了眼左手腕上掛著的手錶，現在時間還沒過上午十點。
老先生繼續大笑。
可能是感謝我的無知為他的早晨帶來快樂，老先生主動說要幫我叫計程車。
並且也許是認為這樣還不足以表達他的感謝，上車前，他把小貨車送來的那三個紙箱連同裡面的東西一起送給了我（紙箱從剛才開始就一直就這麼被放在大門口。）
他的說法是一點小小的入職禮，不成敬意。
我的想法是他只是單純怕麻煩，不想再把紙箱搬回廠而已。
「紙箱裡是什麼？」我推辭不了，把紙箱搬上計程車時，姑且還是問了一下。
「口香糖工廠還能有什麼呢？」
「也許我只是期待一點點除了我腦中所想之外的可能性而已。」
盛情難卻，於是我隨身的行李從一只行李箱、一塊大餅，增加為一只行李箱、一塊大餅，以及裝滿三大箱一人合抱大小紙箱的口香糖。
我把周叔家的地址告訴了小黃司機，他熟練地按下里程錶，開始開車。
等第一個紅燈時司機擺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調整後視鏡的角度，把我和紙箱一同容納進那一方小小的鏡面裡，以便能在想起來時以最輕便省力的方式來回觀察後視鏡裡的我和放在座椅上的紙箱。小黃司機偷瞄著紙箱，大概同時也在腦中猜想我的身份，猜想在剛才那地方，是什麼樣的前因會走向現在的後果，或許他會把我想成是工廠老闆的某個親戚，或是把我當成某客戶的業務代表。
我以為他會先忍不住好奇開口，但ㄧ路上我們兩人都很安靜，狹小的空間裡只有老舊空調不時發出的怪聲（那聲音像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在清痰。），以及地下電台播送的台語歌穿插主持人的閒聊。
我突然想起了小時候曾經來過周叔家一次，忘了是什麼原因，也可能沒有特別的原因。那天的經過理所當然地已經記憶模糊，但神奇的是，唯一清晰地記得的是從一樓的鐵門到周叔家之前，爬了好多樓梯。
沒意外的話，那應該是沒有附設電梯的舊式公寓。
我看了旁邊的紙箱，想起後車廂裡的另外兩個它的孿生兄弟，再想到等等要扛著這玩意兒爬樓梯上去⋯⋯我開始冒起冷汗。
「司機大哥，你吃口香糖嗎？」
「什麼？」司機把電台的音量關小。
「你吃口香糖嗎？」
「吃啊！」
「這紙箱裡裝的是口香糖，全送給你好不好？」
「我吃的是台灣口香糖，你們那種外國來的我吃不合啦。」
「這個不是進口貨，也是台灣的，就在剛剛上車那裡做出來的。」
「這種啦！這種啦！」
司機維持看向前方的姿勢，空出右手摸索著從旁邊抓起一個透明夾鏈袋在空中甩了甩，剛才就放在排檔桿前面的置物空間。
原來他說的是菁仔，和我說的不是同一種東西。
這樣就沒輒了。
最後的掙扎失敗，只能認命。
雙足行走需要半天以上的路程換成四顆輪子來跑，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這其中還加上了我按照地圖指路，地圖帶錯路在巷子裡兜圈子的時間。
我的記憶沒有錯，周叔家是沒有電梯的舊式公寓。
小黃已經開走，留下我、行李箱、大餅、紙箱，以及一個讓人傷腦筋的新狀況。
——周叔家是幾號幾樓？
為什麼在問地址時我會忘了如此重要的細節？
住習慣透天厝的後遺症。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只要一通電話就能解決，或者——
我看向電鈴。
成屋以來就沒更換過的對講機，按鈕兩兩並排，共有五列。
一層兩戶，總共有五層，所以有十個機會，十分之一的機率。
