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國運進行二戰後首次動員：等待普京與俄羅斯的，是1917或1945？

1917年：戰爭泥淖引爆政權危機

1917年，由於涉入一戰戰場付出慘重死傷，社會治理凋敝，俄羅斯帝國在民怨沖天下爆發了「二月革命」，自由派、帝國軍官和貴族強逼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退位，建立臨時政府。同年11月，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俄國，俄羅斯隨後陷入長達5年的紅白內戰，舊帝國疆域內的各民族亦同步展開武裝獨立運動，經歷一陣翻天覆地的血腥鬥爭，蘇聯乃於1922年正式成立。

而回顧1917年變局的起源，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堪為關鍵。該年7月24日，俄羅斯帝國開始進行軍事準備，並於7月30日正式全國總動員，以保護塞爾維亞王國的名義，與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全面開戰。戰爭之初，愛國情緒湧動在社會各角落，原本厭惡沙皇的民眾還自發組織了反德示威；然伴隨戰場失利和國內經濟崩潰，厭戰情緒逐漸侵蝕人心，「二月革命」乃於1917年拔地而起，羅曼諾夫王朝實質滅亡，但臨時政府仍不顧國內厭戰情緒、堅持繼續參戰，最終在工業與交通混亂、物資供應不穩、民眾普遍不滿的情況下，於「十月革命」的怒火中灰飛煙滅。

雖說在共產革命史觀論述內，1917年具有正面的歷史意義，「十月革命」尤其被視作「震撼世界的偉大歷史事件」；但由俄羅斯政權更迭的視角來看，1917年可謂是相當紛亂的一年，戰爭激化了民眾與政府的對立，並讓本就沉重的經濟治理問題每況愈下，最終厭戰情緒化作奪權者的火種，催生了政權更迭與混亂燎原。

放眼當下俄羅斯，若先不論普京與沙皇政權的差異，單就捲入戰爭泥淖、無法應對民眾厭戰情緒，導致政權垮台這一點來看，1917年確是普京與俄羅斯未來結局的極端可能之一。

2月24日「特別軍事行動」開始時，俄軍雖在擊潰基輔的抵抗意志上功敗垂成，卻終究是在4月轉入頓巴斯後穩定推進，並成功打通了連接克里米亞的陸橋。然在6月底至7月初，俄軍相繼攻佔烏東重鎮北頓涅茨克（Sievierodonetsk）和利西昌斯克（Lysychansk）後，其進攻步伐便持續減緩，原因或是後勤補給不力、彈藥不足或人員休整；8月下旬烏軍開始了多次反攻，雙方實控線又再度劇烈變動，最終烏方雖在赫爾松（Kherson）付出慘重死傷且收穫不大，卻於哈爾科夫（Kharkiv）成功收復超過2,000平方公里失土，包括巴拉克列亞（Balakliia）、庫皮揚斯克（Kupiansk）以及伊久姆（Izium），並將戰線推進到了俄烏邊境以及哈爾科夫州與盧甘斯克州的州界附近。

此一戰況變化，暴露俄方兵力部署不足的隱憂，並在俄羅斯內部引發質疑，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前副主席納德茲丁（Boris Nadezhdin）便於節目上抨擊，稱普京「遭到誤導」，俄羅斯接下來只有兩條路可選：全國總動員，或是與烏克蘭和談。

然而普京曾經承諾「特別軍事行動」不需進行戰爭動員，且其亦心知肚明，一旦進行全國總動員，原本置身事外的一般民眾就須承受家人戰死的傷痛，經濟運作也將受影響，連帶普京的支持度也必然不保，故其始終不願孤注一擲。但如今戰場實況顯然已無猶豫空間，就算要犧牲民意支持，普京也只能兵行險招，開始進行局部動員，同時以各式措施防止民眾抵觸與社會暴亂。

9月20日普京講話前一天，俄羅斯國家杜馬便通過法案，加重對全民動員和戰時狀態下某些犯罪行為的懲罰措施。其中部分條款將自願被俘（無叛國行為）、擅離職守等情況的最高刑期設置或提升為10年；如在戰時或動員期間違抗上級，其量刑則更高；戒嚴等狀態下的「特大規模」掠奪和破壞行為將被判處1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根據法案內容，如未能按時完成國家國防訂單（GOZ）的交貨目標且造成較大損失，將被判處最高10年有期徒刑。但儘管如此，局部動員消息一出，俄羅斯依舊爆發了離境潮與反動員示威，顯然多數民眾並未做好心理準備。

而對普京來說，三股情境脈絡的交織作用，可能觸發1917年的政權垮台結局：第一，民眾反抗動員的情緒持續洶湧，形成全國規模的示威串聯；第二，美國等西方勢力趁機發動宣傳戰與政治滲透，策動俄羅斯爆發顏色革命；第三，克里姆林宮進行多次局部動員、甚至全國總動員後，戰場情況依舊不見起色，導致部分政治精英起而挑戰普京的執政正當性。