不對，延續我記憶中的場景，三樓以下應該可以刪去，所以四樓和五樓，四戶，四分之一。
這機率已經不算低。
要試嗎？
我在電鈴前猶豫再三，手拿了上去，又放了下來，拿了上去，又放了下來。
最終停留在最右上方的按鈕上，五之二。
「找人嗎？」
我驚訝地回頭。
是一個年約四十上下，渾身散發出緩慢悠閒氛圍的太太，拖著裝滿一袋一袋塑膠袋的菜籃車，看來是剛從附近的傳統市場採購回來的家庭主婦，一張素淨的臉蛋上了幾乎無法察覺的淡妝，只有薄薄的嘴唇塗了惹人注目的紅色口紅。
「剛才從好遠的地方就看你在門前面。」她露出感覺很好的平和微笑。
「哦⋯⋯我找住這裡的周先生和周太太。」
「五之一的周先生和周太太？他們現在應該在的，要不要直接進來？」
「不麻煩了，我還是先按電鈴打聲招呼再上去。」
那位太太點頭，不再多說什麼，開了門把菜籃車拉進去後鐵門再次關上。
聽到上樓的腳步聲走遠，我才維持原訂方案，按下五之二的電鈴，一會兒之後有人來接聽。
是一位有點年紀的女人聲音。
「請問是周阿姨嗎？我是昱祥。」
「是昱祥啊，你人到哪裡了？」
「我已經在樓下了。」
「這麼快！行李會不會很多？需不需要請你周叔下去幫忙？」
「不用不用」我看了一眼紙箱。「我自己可以。」
應該。這二個字我在切斷通話後才說出口。
在兩樓半的位置，我停止動作，維持一腳在上一層樓梯、一腳在下一層樓梯的姿勢，像是擺在展示櫥窗裡的可動式塑膠假人，肢體僵硬，處於進退兩難的狀態。我張大嘴用力吸吐交換氧氣，心臟如全力運作中的幫浦，撲通撲通直跳。上一次進行體力勞動已經想不起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行李箱僅以五根手指握住提把，用腰和大腿抵著箱體，半拉半推的向上一層階梯擠上去，貪圖可以少來回一趟的便宜心態促使我同時又在胸前抱著其中一個紙箱，高度幾乎已經遮住了全部的視線範圍，前方有什麼可以說完全看不見，如果現在有人從樓上下來，大概在撞上之前我都不會發現吧，爬樓梯的途中都是看著腳底下的階梯行動的。
又費了一番工夫，終於登上樓梯轉折處的平台。
我打算在這裡中場休息一會兒。
伸手抹去額頭上涔涔滑落的汗水，臀部半倚靠在行李箱上，腿有點發軟。
抬頭看了眼上方，是三樓住家的鐵門。現在才只能勉強說是進度過半。
酸脹感在手臂及大腿仍存在感十足地跳著舞，能明顯地感受到乳酸正在肌肉裡堆積，填滿纖維與纖維間的所有隙縫。
想到一樓還有另外兩個紙箱等著，心情像是被丟進乾涸的古井裡的石頭，垂直地向下墜落至沒有任何回聲的深深深處。
我無聲地為自己的不自量力嘆息。
但才剛誇口說可以自己解決，現在已經無法拉下臉求援，沒有退路，只能硬著頭皮、咬緊牙關地繼續。
從剛才開始一直匆匆忙忙的，到現在才真正好好看看這接下來不知會住上多久的地方。
這裡屬於散置於台北各處的其中一個舊公宅區，從建築的設計風格就能感受得出來。
功能性取向，簡單、快速，找不到任何必要以上的裝飾，天花板只有一盞小小的燈泡作為照明，以細細的電線垂吊著，就連燈罩也被省略。
外側牆面上開得方方正正的窗，霧面毛玻璃，是為了基本採光和空氣流通。
水泥原色階梯，打掃得很乾淨，彷彿就連聲音也全被一併掃除得半點不剩，安靜的近乎死寂。
可以想像得出住在這裡的人以一種不打擾人的低調方式過生活的模樣。
唯有夏天熾烈的陽光仍保有活力，像是不曬起一層皮不罷休似地打在我皮膚發紅的背脊。
我放空地看著三樓的鐵門，等待呼吸恢復平穩。