而若普京政權當真垮台，接手的究竟會是西化派或強硬派，目前尚難準確預料。但若由西化派接手，則俄烏戰爭可能走向和談，俄羅斯極有可能被迫做出巨大政治讓步，對象不僅是烏克蘭，更包括西方。

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

然而，俄烏戰爭也可能走向1945年的結局，即在經歷全民浴血奮戰後，迎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

1941年6月22日，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譯作希特勒）突然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並夥同匈牙利、羅馬尼亞、芬蘭等國軍隊，發動閃擊蘇聯的巴巴羅薩作戰計劃。蘇聯領導人史太林（Joseph Stalin，又譯作斯大林、史達林）乃於7月3日發表演說，號召蘇聯人民起身抗敵。同年8月，超過60萬蘇軍在基輔戰役中被殲滅；11月，德國中央集團軍已逼近莫斯科城下，史太林乃於11月7日舉行莫斯科紅場舉行閲兵式，發表重要講話，受閲的蘇軍部隊則從紅場直接開赴前線；12月，德軍遲遲無法於莫斯科戰役中獲勝，只好被迫改閃擊戰為持久戰，並將重兵調往南線，對伏爾加河地區的重要城市史太林格勒發起猛攻。

1943年2月，蘇軍在慘重傷亡下贏得史太林格勒保衛戰，德國第六軍團約33萬名德軍士兵全部被殲，此後德軍一路敗退，蘇軍逐漸掌握反攻節奏；1945年2月4日，史太林參加雅爾塔會議，蘇聯以其擊潰德軍的戰功，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成員，並將波蘭等地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1945年5月，蘇聯紅軍攻克德國首都柏林，希特拉自殺身亡，納粹德國宣告無條件投降；1945年8月8日，蘇聯撕毀《蘇日中立條約》對日宣戰，同時發起八月風暴行動，並於一周之內擊潰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國軍；8月15日，裕仁天皇宣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乃以同盟國的勝利告終，史太林也於同年獲取蘇聯大元帥軍階。

綜上所述，偉大衛國戰爭雖讓蘇聯軍民付出傷亡代價，卻讓蘇聯獲取掌握國際秩序與格局的機會：戰後蘇聯不僅成為聯合國五常，更在冷戰時代統領共產陣營，與美國展開超過半世紀的兩極對峙，是構成「後二戰秩序」不可或缺的半壁江山。

當然就俄烏戰爭的爆發而言，戰爭發起方乃是俄羅斯，與衛國戰爭中蘇聯受德軍侵略的背景不同，且今日俄羅斯也不可能容忍大量軍民死傷的場景重演；但綜觀眼下俄羅斯孤身對決北約、甚至不得不發起戰爭動員的情境，確實與偉大衛國戰爭的背水一戰氛圍如出一轍：如若失敗或陷入泥淖，將可能觸發前述的1917年結局；如若成功迫使烏克蘭接受俄羅斯的政治要求，或是解放頓巴斯全境，則俄羅斯等於成功挑戰了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宣告西方宰制一切的時代已然過去，多極化將成主流，普京亦可能邁向權力之巔，並獲取史太林般的歷史地位。

細究眼下的局部動員，其預計能在三大目標上發揮效果：第一，緩解俄羅斯兵源不足的問題，畢竟俄烏戰場對峙線超過1,000公里，且烏克蘭早在2月便已全國總動員；第二，協助鞏固9月27日以後的公投結果，據俄媒20日報道，盧甘斯克、頓涅茨克、赫爾松和扎波羅熱將於9月23日至27日舉行入俄公投，四地的俄控區約佔烏克蘭領土的15%，面積大小與匈牙利相去不遠；第三，向北約與西方陣營展示決心，表示自己為了算地緣政治總賬，不在乎犧牲民意也要進行戰爭動員。但雖說如此，動員效果如何依舊有待觀察。

對普京而言，要觸發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結局，需要以下情境脈絡的共同促成：第一，俄羅斯必須提高宣傳與維穩力道，避免「顏色革命」之火燎原；第二，俄羅斯應竭力避免在戰果未顯時進行多次動員、甚至一路升級為全國總動員，否則政權垮台風險將直線上升，而莫斯科未必能撐到勝利來臨那日；第三，既已動員，便至少要達成「解放頓巴斯」的戰場成果，同時避免公投入俄四地重演哈爾科夫撤退的狼狽，而最理想的收穫，便是搭配「斷氣戰」迫使西方放棄對烏克蘭的支援，最終讓基輔與俄羅斯簽署協議，同意修憲承諾不加入北約與縮減軍備。如此結局對普京而言，可謂實現行動之初「去軍事化」、「去納粹化」的目標，是最能對內交代的戰果。

當然，1917年與1945年都是相當極端的結局，俄羅斯更有可能走向混合式命運，例如最終成功解放頓巴斯但普京失勢，或是尚未解放頓巴斯但俄烏簽訂暫時停火協議，前線對峙由此長期化等。而不論結局為何，俄烏戰爭早已衝擊後冷戰國際秩序，不論是俄羅斯、烏克蘭或世界，其命運都將因這場衝突而改寫。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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