看著鐵門之間，我驀地發現自己其實想不太起周叔長得是什麼樣子，可能因為比較常見到他的那個時期我還太小，要看到他的臉需要踮起腳尖，把臉抬高到近乎九十度，用盡全力才能看得清楚。現在只模糊印象他那如熊般壯碩的身形、起毛球的藍灰色毛背心和突起的圓滾小腹。
周叔是爸爸的一個兒時玩伴，比較枝微末節的事情我不清楚（我爸爸從以前就不是個多話的人），但從成年後兩人還會相約聚會來看，比起其他一起玩大的孩子，應該也屬於感情比較好的那一邊。
我所知道關於周叔的事情，僅止於他約莫在我這個年紀時為了求學，一個人離鄉背井來到台北，後來成為一名國文老師，在松山的一間國中任教二十五年後立即辦理退休，於同校任職的太太也在兩年後跟著退休，兩人靠著累積下來的積蓄過著能以舒適形容的生活，並且育有一名與我年紀相差不遠的獨生女。
我接下來將要住的，就是這位獨生女過去的房間。
一家三口，而且還是住著未婚年輕女性的小公寓，即使再怎麼與我父親熟識，按常理不會有容納我這外人的空間。
但在幾個月前，周叔的女兒突然決定搬離這個家。
會那麽做當然也是有理由的。
周叔的女兒從以前就喜歡唱歌，從小學開始的志向就一直是想成為一名歌星，不曾變過。即使因為外表、歌藝或是其他各種原因被同學嘲笑，她也絲毫不退縮。
要把自己寫的歌唱給更多不認識的人聽，要讓全世界不認識她的人認識她。光想著這些就夠她忙的了，對於那些在嘗試了解之前就急於發表意見的人，她沒有多餘的時間去顧慮。
但活過幾乎可作為「生涯規劃範本」的一生的周叔也不明白女兒對歌唱的堅持。
周叔當然也希望女兒能獲得一個屬於自己的舞台，只是在他理想中的舞台卻小得多，五步內就能走到底的大小，背後是綠色的黑板，前方是半人高的講台，固定到場三十名正負五的觀眾，在指定時間被國家法律強迫收視，曲目是唱古文詩詞。
他們對此起了很嚴重的爭執，畢竟身上流著周叔一半的血液，他們的個性裡包含了相似的強硬，不習慣屈服於人，就像兩條剛直的線不容易有相交，就更別提重合。
女兒說父親的霸道限制了她的天空。
父親說給女兒的自由太多，自小安逸的生活把她慣得不切實際，要什麼都非得到手不可。
於是從大學畢了業之後，想唱歌的小鳥選擇了離巢，旋風般地搬離了家裡的房間，以表抗議。
父親為表不滿，把房間裡留下的雜物清空，打掃得一塵不染，並在我決定北漂，恰巧詢問周叔是否有認識哪個台北友人有房子待租中時，主動提議讓我住進他家，住到不想住為止，多久都行。
我當然沒有對周叔的說法照單全收，我很清楚自己的立場，我只是一隻寄居蟹，而不是蝸牛，借來的殼終究是借來的，早晚有一天要物歸原主。那一天隨時都可能到來，只要父女雙方有其中一方低頭妥協，自己可能很快就得另尋住處。不過對初來乍到、尚未在台北站穩腳步的我來說，能先在熟人的地方暫住，已經是再好不過的方案，所以選擇了接受。
我看著踩在腳下的灰色，上頭投射了我自己的影子，我的呼吸在神遊之間已經恢復平穩。
手臂的酸脹感不知是不見了，抑或只是躲起來，業已消去大半。
卻有些提不起繼續上樓的動力。
我繼續等在這裡，二樓半的一方空間，也不知道在等什麼。
時間過去了幾分鐘，
時間又過去了幾分鐘，
時間又再過去了幾分鐘，
「我就說怎麼那麼久還沒上來！原來是在這摸魚啊！」
來自上方的大嗓門笑聲驚醒了我。（我驚訝的是自己還記得周叔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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